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又断粮：曾国藩的饷事风云

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包围南京，为取得寸进而不断增兵。身为兄长的曾国藩满心期望着能一举拿下这关键之地。可现实却极为残酷，各地财政紧张，粮饷供应根本跟不上。

士兵们的生活苦不堪言，每天只能捧着稀粥度日。雨花台大营的赵烈文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奈哭诉：“勇丁每月所领，不及一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食粥度日，困苦万状。”此时的湘军，仿佛陷入了一场双向饥饿游戏，本想围城饿死太平军，没想到自己先面临断粮危机。

就在湘军为粮饷焦头烂额之时，江西巡抚沈葆桢的举动，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局势雪上加霜。这位曾被曾国藩亲手提拔的“管培生”，在湘军总攻南京的关键时刻，竟然再次上演“断供”大戏。沈葆桢直接截胡了每月二十万两的厘金流水，还向朝廷递交了奏折，相当于一篇“关于独立运营江西市场的可行性报告”。他在奏折里阴阳怪气地表示：“曾总现在有上海这个现金奶牛，就别惦记我们江西这点小钱了吧？”

曾国藩看着军需账本，血压飙升。前线士兵们本就因欠饷而军心不稳，沈葆桢这一记背刺，直接让湘军的现金流断裂风险飙升到顶点。士兵们捧着稀粥碗，在战壕里骂声连连。而曾国藩这个一向沉稳的统帅，也在日记里写下了“任事之难”四个字，他深知平定天下，远非单纯的军事行动，更是一场权力与资源的激烈博弈。

面对曾国藩与沈葆桢的矛盾，朝廷的态度颇值得玩味。慈禧太后如同一位精明的棋手，在权力棋盘上不动声色地布局。表面上，朝廷复旨意将江西厘金对半切开，沈葆桢与曾国藩一人一半，看似是在调解双方矛盾，实则却是偏向沈葆桢。事有急缓，湘军围攻南京的战事容不得半点马虎。曾国藩心里明白，若争饷失败，十万大军极可能哗变，功亏一篑；若争饷成功，那“湘系军阀”的恶名便会坐实，引起朝廷更深的猜忌。

此时的曾国藩，就如同被架在火上烤。太平天国不过是棋盘上的一枚黑子，而湘军早已成为朝廷需要制衡的白子。沈葆桢这个曾受曾国藩破格提拔的人，如今成了朝廷制衡曾国藩的锋利工具。可怜湘军士兵们，捧着见底的粥碗，浑然不知自己已沦为权力博弈的筹码，随时可能被弃之如敝履。

好在朝廷认识到翻脸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拨下五十万两轮船退款，还特意强调不是补发工资，而是特殊关怀。曾国藩看着这笔“救命钱”，心中五味杂陈。二十一万两能立即提现，可剩下的部分，却不知要等到何时。更微妙的是朝廷批文里的那句“若均系实存，即全数拨归”，这八个字将晚清官场的甩锅艺术发挥到极致。钱给你可以，但要是账目有问题，锅得你自己背，就像老板批预算时总爱加的那句“在合规前提下使用”，让曾国藩有苦难言。

慈禧太后这一招“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既稳住了即将哗变的湘军，又通过饷银分配给曾国藩套上了隐形枷锁。沈葆桢的接连背刺加上慈禧的偏袒，让曾国藩意识到湘军的汉族血统，始终受到朝廷的防范和猜忌，顿时心中疲惫，在日记里写下“告病引退”的念头，满心落寞。

南京城下的战壕里，曾国荃正经历着苦痛煎熬。他连续攻城三百天，一心想拿下南京，可总是无法寸进。朝廷天天催进度，士兵们因欠饷十一个月，早已军心涣散。曾国荃这个晚清著名的“肝帝”，此时症状连连，肝火旺盛、失眠盗汗，书信里满是“急急如律令”的暴躁。

曾国藩看着弟弟如此焦虑，多次写信劝解宽慰，为其减压。他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翻译成现代话就是：“老弟你总想强行攻克南京，是想着代替老天爷做决定呢！”劝弟弟别意气用事，要懂得“尽人事听天命”。

同时，在南京城下，还上演了一场“抢功”与“甩锅”的大戏。朝廷可不管曾国筌的骄躁，下令派李鸿章带着“空降团队”来接手攻克南京的任务，曾国荃瞬间血压飙升，压力山大。

好在李鸿章也明白事理，碍于曾国藩的同袍情义，再三推诿出兵，还使出“三步避险法”：先让幕僚放出“淮军装备不足”的风声，再亲自上演“带病视察苏州”的苦情戏，最后在战报里埋下“丹阳克复则金陵在望”的伏笔。这一系列操作，既保全了曾国藩面子，又给朝廷留足台阶。

回顾这段历史，湘军的饷事风云，不仅是一场军事后勤的危机，更是晚清权力格局、职场生态的生动写照。曾国藩在其中的种种经历，无论是与沈葆桢的争饷，还是对曾国荃的劝解，以及自身认知的转变，都让我们看到在权力与利益的漩涡中，个人的无奈与挣扎。而他最终萌生出的功成思退念头，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让后人不禁感叹，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其中的智慧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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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张宏杰《曾国藩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姜忠喆 《曾国藩全书》辽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