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只有权力，哪管国家前途

十九世纪末，大清帝国已经走到风雨飘摇的边缘。对外，列强环伺，甲午惨败、庚子赔款让大清国力急剧衰落；对内，百姓民生凋敝，财政枯竭，地方矛盾丛生。

彼时，社会各个阶层都意识到如果不进行制度改革，中国就难逃彻底沦为殖民地的命运。维新派学者掀起变法思潮，1898年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但立宪的观念依然在知识分子、商人、士绅当中逐渐深入人心。各省舆论、地方大员乃至外国使节都在不断呼吁，清政府必须学习世界潮流，实行宪政。

面对这样的局势，慈禧太后不得不在表面上顺势而为。可是，她关心的从来不是国家长远的出路，而只是自己手中的权力。

1905年全国十八省的士绅联名上书，请求清廷效仿世界潮流实行宪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官绅请愿。与此同时，慈禧派出的“宪政考察大臣”——以宗室大臣载泽为首的五人出访欧美、日本，调查各国宪政制度。归国后，他们向朝廷呈交《请定立宪折》，明确提出推行宪政的几大好处——对外， 可以应付列强。自日本推行明治宪政以来，西方都在指责清朝落后，如果大清宣布也要搞立宪，就能换来面子，周旋一时 ；对内， 可以安抚呼声。各省士绅、知识分子要求改革，宣布“正在预备立宪”，起码能让他们不要立刻倒向革命 ；对 慈禧自己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虚晃一枪，表面上答应天下人的要求，实际上一点权力也不用交出去。

这三条理由恰好击中了慈禧的心思。慈禧年轻时便守寡，一生执掌朝纲，对权力的依恋远远超出常人。她也知道立宪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如果真正实行立宪，那自己的权力就要大幅削弱。如今这三条一摆出来，老太后立刻觉得合算，特别是第三条特别能戳中她的心。

载泽不愧是宗室镇国公，一眼看穿了老太后的心思。他 又进言，说宪政固然好，但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国民作基础。大清百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缺乏政治教育，所以不能立刻实行，而要有一个相当长的预备期。

最初载泽建议预备二十年。慈禧一算，自己已七十高龄，二十年后就是九十岁，清代皇帝里乾隆活到八十九岁已算极限。这样看来，只要冠上“预备”名义，余生里她还是能一手独揽大权。

于是老太后立即拍板，同意搞“预备立宪”。后来在外界压力下，所谓预备期从二十年不断往下缩，从十五年、十二年再到九年，最后清廷宣布将在九年之后，也就是1917年，正式召开国会、制定宪法。

然而局势根本等不及。此时孙中山已在海外建立同盟会，革命声势越来越大。就算立刻立宪都嫌太迟，更何况还要拖上九年。这样一来，清廷等于是自欺欺人。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光听名字就很成问题：宪法理应由国会、由人民代表来制定，可它偏偏冠以“钦定”二字，依然是皇帝说了算。《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几乎照搬世界上最保守的日本明治宪法，但还要更专制。前十四条全是“君上大权”，后九条讲的是“臣民义务”。注意，这里不是“人民”“公民”或“国民”，而是“臣民”，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更荒唐的是，第一条就写“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享尊大”，赤裸裸把“君权神授”写进了宪法。

结果不出所料，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立宪派原本对清廷还抱有幻想，希望通过渐进改革让中国避免革命的动乱，如今一看竟是骗局，立刻心灰意冷。像状元实业家张謇这样本来坚定支持立宪的人，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虽流亡海外，也与国内追随者一样看透了清政府的虚伪，根本无意真正放权。

那既然宪法公布了，建立内阁、开设国会就该提上日程。舆论压力下，清廷撤销了军机处，成立了“责任内阁”。本来这是展示诚意的机会，可清廷又走了极其荒唐的一步——成立的是“皇族内阁”，十三名阁员中满蒙贵族占九席，其中皇族就有七人。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连皇上的叔叔都被任命为海军大臣。

我们知道，世界上真正的君主立宪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皇族都不可能出任内阁首脑，甚至在政治上绝不会担任要职。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权力集中，更是遵循“亲贵不得用事”的千年教训。偏偏清廷却在最关键的时候执意这么做，结果导致汉族官僚集体离心离德，那些原先希望通过立宪继续在体制内图进的士大夫，如今彻底寒了心。

这意味着，清政府在最不该犯错的时候接连犯错。先是推行“新政”，加重百姓负担；继而搞“预备立宪”，让立宪派彻底失望；再成立皇族内阁，把仅存的汉族官僚也逼到对立面。一步接着一步，几乎把能得罪的人全得罪了。政治上失去忠诚，社会中丧失希望，百姓怨声载道，革命浪潮自然滚滚而来。

慈禧去世不过三年，辛亥革命便爆发，满清王朝土崩瓦解。所谓“预备立宪”、“钦定宪法”、“皇族内阁”，最终都成了世人的笑柄。眼中只有权力而不顾国家前途，注定只能走向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