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的长子高毅，被安排参加“4821”计划，晚年感叹：我已知足了

提起高岗，很多人不陌生，当年有道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就是这个“一马当先”，但是他陨落的速度很快，之后鲜少被人提起。

而高岗的长子高毅，更是长期不为人所知，高岗有两任妻子，父母包办的杨芝芳，以及之后自由恋爱的李力群。

高岗的六个子女中有五个都是和李力群所生，仅有长子高毅是和杨芝芳所生，而高毅的人生，可谓挫折崎岖……

令人同情的“高干子弟”

高毅虽是高岗之子，但是他的人生轨迹和自己的父亲并无太多交集。高岗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在少年时得到了前往苏联的机会……

在刘志丹等人主导陕北革命时，高毅和母亲杨芝芳在陕西横山的老家，差一点就被地主卖掉，幸好杨芝芳的哥哥，也就是高毅的舅舅，及时将两人送走。

陕北根据地建立后，两人才来到根据地瓦窑堡，杨芝芳在此正式参加革命，后入党，并且成为当地的被服厂厂长

这份工作杨芝芳干的非常卖力，她带领延安的妇女干部一起买布、染色、剪裁，最后送到群众家中制作衣服，部队的大多数服装，都是杨芝芳想办法解决的。

因此她和毛主席以及周总理见过很多次，对杨芝芳的贡献，党是认可的，高毅在来到延安后，就被送到小学读书。

1939年周总理骑马摔伤，不得不前往苏联接受治疗，陈伯达的儿子、陈昌浩的儿子以及刘氏兄妹，外加高毅与孙维世，一起随周总理赴苏。

来到苏联后，几人就被安排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他们经历了卫国战争，但是因为年龄小没有上战场，只是从事一些后勤生活。

那段日子很苦，苏联的情况没比中国好到哪里去，食物需要供给，肉蛋奶很少，几乎天天吃不饱，但是高毅都坚持下来了。

1947年哈尔滨解放，高毅回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工大预科学习。因为在苏联的长期生活经历，高毅的中文说的不太好，后来也一直说不好。他和妻子在家关起门来都是讲俄语，过“苏联生活”。

在哈尔滨停留一年后，高毅又回到了苏联读大学，当时高毅是和其他20名烈士子女及中央领导人子女一起前往苏联。

因为是1948年出发，一共21人，所以被中央称之为“4821”计划，这21人后来在中苏交恶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挫折。

直到1951年才在父亲的要求下提前回国，进入哈工大继续学习，准备早些投入国家建设。

在此期间高毅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早年闯关东来到东北，九一八后不愿意被日军统治，因为向南跑不了，只身向北来到苏联。

后加入苏联红军从事情报工作，“八月风暴”行动后，此人来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也就此留在中国。

宋丽达为其父和苏联俄罗斯族妻子所生，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后来两人结了婚，再后来，因为高毅的特殊身份以及宋丽达的家世，两人承受了双倍挫折。

其母杨芝芳在1938年就和丈夫离婚，因为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特殊关系，后来她的生活一直相对平稳，但是对儿子的遭遇也无能为力。

后来高毅和宋丽达被送到了咸阳纺织厂，与其相关的很多技术人员都因为他们夫妇成为了工人。

终见阳光

高毅夫妇也成为了工人，但是这段生活对于两人而言，反倒是一种心灵上的升华，他们没有什么怨言，都是建设祖国，在哪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工厂里的工人们一样是朴实的，他们对高毅夫妇很友善，宋丽达的父亲有苏联情报部门的经历，因此在中苏关系存在裂痕的时候遭到审查。

这种审查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他搞得是日本情报，所以1971年审查就结束了，他也被恢复了原职。

宋丽达和高毅当时也受到了审查，宋丽达被审查时只说自己当时还是小孩，不知道父亲在搞啥。

那时有工厂的老师傅来扒窗户对她说：“丽达，你不能寻短见，也告诉高毅，都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宋丽达的母亲当时在苏联，弟弟妹妹也都在苏联，家人来信告诉宋丽达，说在苏联都已经安排好工作了，苏联这边说随时都能回来，欢迎回来。

中方这边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去留自愿，但是选择留下，就要接受审查，什么时候查清了什么时候就算完。

但是高毅的身份也特殊，他走不掉，哪里都不能去。宋丽达不肯自己走，一方面放心不下高毅，一方面也放心不下父亲，便回绝了在苏联的家人，留在了国内。

宋丽达的父亲后来查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宋丽达一样只能留在咸阳，这是高毅的原因，他依然哪里都去不了。

直到1979年，高毅才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回到了北京，并且被安排进入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工作。

当时因为形式不同，“4821”的同学们，有的成为了总理，有的成为了部长，有的军衔是上将。

以旁人的眼光来看，高毅是“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是高毅却怡然自得，健康就好，他早已看开。

晚年退休之后，高毅也没有什么爱好，平日里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根子。

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住处不小，院子里还有游泳池，高毅也不用，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宋丽达拉着他晚上下楼走走，他也不去，只言道，你去就好。

宋丽达有时生气了，便骂他，他也不说话，笑笑就过去了。

当年“4821”，高毅的一位表哥也跟着一起去了苏联，回来后同样是郁郁不得志，毕竟是一家人。

两人退休后，一个七十多，一个八十多，表哥时常还来高毅这里发牢骚，高毅也只是听，不愿意说话。

他自己后来说：“过去的就要过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孩子去了苏联，有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已是知足了！”

“4821”的同学们一起聚会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候，大家都清楚他的为人，不说过去，但是却接受他这个朋友，他次次不醉不归。

他的故事，没有太多人知道，有人来采访他，他也不愿意接受，总是借口自己中文不好，能推掉就推掉。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知道这些故事，是因为后来宋丽达劝他接受了采访，只是多数时候，也是宋丽达说，他就是干坐着。

他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从不对生活要求太多，也不会抱怨，比起当年同去莫斯科的刘允斌和孙维世，他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他也总是这样说。

2019年，高毅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