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当今社会混得不好是因为懒，孙玉良：既得利益者才这么说

文｜孙玉良

近日，通信行业专家项立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已经承认自己是发达国家”“有些人要代入自己的生活，你没混好，你怪不了国家，除了极少数人运气不好，你其实就是懒”。我对项专家此言，深表不赞同，认为既得利益者才这样说话，那种自以为“混得好”而高高在上的样子，让人愤怒。

项立刚的言论核心，在于将个人境遇与国家发展绑定，强调个体责任。在他看来，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整体环境为每个人提供了足够的机会，若个人未能“混好”，根源在于懒惰而非外部因素。这种观点迎合了部分崇尚“努力至上”的群体，如果引经据典，貌似也与传统成功学中“天道酬勤”的逻辑一脉相承，所以很有欺骗性与蛊惑性。

然而，我认为这种论断具有高度的“片面性”，它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道德命题。项立刚忽略了地区发展差异、教育资源分配、行业壁垒、家庭背景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例如，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青年，即便付出远超城市同龄人的努力，也可能因户籍限制、社保缺失或信息差而难以突破阶层天花板。将“混得不好”归因于懒，无异于用结果否定过程，用表象掩盖本质。

项专家的观点，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傲慢与冷漠，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傲慢，让我想起了愚蠢的晋惠帝说的那句话：“何不食肉糜”。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对社会不公的漠视甚至美化。首先来说，我国并不是“发达国家”，我相信普通老百姓没几个人认同我国是“发达国家”，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基建水平上取得飞跃，科技水平、军事水平也有很大进步，但人均GDP仍与传统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且城乡、区域间发展极不均衡，贫富差距相当大。当一线城市追逐“元宇宙”与“人工智能”时，部分乡村仍面临医疗资源匮乏、产业空心化问题。我接触到的生活真实，是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老百姓没有过上小康生活，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我国家庭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还有6个亿，在此背景下，用同一把“发达”尺子衡量所有人，显然有失公允。

再有我想说的是，当一些人凭借资源、人脉甚至卑劣的手段实现阶层跃迁后，想的不是“先富帮后富”，不是做公益回报社会，而是骄奢淫逸、将财富传给子孙，将财富转移到外国，还号称那里才是“民主、自由”的地方，“上等人”生活的地方，这本身不说明很多问题吗？一些吹鼓手型的专家也替这些所谓的“成功者”摇唇鼓舌，洗白他们是“白手起家”，是因为“努力”，这些肉麻的吹捧，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会信，其实他那些钱怎么来的，有没有“血淋淋的原罪”，只有天知道。

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放缓，许多人有着“努力未必有回报”的无力感。许多人将教育、医疗、房子称为“新三座大山”，房贷、车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不知有多少人因为经济原因娶不起媳妇，注定要“光棍一生”，还有的人承受不住压力而轻生，酿成人间悲剧。将这些“混得不好”的人简单地归结为“懒”，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这种居高临下的“懒人论”极易激化社会矛盾，让社会上的戾气更浓。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的：“有人生在罗马，有人终其一生在去罗马的路上跋涉，而既得利益者却嘲笑赶路的人脚步太慢。”。

“混得好”？若以财富、地位为唯一标准，则社会评价体系本身已陷入单一化陷阱。事实上，许多“混得不好”的人可能从事着基础性劳动，如环卫工人、外卖员、搬砖工、种地等等，他们的付出支撑着社会运转，却因收入微薄而被某些专家归入“失败者”行列。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能以财富多少与社会地位高低界定“成功”，我完全不能同意追名逐利型的“成功学”。

当年刘少奇同志跟时传祥是怎么说的？“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建议专家好好学学刘少奇同志的这段语录。我们既需要鼓励个人奋斗，鼓励人们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困难，也需要正视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尤其是“专家”，更需要多多思考如何完善社会保障、打破阶层固化、拓宽上升通道，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用一个“懒”字标签化弱势群体。

奉劝项立刚专家，评判他人的人生，你或许应多一份谦卑，少一份傲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时代与个人选择的合谋，而非单一因素的注脚。每当你想评判别人时，请记住，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