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仍难定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桎梏

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原文是“Knowledge is power”。"power" 意为“力量、权力”，因此培根这句话有另一层含义，即“知识就是权力”。

在传统观点看来，知识和权力是两回事，知识是纯粹的，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于权力的。

但法国思想家、哲学家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是一体两面，权力的目标是用惩罚控制身体，也用规训控制知识。知识本身蕴含着权力，也在重构着人的主体，抗议和反抗权力的蔓延。

因此，我们尤其要关注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意味着知识的化身，更代表着人间的正道。可以想象，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被奉为至宝，不仅会严重误导大众认知，一旦手握权柄，更会对民族与国家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从右到左依次为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

对今天影响最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们的，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知识分子。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评价他们，不仅关乎史实与史识，更关乎现实与未来。

当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时候，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盖棺定论”。然而，几千年来的事实一直都是“盖了棺，却永远定不了论”。

同一个人，同一件他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视角下，其“定论”，常有天壤之别。

▋不识时务，却至死不悔的康有为

提起康有为，人们对他的印象，主要是以下几点：

⚫思想“建树”，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康有为思想中形似现代民主的东西，与其说是从西方学来的，不如说他自己的中国式幻想。

⚫“书生变法，三年不成”——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用激进的方式断送了戊戌变法。

⚫“欺世盗名，圣人外衣包裹下的妄人”——变法失败后，利用伪造的光绪遗诏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利益；表面宣称男女平等，自己却有好几个小妾。

然而，王人博老师对康有为的评价，却带着一抹浓重的英雄主义色彩——“唐吉诃德式的悲剧性人物”。这是因为王人博老师宪法学者的独特视角，着眼于康有为“君主立宪”的精神内核。

康有为认为，模仿英国的“君主立宪”，搞虚君，皇帝“统而不治”，只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因为中国数千年传统决定了，君主必须存在，才能安定人心，维持稳定，才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式的血腥动荡。而只有满清皇室，才具备合法性，君主立宪的路才能走得通。

对此，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分析道：康有为的宪制方案，无非就是把西方宪制的形式，和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简单的嫁接，这本身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不仅如此，康有为的悲剧还在于，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满清皇族的愚蠢和革命浪潮的到来，使得“君主立宪”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但是他仍然固执地追求他的理想，不断地投入一场场注定无法成功的冒险，直至四面楚歌，郁郁而终。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大喜过望，立即拿出一整套方案，试图重启“清末立宪”。然而，张勋对此却毫无兴趣，碰了一鼻子灰，更为凄惨的是，随着复辟的失败，康有为不得不再次逃亡。

⚫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不断串联遗老遗少，不遗余力地宣传复辟。然而，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们却对他嗤之以鼻，说康有为保皇“宗旨不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

⚫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时，距离戊戌变法已近30年了，满清业已作古，末代皇帝溥仪都已流落天津租界。而康有为却仍抱着“君主立宪”之梦，还给溥仪写了一份谢恩奏折，以表忠心。他在临终时，被满清的遗老遗少，和国民政府当局同时抛弃，真可谓食古不化。

王人博老师说：“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偏爱，对传统道德的执着，蒙住了他的眼睛，虽然有些不识时务，但是他至死不悔的精神，今天的人们应该予以理解与宽容。”

▋梁启超：一位功德圆满者的失败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绝对绕不开的人物之一，王人博老师说：

“梁启超长袖善舞、随机应变，但他绝不陶醉于权谋，他的政治手腕，都是为了实现现代性价值。这样一个政治理想，从来都是他内心最底层的压舱石。”

他与袁世凯的恩恩怨怨，是为典型。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在梁启超看来，是由于袁世凯的首鼠两端，向慈禧告密导致的，他对袁世凯，可谓恨之入骨。

然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即将就任大总统，梁启超便面临两难抉择，是否支持袁世凯？

此刻，梁启超善于妥协与务实的精神便表现出来了，他认为，袁世凯拥有强大的政治威望，还控制着全国的军事力量，有治国经验，是实现共和的最佳人选，于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愿意辅佐袁世凯。

于是，袁梁二人进入蜜月期。

但是，随后袁世凯复辟的洪宪梦，就触动了梁启超心中“现代性价值”这条红线。他先是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与袁世凯决裂。大意为，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人人得而诛之。

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启超的文章获得了全国的响应，不久，他的学生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的皇帝后，郁郁而终。

然而，现代性原则的胜利，不一定就等于现代性的胜利。梁启超坚持的现代性原则胜利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却更曲折了。

1840年以来的中国，大清帝国的中央权威越来越弱，内乱不止，动荡不安。袁世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尽管他的个人野心葬送了历史功绩，自作孽不可活。但是梁启超一介书生，根本无法稳定之后的乱局，整个中国竟然就此急转直下，陷入军阀混战。

王人博老师说：“梁启超以最大的胸襟气度，在近代中国的各方之间奔走斡旋。可是，历史的震荡，远远超过了梁启超胸襟的幅度。作为知识分子，梁启超可谓功德圆满，可是这位功德圆满者的失败也提示我们，中国的现代性转型，真的很难。”

虽然，梁启超在开启民智，推动共和，甚至个人品德上，远超他的老师康有为，但对于他的思想局限性及其根源，鲜有一语中的者，直到读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引言中这一段：

应当注意的是，当梁启超表扬西方的时候，他更多的不是为了证明中国有多坏，而是为其找出一个可以效法的目标；当他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表达愤怒地时候，只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国的现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主义。他把中国的过错更多地归结为中国历史上对自己正确的东西的背离，而不是根上的坏死......

梁启超引述中国古典，并不是为了让读者支持他的西方式的新民计划，而是提醒读者，在成为新民的过程中不能忘记对中国圣人君子的效仿。（《1840年以来的中国》P12）

▋被Liberty卡住的严复

严复在近代史中，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

一方面他是毫无争议的“近代西学第一人”——是他，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密尔的《论自由》、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并引进中国。

另一方面，他却反对革命，提倡保皇，他不剪辫子，亲近袁世凯，甚至公开支持张勋复辟。

王人博老师对如此“分裂”的严复，有过一段深刻而又独到的评价：

“他对中国立宪的道路，抱有一种绝对的理性与冷静，这种冷静源于他对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有切身的体会。西方不在他的想象里，西方在他的经历中。”

严复从13岁起，便游历英国，深受斯宾塞和密尔这些英国思想家的影响，认为在社会变革的道路上，只能是渐进的，任何激进的道路都会引发灾难，中国更是如此。

然而，严复依然没有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桎梏，虽然他很可能是1840年以来最早，也真正理解了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

严复对自由到底为何意，以及“情景语境”可能了解，也可能不了解，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的严复，知道他的祖国需要这些文本，但他却被Liberty卡住了：

⚫语言文化上的鸿沟——中国人应该知道Liberty，但中国文化中却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他没有直译为《论自由》，而是用了一个既符合中国文化语境，又能传达密尔意图的《群己权界论》。

⚫情景语境的差异——对作者密尔来讲，On Liberty（《论自由》）是对世界上一个最强大繁荣的国家的成功现实所做的论证；对译者严复而言，《群己权界论》则是为自己贫弱落后的国家寻找出路。作者踌躇满志，译者悲愤满怀，就自然而然了。

但结果是，严复的翻译“不仅对文本作者的情景语境，予以翻译者的再语境化，而且对文本的真理性内容，也实现了语境的重置。严复的工作性质，是将隐匿在文本中的原理，进行了改变，以满足自己国家的需求，但是文本语境变了，意义也就被改写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P27）

在西方，“自由”是宪制的起点。为了保护个体自由，人们才实行宪法政治。自由不是通往富强的手段，恰恰相反，自由就是目的本身。严复的纠结和悲剧正源自，他知道自由的目的究竟为何，但却不得不将目的当作救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