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蒋介石下令处决恽代英，2年后田颂尧告捷：恽代英被我击毙

“委员长，前线急电，田颂尧声称：恽代英已在川北被我军击毙。”——1933年9月，南京军事委员会机要室

电报刚放到办公桌上，蒋介石的眉头就皱成一团。两年前，他亲笔签发的处决手谕还留在档案柜里，字迹锋利清晰。如今又冒出一份“击毙报告”，真假莫辨。蒋介石没有立刻发火，只盯着电报反复看了三遍，然后交代值班参谋：“要田颂尧给我补一份详细清单，地点、时间、枪手、尸体、遗物，一个字都不能少。”

疑云由此生成。1931年4月，武汉汉口模范监狱外的菜地里，恽代英刚刚倒在枪口下的身影还历历在目。那场行刑十分低调——没有刑场示众，没有军警开道，只有匆匆挖好的浅坑和几名特务。蒋介石要的正是“无声处理”。理由很直接：恽代英的文章比子弹伤人更深，若再让他走出监狱，黄埔旧部和共青团系青年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跟着他走。于是，枪声响过，特务推土掩埋，一份《处决证明》被送往南京，盖上了“已结”印章，档案归卷。

那份档案之前的内容同样厚实。1920年代初，恽代英在南京高师读书时就写文章批判旧教育，后来奔走上海、武汉、广州，给学生上课、办刊物、翻译《马克思学说史》，几乎是昼夜不分。1926年，他被推举为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却在黄埔军校课堂上当众驳斥蒋介石的反共言论，这一幕让蒋记住了他的名字，也让他进入了“重点监控名单”。此后北伐、南昌起义、广州暴动，每逢烽火，他都在最显眼的位置。用黄埔老同学的话讲：“恽代英那支笔，既是号角也是鞭子，摁不住。”

时间回到1930年5月。恽代英潜往汉口与交通员接头，被便衣搜出多份传单。他对外自称“王作林”，还刻意穿了件油渍工装，可身上那只进口钢笔和近视眼镜最终露了馅儿。看守本没把他当大人物，判了五年徒刑就草草收尾。若不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挖出“王作林”的真实身份，也许这位中共早期青年领袖真能在狱中待到刑满。顾顺章的口供递到南京后，蒋介石派王震南带着老照片去劝降，结果被恽代英一句“真正穷途末路的是你们”顶了回去。第二天凌晨，处决令签发。

听到这儿，读者就明白蒋介石为何对1933年的那份“击毙电报”如此在意。可南京苦等两天，只收到田颂尧仓促补发的解释：“击毙地点在川北通江，尸体已就地掩埋，因战况紧张，遗物难以收集。”字字推托。蒋介石再追问，对方才道出原委——原来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为纪念恽代英，把通江县城一条主街更名“恽代英街”。田颂尧部攻占县城后，宣传处见街牌，以为立了大功，误报“击毙”，结果闹出笑话。

这件事在军中传得沸沸扬扬。有人暗笑田颂尧图虚名，也有人替他捏把汗：向委员长报喜不查细节，可是触霉头的事。蒋介石表面没发雷霆，只是把田颂尧提交的“剿匪经验”放进抽屉锁了起来。明里不言，暗里却开始收集这位川军头领的把柄。田颂尧不是没察觉，他绷紧神经，增加稽查哨、整顿宣传口，可棋下到这里已成死局。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畔发起突击。田颂尧的防线被撕开数道口子，川东北几座重镇转眼失守。失利报告呈上南京，蒋介石批示的罪名是“防守疏懈、指挥不周、危害地方”，再加一句“限三日收编”。二十九军就此被拆骨重组，田颂尧本人以“查办”名义留在成都，军政大权一夜归零。有人回忆那天傍晚，看见他在院子里抽旱烟，沉默良久，才丢下一句：“报错一个名字，赔上半生气数。”话音不高，却透着清醒。

川政归心刘湘后，南京对地方武装掣肘的目标基本达成。蒋介石回头检查机要档案，1931年的那份《处决证明》依旧压在最底层。恽代英的名字，从此再未在国民党官方电报中出现，但他的文章、演讲稿却在红军战士和青年学生的手抄本里流传得更快。不得不说，试图用一声枪响来埋葬思想，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逼近成都。田颂尧决定留下，没有随空军飞机去台湾。在彭县一处会客厅，他和刘文辉、邓锡侯签下起义通电。签字时他自嘲：“当年电报闹乌龙，如今把名字写对，总算放心。”这话说完，他把钢笔递给工作人员，低头抚平衣角，没有再多谈。

历史往往如此：一句电报能搅动军阀命运，一个名字足以让统治者寝食难安。而那支本被视作“比十万大军更危险”的笔，终究在另一个旗帜下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