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颍川士族能够在东汉末年快速崛起？

在东汉中期之前，司马懿所在的河内司马氏都只算是天下二流士族。

甚至司马懿的曾祖父都还只是豫章太守，身处远离中原的偏远之地。

让司马氏家族命运出现重大转折的，是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

在扳倒外戚梁冀之后，士族迎来一波快速发展的风口，饱读诗书的司马儁抓住了这个机会，在顶级士族的提携下得以出任颍川太守。

司马儁因此得以找到了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颍川士族。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颍川士族能够继南阳士族、汝南士族之后，在东汉末年快速崛起？颍川士族的崛起对河内司马氏来说，意味着什么？

颍川士族

为什么颍川士族会在南阳士族之后兴起，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区域性士族集团？这是一种偶然吗？

对此，有些人会拿出颍川的硬件条件来解释。

颍川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中枢，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

颍川周边的据点都是雄踞天下的战略要地。　　

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黄帝出生于此，夏禹也建都于颍川。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　　

颍川、南阳是古代夏族人居住的地方。夏人崇尚忠厚朴实，至今仍保留着先王的遗风。

南阳最先成为夏朝都城。

邓为禹都。

也就是说，夏朝之初，大禹就将如今南阳境内的邓州作为都城。

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位。启以阳翟（在颍川境内）为都城，在阳翟钧台举行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众多的氏族部落首领。这样夏朝就正式成立了。

颍川的开发时间稍微比南阳晚一点，所以一开始在发展规模上略逊于南阳。

但颍川也颇具后发优势。它在上古时期，就已成为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到了秦朝时，颍川郡成为天下36郡之一。那时颍川已相当繁华，辖“17城，户263440，人口1436513”，是天下除京师之外最大、最富有的城市。

地处中原腹地，开发较早，开放程度高，资源和人口丰富，这让颍川想不冒头都难。　

颍川虽然发展后劲大，但还是存在一些短板：

1、活在洛阳的阴影下

秦汉时期，洛阳、邯郸、临淄、宛（南阳）、成都被定为“五都”，成为全国性经济中心。

为什么颍川阳翟没能列入其中呢？只因颍川太靠近洛阳，其区域的政治经济功能被洛阳所覆盖。　

2、兵家必争之地

颍川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所以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战国时期，秦兵由东而来进攻中原时，很多大的战役都发生在颍川一带。在西汉末年，绿林军赤眉军起兵后，位处中原核心地带的颍川郡也成为了各方势力拉锯的战场。

而南阳地理位置更偏南一些，且南阳盆地地形封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区域空间。

这些因素导致颍川在东汉前期发展不如南阳。

颍川所在地

但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因为颍川成为了士人聚集的中心。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洛阳作为东汉都城，自然是天下士人聚集的中心。而颍川靠近洛阳，自然也颇受熏陶，具备了富饶的人才土壤。

到了东汉中后期时，颍川名士声名渐起，出现了“颍川四长”。

颍川四长指东汉时期颍川郡陈寔、钟皓、荀淑、韩韶四位以德行著称的名士群体。

他们是以陈寔为首的东汉名士群体，由同郡四位县级官员组成：

陈寔是永城县太丘长，钟皓是林虑县长，荀淑成为东汉名士代表，韩韶是嬴县长。

这几人都颇有德行。

陈寔曾任太丘长，以“梁上君子”典故感化盗贼的事迹被载入《后汉书》；钟皓在林虑长任上采取剿抚并用策略稳定局势并兴办官学；韩韶任嬴长时通过开仓赈济实现“道不拾遗”的治理效果。　

颍川群体事迹受到李膺“至德可师”的赞誉，太史令更是据此观察出“德星相聚”的天象。

颍川士族借助靠近洛阳的便利，快速打响了区域士族群体的品牌。

随后的党锢之祸，让洛阳士族深受打击。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

刘志大怒，诏令全国逮捕李膺、陈寔等二百多个“党人”。有人逃走，刘志就悬金购赏。一时间，到处是捉拿“党人”的使者。

一些在洛阳的名士来到了颍川躲避祸事。

比如陈寔在党锢之祸中入狱，之后被赦免后回到颍川平心率物，德冠当时，为远近之宗师，与其子纪、谌名重于世，父子三人时号“三君”。

寔在乡闾，平心率物。

荀淑上疏讥讽势焰熏天的大将军梁冀，在当时名动一时，太尉李固、司隶校尉李膺都尊崇他为师。后来他去职还乡，悠哉治学，赋闲农桑。

就这样，士人汇聚到颍川，又将颍川士族的影响带往全国。　　

借助好名声，颍川四长的家族后裔形成颍川望族。

比如荀淑弃官归里以后，闲居养志，率族躬耕，勤俭持家，发展经济，至使产业倍增，成为富豪家族。　　　

荀淑的八个儿子秉承了乃父风范，俱以文化见长，时人称之为“荀氏八龙”。八龙弟兄，名望同噪，尤以六龙荀爽名重天下，颍川有“荀氏八龙，慈明无双”的说法。慈明即荀爽的字，史官称赞说：“二李师叔，八子继尘”。其中荀爽最为知名，官至司空。

到了孙辈则更为显赫。荀彧助曹操迎汉献帝至许，被比作张良；荀攸随曹操南征屡献奇策。后来到了晋朝荀氏子孙已然身居显职。

荀氏八龙

除了客观优势和历史潮流之外，颍川士族还很好地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

他们虽是士族，但并没有固守成规。

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

当时宦官、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张让父亲死后归葬到了颍川郡。虽然郡里很多人都去出席葬礼，但名士一个都没去，这让张让感到很没面子。而陈寔就独自上门去凭吊。

张让很感激陈寔，所以到了党锢之祸时，给陈寔提供了保护。　　

士族和宦官，向来都是死对头。陈寔未雨绸缪，没有与宦官死磕到底，为自己争得了一线生机，这种态度无疑是明智而务实的。　

此外，颍川士族十分大气地与汝南士族合作。

何进秉政，征海内名士（荀）攸等二十馀人。攸到，拜黄门侍郎。　　

公元188年，何进与袁绍（汝南袁氏）结盟时，颍川名士荀攸、陈纪被征召参与朝政，显示两地士族在关键政治事件中的协同。

与南阳士族、汝南士族相比，颍川士族虽起步较晚，但他们立足自身优势，善于造势和借势，最终弯道超车，在东汉中后期实现快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