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刺破的母职真相，多少东亚家庭都难以逃脱

李停写了两本以母女关系为核心的小说。她说，母亲当然有局限性，她想把母亲的沉重掰开、揉碎，她不想成为一个追求满分的妈妈，正如她小说里写的，“没有完美的妈妈” 。

我们是否曾想象这样的未来：养老院被改造成儿童院，特殊儿童被送入空岛疗养院，育儿专家和官方机构深入家庭内部，监控母亲的育儿行为——一切为了孩子，这却成了妈妈噩梦的开始。一旦母亲未达标准，就将面临严厉的“母职惩罚”。
这是作家李停的小说《水在岛中央》中的架空设定。 叙述者“我”（珍）是一位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所在机构即将被改成“儿童院”，老人面临驱逐。在搬离前，一位调查空岛事件的女记者（琼）闯入了她的生活，最终却因被认定未完成母职被捕。
2023年，李停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间》（以下简称《小山》）引发了现象级讨论，它以母亲和女儿的双向视角呈现了代际冲突。而新作《水在岛中央》依然聚焦母女关系，结合老龄化、少子化、特殊儿童等议题，给出了更极致的观察。

《水在岛中央》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图/受访者供图）

我带着诸多好奇，与远在东京的李停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访谈。我们聊到了小说的虚构与真实、中日家庭文化差异，以及作为90后母亲和女儿，在代际关系中的自省和疗愈。
她透露，小说叙述者的原型来自她在养老院遇见的一位老人，两人建立了真心相互聆听和倾诉的连接。“我想知道，一个人活到七八十岁，会记得什么、遗忘什么；如果自己被抛弃，她将会如何自我保护？”
2年前，因一位远嫁日本的网友吐槽中国妈妈“不体面”，她写下《小山》为母亲发声。如今，她依旧在为“妈妈”发声。只是，这次她将母女关系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之下，镜头也更贴近于自己。
以下整理自李停的自述。

一个正在逼近的“未来”？
有些读者认为这本书令人“毛骨悚然”。开篇第一句话就营造出对立感——“把‘养老院’的门牌换成‘儿童院’，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
有人在开头“机器护工”的字里行间读出未来感，也有人觉得这是正在逼近的未来。生育率走低，老龄化日益加剧，小说里的学者说得更露骨：“社会的重心应该放在年轻人和孩子身上，如果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我们还有未来吗？”
书出版后，经纪人转给我一则新闻：日本有位经济学家提议将资源从老年人拨给儿童。她说：“你的书已经变成了现实。”我毫不怀疑，当下的我们正在往一个方向倾斜而去。小说并没有设定具体时代和地域，也没有科幻色彩，因为我想写真实的、共通的感受。
这个故事源于2015年在北京（我所经历）的一幕。中午我坐着公交车，路过福利机构，看到一位坐轮椅的老人闭眼晒太阳。傍晚我原路返回，他仍一动不动在那儿。我突然泪目：这不是什么温馨的画面，一个白天快过去了，并没有人把他推回去，他可能已神志不清。
我写下这件事，它一直留在我的备忘录里。后来我特意去找那家机构，但它原来的牌子不在了。当时有个像工作人员的人，不屑地审视我，摆手说：“你要找谁？这里的老人都走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走吧。”我那天很伤心，内心也有种无力感，隐约觉得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图/《死亡护理师》电影截图）

小说叙述者的原型，是我在日本养老院做志愿者时遇到的一位老人。她很善谈，起初以为我是记者，话语中保持着距离。直到我分享育儿生活，她才放下戒备，聊起童年琐事：兄弟姐妹一同偷偷舔了家里唯一一块糖；不想吃饭就用牛奶泡饭；作为老幺，她被欺负时只想向父母撒娇。
我清晰地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屏障倒塌：最初我能感觉到她在维持长者风范，背后隐藏着孤独和脆弱，她在说话的时候带着些试探，看我有没有兴趣听她说话。等到熟悉了，她在谈话时整个人是放松的姿态，不在乎我是外国人，有什么目的。
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非常珍贵的东西，当我们真心去听，别人就会用真心告诉你，最后我们会达到某一种内心的共鸣和相互感知，内容本身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这也是我在小说里设计女记者与在养老院的孤寡老人交流的初衷。我想象自己到了七八十岁，会记得什么，什么最重要。如果有一天突然来一个人，想从长者嘴里听到点什么，长者会怎么面对？
我不想写暗黑的、深刻批判人性的悬疑小说，只想写出这种细腻真实的感受。

全部的世界和全部的答案， 都写在妈妈脸上
《小山》里，我虚构了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以及大时代背景下意外失去孩子的故事。但母女相处的细节大多是真实的，来自我自己和朋友那儿听到的事。
当时一个远嫁日本的女孩评论说，日本婆婆开明、有品位，而自己的妈妈只会催婚、催生、聊琐事，认为自己的妈妈“不体面”。
“不体面”这个词刺痛了我，可能因为我刚成为母亲。我想如果孩子这么看我，我会有多难受。于是我代入了母亲“任蓉蓉”的角色，以她的视角来写她的故事。
《水在岛中央》也有《小山》的影子。比如珍回忆起自己与日本丈夫，与她母亲相处的情节，让人想到《小山》的母女和婚姻故事。
珍从小目睹母亲偏心地照料身为特殊孩童的哥哥，而哥哥被送往空岛疗养院后意外丧生火海，母亲因此陷入了一生的自责。珍因此逃避成为母亲，选择丁克，“妈妈真的爱我吗？”成了她一生的课题。即便母亲试图弥补关系，珍仍用语言包裹的针刺痛母亲。后来她才意识到，母亲的爱是自然的、无需证明的。

在日本湘南的海岸边遛娃。（图/受访者供图）

有人好奇我为何总写母女关系。现实中我和母亲相处相对轻松，她对我没有过多的控制和期待，信任并理解我。我是安徽人，父母都是医生，去年刚退休。母亲对我留学、定居日本、与当地人结婚生子的选择都持支持态度。
《小山》出版后，我问母亲觉得怎么样，她只简单回答“挺好的”。我跟她日常的交流很含蓄，靠“真心猜真心”。童年时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中午下班后，她穿着白大褂在厨房里做饭，做完来不及脱白大褂，又赶去上班。
在异国，我常通过微信的只言片语猜想她的表情和语气，我敏锐地觉察她的情绪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微妙的默契。平时她都是秒回，有一回，我说本来计划今年回国，但突然回不了了，她隔了很久才回“好”，我就知道她可能是有情绪了。
《小山》写于我刚成为母亲的阶段，而《水在岛中央》里多了孩童的视角：珍是个孩子时，她会敏锐地观察妈妈的情绪变化，就如同女记者琼的女儿泉，坐在角落观察着妈妈的一喜一忧，妈妈的情绪会牵动女儿的心。
成为母亲之后，我常回溯我与父母的关系。在与孩子相处时，我不自觉地在父母与孩子的视角之间切换。 就像书里写的，小孩三岁时就能感知母亲的情绪。如果我笑得很开心，他也会莫名大笑，因为他们真的会在意妈妈，知道妈妈开心时的氛围是最舒服的、最安全的。
昨天几个朋友到家里吃饭，我一边给两个孩子准备食物，一边招待客人。饭后我让孩子去看平板电脑，他就大声对大家说：“妈妈都还没吃饭。”我突然愣住了，我居然忙到忘记吃饭。我也没想到他一直在观察我，等我吃饭。

最厉害的母职惩罚 只能源于母亲自己
《水在岛中央》里，儿童部和专家对母亲的监控让人窒息。女记者琼因为育儿时情绪失控被捕，珍的母亲因送哥哥去空岛而一生自责，珍因原生家庭问题逃避成为母亲。小说里有一段珍听到别人谈论育儿的琐碎小事，我写道：“就像很多人不理解鸟的习性，不理解海洋生物的作息那样，这本来无可厚非。”
写完《小山》，有人问我：什么是母女和解，当母亲是一个和解的必要条件吗？我当时说，这只是和解的一种契机。但我现在觉得，没当过母亲，确实很难理解母亲的习性。
我理解现在很多女生不生孩子的选择。我最好的朋友四十多岁，在日本养老院做护工，我能觉察她一直苦于母女关系，非常害怕成为她的母亲那样的母亲，所以逃避。

（图/《坡道上的家》日剧截图）

这是恶性循环——她的母亲不快乐，孩子长大后自然不愿做母亲。现在女性的选择权更大了，我们会参照自己母亲的育儿状态做选择。
我感激妈妈给我自由选择的机会。当初读电影剧作专业，身边没人支持我，只有她陪我坐着绿皮火车到北京艺考。她从不规定我必须怎么做。成为母亲后，我也想给孩子自由的空间，这是母亲给我的精神财富。
当然，母亲那代人有局限性，也有我想改变的地方——她穿着白大褂做饭这种沉重的母爱特质，我想给它掰开、揉碎了。我不想成为一个追求满分的妈妈，正如珍对琼说的：“没有完美的妈妈” 。
现在人们常谈论有毒的母女关系和原生家庭，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隐形的母职惩罚。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困境，我们更应该看到母辈的局限，而不是加深对立。
小说里住着特殊孩童的“空岛”疗养院灵感，来源于我认识的孤独症孩童的家庭。我们常对这类孩子贴标签，而“空岛”的设定是未来的社会将他们与普通孩子区隔开，美其名曰为他们提供“理想纯净的环境”。 小说里因为哥哥被送去空岛，珍的父母之间产生了分歧。我认识的孤独症儿童母亲一直为是否送孩子去日本的支援班级（类似国内的特殊学校）摇摆。她搜集各种资料，想给孩子最好的选择。
过程中她与丈夫产生分歧，夫妻分开的导火索是丈夫的那句话：“你不相信孩子能在普通班级过得好，才想给他特殊的庇护。”这句话击垮了她，即便还未做最终决定，她却一直自责。
社会的母职惩罚已足够密集：网上陌生人的挑刺，专家教育妈妈情绪要稳定，长辈的指指点点。母亲作为第一养育人，做得好，没有人会给母亲情绪价值；做不好，则全归咎于她。可最厉害的母职惩罚，只能源于母亲自己。
在日本，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怀疑邻居家虐待孩子，一定要报警，因为确有案例，报警后专家会介入评估。听起来荒谬，但可理解，因为大家都珍惜孩子。但有没有人想过，母亲在这般严苛的监视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图/《坡道上的家》日剧截图）

小说中，在母亲去世前几天，母亲指着一盒彩笔说某个颜色衬哥哥的肤色，珍鼓起勇气，问母亲自己适合哪个颜色，母亲想都没想，就指向另一个颜色：“你当然适合这个颜色。”

“当然”这个词让珍痛哭——她突然意识到母亲事事也同样想到自己，没必要说出口的“爱”如此自然而然。
这个词的灵感来自于我的生活：有一次，我边忙工作，边计划着带儿子出门。他哭闹要陪伴，我失控对他大吼。他哭着说：“我只想问带哪个玩具出门。”我突然泄气，指着他最喜欢的玩具说：“当然是这个，我肯定会带你去的。”
他立马不哭了，从他的情绪转变，我意识到有些时刻妈妈容易跟孩子理解错位。如果我没有表达清楚，他不会懂，他在等我的关注和回应。只不过我被其他事缠身，没办法时刻有求必应。这就是一个妈妈真实的日常。

珍贵不是交换而来，而是付出
写作不是我的本职，我忙于经营一家小型咨询公司。它与文字无关，但时间自由。白天除了接送孩子、理账，我每天较为连贯的写作时间在上午或下午的两个小时，晚上是家庭时间，8点多陪着孩子早早睡觉了。
本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剧作后，我在北京工作过三年，做过编剧、翻译，而后到位于东京的日本法政大学读日本文学，直至博士毕业。我的导师是小说家岛田雅彦，他让我先修一年经济学，说“经济学是最低俗的文学”，他的意思是文学中的人物关系跟经济学的逻辑构造密切相关。
“经济学是文学的基础”这句话影响了我。我理解那些为谋生奔波的人。在日本留学的几年间，我阴差阳错地认识了我的丈夫。他是一个与我完全不同，但有丰富精神世界的人。他会看我的小说，给出的建议，大多由我欠缺的社会结构视角出发。

爸爸在附近的公园带娃。（图/受访者供图）

他日常看待周围事情的思维也与我很不一样。例如，最近我们家附近的公园有棵树被锯掉，我丈夫非常执着，他用手写信的方式向地区政府询问原因。对方给他的答复很真诚：因为这棵树已经倾斜了，怕它有一天突然倒下砸到过路行人。
因为一棵树，他们书信往来了几个月。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在意，他说纳税人有权利知道政府的决策有没有把我周边生活的基础设施变得更好。地区政府后来向他展示了砍树的决策过程、费用等流程细节。我发现他们很在意环境变化，觉得有知情权和决定权，哪怕砍一棵树。
小说里有一段情节：日本丈夫听不懂中国岳母的话，女儿在中间胡乱翻译。这个戏剧性的设计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中我的母亲和我的丈夫并没有过现场交谈，都是通过电话由我转达。语言是有壁垒的，哪怕只用母语中文也是如此，更别说他们说着中文和日语，但我想象，如果我们三个人在场，我也可以在中间随意翻译。
日本的亲缘关系与中国不同，亲人之间没有这么深的羁绊。我的日本婆婆很有边界感，不想麻烦年轻人，也知道如果跟儿媳处不好没有好处。我们日常的来往是彬彬有礼的：我定期给她发孩子的照片，她定期给我们寄东西、买玩具。如果一年能带孩子见她一面，她就跟过年一样开心。
国内常谈婆媳矛盾，日本却很少见。丈夫的姐姐与婆婆母女关系冷淡，彼此之间没有交流，我发现即便我婆婆要去养老院做复健，她的女儿都会交给专业的陪同护工或者复健师负责。
婆婆会在饭桌上跟一家人讨论财产分配事宜，因为日本有继承税，继承遗产得抽10%至50%的税，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在生前开始安排，避免经济纠纷。如果在国内，我们会比较避讳在餐桌上谈论死亡和财产分配，而且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更重。
写作不能成为我的本职，因为我还有孩子，我得考虑现实，而且我有自己想保护的生活形态，我认为任务式写作很难完全真诚。我看的女性作家作品并不多，我也不想只被定义为女性作家。我喜欢毛姆、石黑一雄、约翰·斯坦贝克。我只写自己觉得非写不可，不写就会满溢的东西，而且它得贴近我的内心世界。

横滨的海。（图/受访者供图）

在小说的结尾，女记者琼发现自己是空岛出生的孩子，原名为“泉”，从小被送养到普通人的家庭，她代表了空岛的希望。这是我想表达的“水在岛中央”的含义：与其说代表希望，不如说是换个角度看世界。
育儿压力与母职困境是很沉重的，但如果我们不去计较周遭，只关注与孩子的情感连接，我们与孩子一起笑过的瞬间是非常宝贵的。在庞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之下，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最为珍贵。
正如小说最后珍在写给琼的信里所说：“真正珍贵的东西，不能用来交换，只能用来付出。”世界也许不会因个人的愿望而改变，但知道自己被爱的事实，会改变一个人的全部。
作者 | 谢无忌 编辑 | Felicia 题图 | 《坡道上的家》剧照 运营 | 邓官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