他是红军缔造者之一，1934年投敌叛变，后因家庭纠纷被蒋介石处决

“杨县长，走吧，该上路了。”1946年4月12日，南京雨丝不断，看守用雨衣袖口擦了擦步枪，催促声透着凉意。被押解的杨岳彬微微一怔，似乎还想回头再望一眼身后的雨巷，却被推搡着踏进潮湿斑驳的囚车。三年前，他还自信满满地给河南那座小县城评“模范”，此刻却要用生命偿还种种旧账——其中最重的一笔，竟是曾被他视作后路的那场“二房风波”。

许多人第一次听说杨岳彬，是在井冈山。1927年，他只有十九岁，身板不算魁梧，站在红四军的队列里，却嘴里一口一个“群众路线”，让老兵暗暗称奇。更早时，他在湖南华容乡下组织农协会，白布长衫被捅破好几处仍挺胸演讲，本地父老给他起了个绰号——“拼命三郎”。同龄人还在念私塾时，他已将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农民夜校串成一张网，靠的不是背景，而是一副不服输的狠劲。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情绪低落。那天夜里，一名营长跑来要他批两面新红旗。杨岳彬收起账本，脱口而出：“这红旗还能打多久啊？”他话一落，篝火噼啪炸响，周围气氛瞬间僵住。营长脸色大变，隔天整支部队私下流传起一句问号味十足的口令——“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多年后回忆，部分老红军仍认为，这句丧气话像细小裂缝，慢慢侵蚀了边界军民的信心。杨岳彬自己也承认：“我那一嘴快，确实添了乱。”

有意思的是，中央很快给了他更高位置。1930年1月，红一方面军成立，他年仅二十二岁，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列入所谓“四巨头”。任职不过数月，临时中央迁入赣南，博古、李德掌权，强调“堡垒对堡垒”，强攻硬守。杨岳彬起初不以为意，见到几场失利，公开顶撞：“敌强我弱，硬拼只会添尸体。”顶撞的下场很快来到：兵权被剥，两个月后被关进土牢，放风时只能听到远处枪炮声。反“围剿”第五次战役中，他腿部负伤，连夜转移时瘸得厉害，还被留在瑞金坚持“游击”。

携伤在身、粮弹见底，信念不再坚固，这一套组合拳足以击垮绝大多数人。1935年4月，瑞金上空传来敌机的嗡鸣，炸弹把周围稻田炸出黑洞。杨岳彬咬咬牙，趁夜色带着妻子潜出封锁线，投向国民党。他写了三万余字“情报自白书”，把苏区地形、粮草位置、干部口令悉数交出，自认诚意十足。可当时红军主力早已在川滇边缘行进，他的材料价值有限，负责接收的南昌行营官员拍拍他的肩膀：“也算够意思，先委你个县长干干吧。”

于是，河南内乡多了位“杨县长”。不得不说，他在地方治理上确有一套：修路、整合保甲、调解田赋，县财政竟出现小幅盈余。三年里，他的名字频频登上《中央日报》地方版，外人看他春风得意，可国民党高层已把他当成可有可无的“编外人物”——情报不再新鲜，身份又尴尬，更难参与核心事务，他成了典型的“边角料”。

1945年8月抗战结束，杨岳彬回湖南探亲，席间结识了当地望族千金刘东秀。刘家图他县长名片，他看中刘家的商号货栈，两厢情愿，草草成亲。问题在于，他的原配仍活着，而且性格泼辣。次年春节，杨岳彬带刘东秀回县城，两房同处一院，争吵声三天两头惊动邻里。4月初，冲突彻底失控，原配持剪刀将刘东秀刺成重伤，后者失血过多身亡。血案震动三湘，两天后刘家三个女婿——均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直奔南京，上书陈诚。

蒋介石最待见这种“现成把柄”。他指示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迅速逮捕杨岳彬，罪名却不是“家庭凶杀”，而是“督办戡乱不力、纵容匪谍”。对方心里门儿清：处决一个前共产党高官，既能立威，也能释放对刘家的交代。4月12日，军法处用七条罪状判他死刑。宣判那天，他抽出纸笔，写了封求情信，第一句还是强调自己在内乡的“模范政绩”。看守看完咧嘴冷笑：“县长大人，外头已不是你说了算。”

行刑场在雨雾深处，泥泞没过脚背。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见证者寥寥，但这枪声足够提醒世人：背叛与投机，从来换不来真正的安全感。杨岳彬的一生，起于坚定，毁于动摇；成于锋芒，也败于锋芒。他曾试图在信仰与功名之间左右逢源，最终却两头皆空。倘若要给他的人生作注，只能说——人在风口浪尖，最怕立场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