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赋》：深邃的商业伦理和灿烂的人性光辉

古野是一位有着深沉悲悯情怀的优秀乡土作家，他的电视剧《活财神康百万》虽遭遇挫折，但他继续前行，又经历了十多年的精雕细刻，将其改编为长篇小说《大商赋》。作家以娴熟的笔法，跌宕起伏的故事，鲜明的人物性格，将“义利并举”的理念贯穿在作品始终，讴歌了康大河、康文盛父子造福乡梓，做大做强家族商业的故事，描绘出了深刻的商业伦理和精神救赎的壮丽画卷，彰显出一种浩瀚广阔的思想高度和大家气度，对于当今中国商业大潮航向有着特定的借鉴意义。

自古以来，农、工与商联姻，无疑是中国民众生存发展之路；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则被曲解，被贬低，被冷落，从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到“无商不奸”的民间话语，商业始终未能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然而，《大商赋》的问世，彻底颠覆了旧有的传统认知。它通过康氏家族的商业传奇，坚持谨慎从商，恪守“留余”理念，步履坚定地走向壮大的历程。向读者诠释了一个哲理精髓：商业可以成为道德实践的场域，而商人的精神成长与民族的文化复兴息息相关。因此，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恢宏的商业史诗，更是一部关于中国商业伦理重构与商人精神救赎的深刻寓言。

《大商赋》最显著的突破，在于其对“义利之辨”的现代诠释。小说提出了一种中国式的商业伦理观：商业的成功不仅依赖精明的计算，更取决于道德的高度。作品通过康大河、康文盛父子的商业实践，揭示了“义利共生”的辩证规律。康家在灾荒年间平价售粮、在战争时期毁家纾难、在商战中坚守诚信契约等，作者并未“义利”对立，而是在人物形象里揭示了二者辩证的统一：道德行为或许在短期内牺牲利润，但长远来看却能转化为弥足珍贵的商业信誉。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商业伦理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使“义利并举”成为可能。

康家在泾阳布市危机中宁可承受损失也不违背承诺，恰恰印证了子贡“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古老智慧。一部小说，如能写出主人公精彩的人生故事，谓之合格；如再能写出主人公独特的精神禀赋，则是成功；如还能写出其精神特质里幽深复杂的心理轨迹，则堪称上品了。《大商赋》从大处着笔，写了康大河急人所难，营救被白莲教坛主强逼为妻的民女秀秀，捐款修复溃败的黄河大堤，救助受灾群众，抗击捻军保卫家园；还从细微处着笔，写康家的超前理念：“爹。有些鱼咋又扔到河里了？”康大河回答儿子说：“母鱼肚里有孩子。小鱼太小没长大，若是吃他们，以后大鱼少许多。”这种“能干子孙活儿，不吃子孙饭”的情怀，让康家的环保意识变得丰腴，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充满了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世间的大山大海里充满了风波浪涌，星空夜色之美中裹挟着风雨雷霆，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寓言，而是无数个体在绝境中书写的复杂诗篇。古野不仅用淡定朴素的笔墨，为我们讲述了康大河、康文盛带领康家一步步崛起的故事，更从多个侧面写出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大商赋》中，无论是康大河的聪颖智慧和与人为善，还是康文盛的天真、调皮以及长大后的老成持重，还是康有才的尽职尽责和感情用事，杜县令的恪尽职守和畏首畏尾，李尚书的道貌岸然与奸诈等，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都不是单一化的。诸人物有善良温柔造福乡梓的一面，坚守底线和坚决斗争的一面，又有人性恶和卑微的一面，成为活生生的人间“真人”。古野站在客观公正的历史角度进行评判，摈弃了写作中出现“扁平化”人物的弊端，让作品有花有香，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大商赋》体现了留心和思考生活的社会责任感。作家从河北当兵听到一首歌颂康百万的民歌开始，几十年持续不断地研究康家的商业和为人之路，这种严谨又充满了对传承河洛文化的高度热忱，在创作中展示出真正的人文情怀。康百万家族曾经渴盼好风水，想买下金龟园，但不恃强凌弱，而是逐步创造条件，尊重对方，用诚心诚意感动对方，让其水到渠成；即使对待王有亭这样的冤家对头，也是一次次持宽容的态度，能拉就拉，能帮就帮，用事实感化人，仁至义尽。尽管王有亭还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了上帝，但他的儿子王天祥却心诚口悦加入了康百万“集团”，且为做大做强商业之事尽心尽力。山东蓝水民众暴动，康家掌柜毁券还田，用彻底的自我牺牲精神换取社会的信任。诸多情节超越了功利算计，将诚信提升到了生命意义的最高维度。

古野长期生活在河洛地区，成长的村庄与康家仅七里之遥，耳闻许多康家的奇闻轶事，又多年深入研究康家商业历史，对于中国传统的道统文化情有独钟，因此创作出的作品才有厚度，有高度，有温度。《大商赋》没有表面化肤浅化概念化的简单再现，而是细致描写了康家创业守业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作品里，康家有在河南、山东济南、陕西泾阳等地诚信经商的音容笑貌，有面对侵略者铁蹄蹂躏的顽强斗争。作家对那种新鲜而具象的社会景象予以别开生面的表现，赋予了作品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让人性人心内部的肌理和血肉都纤毫毕现，触手可及。

在古野的笔墨回环之间，黄河水朵朵浪花飞溅，船工们的粗犷号子铿锵激荡，商铺商号乃至豫西地区的一草一木、一片树叶皆能显示其美。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流溢着欢歌笑语，酸楚悲鸣，在充分满足了读者对文学化的沉浸体验的同时，也存在个别使用方言土语分寸感把握欠妥之不足，有可能损伤人物的个性，弱化了小说的典雅之美。但瑕不掩瑜，该作品在中原地区依然是一部上乘之作。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