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寨子，太近会被伤害，太远又像个旁观者

对谈人：

扎十一惹（花腰彝族、写作者）

袁长庚（人类学学者、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普照（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我终于把握好了我和寨子、族人之间的距离”

普照：你是怎么写成《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这本书的？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本书？

扎十一惹（下称小扎）：首先要感谢编辑，是他先找到我，想约我写一本这类题材的书。他和我说：“写你自己，写你的生活，写你的所思所想，不要有任何的框架，不要想着把这本书写得多漂亮之类的，都随性吧。”我写这本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花腰彝族的语言系统。在我们村寨里，所有人都只说花腰彝语，这就意味着，要是想上学，必须先学会说汉话，而且这里的汉话不是普通话，是西南官话，也就是学方言。我们在大概五六岁时，会去几个村子中间的一所“不完全小学”——这所学校只有三个年级且只有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的唯一职责就是教我们说当地汉族使用的方言。

我们需要把汉话练到能基本流利交流之后才有资格去读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小学”。我们村子里很多族人，因为过不了汉话这一关，一直没能上学。我五岁就去学汉话了，当时同班同学里还有十三四岁的。这意味着，我和族人交流，只能靠花腰彝语来进行。也就是说，我的族人其实没有真正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机会。但我走出来，从村子一路到了城市。虽然我只读到大专，但至少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既然有机会表达，就把村子里的人和事写出来，尤其是女性的故事。我本身是女性，天然会站在女性的角度，想把她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另一个原因是，我时常感到孤单。我和族人的共同经验，我在外面世界里接触到的人们无法理解；而我在外面接触到的事件，我的族人也无法理解，我就处在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

有了书写的机会，我就想把这部分记忆留存下来，我怕有一天自己会忘记。我不想让这些记忆消失，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普照：从写作伦理来讲，在书中写别人的事情可能会暴露他们不愿公开的一面，你是怎么平衡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小扎：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写非虚构作品，我纠结了很久这个内容该如何去写。一旦我写出来并出版，就像一颗石头丢进湖里，我不知道那个涟漪到底能泛多大，我很担心会给身边的人造成伤害。另一方面，我又在想它到底该不该写，应该坦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选择了最老实的方式——直接问当事人是否同意。

有一次我跟姐姐聊天，我很坦诚地问她，如果我在书里写了你，写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觉得你会受到伤害吗？我姐姐给了我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她问我：“你这个书写出来会受欢迎吗？”这个对话我们进行了两次。第二次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见面了，因为我父亲做手术，她问我：“你这个书出来后受欢迎吗？”我说：“目前看来还好。”她说：“那就行了，只要你的书是受欢迎的，你把我的故事写出来，对你的事业是有帮助的，那无所谓，你把我写成个恶魔也无所谓。”借着她这个态度，我也问了其他的亲人，大家给我的回答是：“你书写的世界是你书写的世界，我们真正生活的世界是我们真正生活的世界，其实你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影响，你就勇敢去写吧。”

至于说别人一看到这本书，知道我是石屏县的花腰彝族，就认为我代表这个群体在发声这件事，可能几年前我还会有纠结，但现在已经不会了。因为我想说一句被说烂了的话：“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我写完了这本书，就是把这个石头丢进湖里，至于涟漪会泛多大，那我们就看看吧。

另外，之前也有人问过我怎么把握讲述别人事情的“度”。我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美化，也绝不丑化。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写这本书是在消费自己的亲人，所以写到某个合适的节点，我就会及时停止。因为我心里有自己的判断，清楚能写到哪里，后面的内容不该再写，也不必过度纠结。目前读者反馈说我写得比较克制，这其实也是我有意为之的。

袁长庚：如果有一天写作变成某种现实性的力量，它会对你的寨子产生影响。你有没有产生过一些憧憬？你觉得书写能给你背后的群体带来什么？

小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叫阿生的年轻人得了淋巴癌，只有19岁。他家里非常贫困，他的医保覆盖不了进口药那部分的费用。当时他找到我的父亲，说：“爷爷，我还想活，你帮帮我。”我父亲带着村子里几个老辈子的男性一起去附近的几个村寨里为他集资，集到了一笔钱，把他带到了医院里进行治疗。但在治疗期间，他没有一直待在医院里，只要是不化疗的时候，他就回到田地。

当我把阿生的故事分享在豆瓣平台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网友纷纷联系我说要给阿生捐款。但我当时没有立刻答应，因为我必须要问阿生本人的意愿，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哪怕他不会说汉话，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我去问他：“阿生，别人想要给你捐款，你愿意吗？”阿生说他不愿意。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能很好地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当我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阿生愿不愿意呢？

袁长庚：这本书是你回到寨子里完成的，通过回寨和写作两个动作你对寨子产生了什么新的理解？

小扎：我觉得我终于把握好了我和寨子、族人之间的距离。从前的我离他们要不太近、要不太远，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距离。太近的时候，我就被那些愚昧、贫穷、蛮荒所伤害，太远的时候，我又像成为大多数的旁观者一样，觉得他们的生活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这样忽远忽近的感受让我很痛苦，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议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寨子和我之间、我和爸爸妈妈之间的距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经过长时间的处理之后，我认为我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所以现在我再回去看寨子，首先是带着一种非常理智的情感，我既没有去悲悯，也没有去厌恶，就像我写整本书的态度，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想去美化它，也不想去丑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