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户街口卖大鹅被罚8万,带8000只大鹅来到大厅:还要罚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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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地名人名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
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把秤给我放下!”

“不放下又怎么样?”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旁边插了进来,不属于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个。

“王建国,你今天要是敢动一下,这八千只鹅,一只也别想活。”

01

王建国五十岁了,脸上的褶子像干裂的河床。他养了十年大鹅,村里人都说他认死理。

这十年,他把命都拴在了鹅身上。凌晨四点,天还是一块黑布,他就得摸索着起来,去鹅场里撒第一遍料。



鹅场的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混杂的味道,是草料的清香、鹅粪的腥臊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王建国早习惯了,他甚至能从这股味道里分辨出鹅群的健康状况。

他有八千只鹅,雪白的一片,像是落在地上的云。这些鹅是全家的命根子,是他老婆的药钱,也是他儿子的学费。

老婆的身体像一架吱嘎作响的老旧机器,常年离不开药罐子。儿子在省城读大学,每到月底,电话打回来,话里话外都是钱。

王建国把每一只鹅都当成宝贝。他会蹲在鹅栏边,看它们伸长脖子抢食,看它们扑腾着翅膀洗澡,一看就是半天。

最近几年,养鹅越来越难。饲料一天一个价,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可鹅肉的行情却一直蔫着,趴在地上不动弹。

王建国的本钱本就不厚,开春时又赶上一场小规模的鹅瘟。为了给鹅治病,他把家里最后一点积蓄都掏空了。

好不容易把鹅伺候到出栏,个个油光水滑,他心里刚松快一点。合作了多年的收购商却打来电话,开口就要把价格往下压两成。

两成,算下来就是将近五万块钱。王建国在电话里跟对方吵,嗓子都喊哑了,对方只轻飘飘地回了一句:“行情就这样,你卖不卖?”

挂了电话,王建国坐在门槛上,半天没动弹。他不能卖,卖了就亏到血本无归,连饲料钱都挣不回来。

走投无路,他决定自己拉到城里去卖。村里有人说,市区的街口人多,生意好做。

他心里燃起一点火苗。他想,他的鹅这么好,城里人肯定抢着要。

凌晨三点,王建国开着他那辆破旧的小货车,拉了五只壮实的大鹅进了城。他找了个十字路口,把蛇皮袋往地上一铺,鹅就站在上面,伸着长长的脖子四处张望。

他扯着嗓子喊:“卖大鹅了,自家养的,不吃饲料!”其实是吃的,但不这么喊,城里人不信。

新鲜的鹅肉,加上比市场里便宜两块钱的价格,很快就围上了一圈人。一个大妈挑了一只,他当场宰杀,收拾得干干净净。

“你这鹅看着真不错,肉紧实。”大妈拎着鹅,满意地走了。

第一笔钱攥在手里,是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还带着街上清晨的湿气。王建国觉得这钱烫手,也烫心,他好像看到了希望。

刚卖出第二只,麻烦就来了。一辆白色的车停在路边,下来几个穿着制服的人。

为首的是李刚,三十五岁,脸绷得像块石头。他所在的城管中队,正赶上市容整治的关键时期,上头下了死命令,要严查严管。

李刚带着队员走过来,指了指地上的鹅和秤。 “这里不准摆摊,收起来。”

王建国慌了,他想解释,说自己只卖几只就走。但李刚不听,直接开了一张警告单,塞到他手里。

“跟你说清楚,这是第一次,警告处理。”李刚的语气没有一点波澜,“再有下次,直接罚款。”

王建国脑子一片空白,他不知道城里还有这么多规矩。他只顾着点头,慌忙把剩下的三只鹅往车上赶。

他没敢问,到底哪里才能卖,要办什么手续。他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这个地方不行,我换个地方总行了吧。”

回到家,他没敢跟老婆说被城管警告的事。他怕她担心,也怕她唠叨。

他只是说,城里人多,生意不好做。然后一个人躲到院子角落,偷偷给几个在城里打过工的老乡打电话,打听哪里管得松,哪里城管不常去。

电话那头的老乡劝他:“建国啊,这事不好弄,被抓到罚得狠。”王建国嘴上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李刚正在中队的会议室里听着队长训话。队长把桌子拍得砰砰响:“市里下了通知,每周至少要查处十起违规占道经营!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李刚低着头,在本子上记着。他没想过,三天后,他会再次遇上那个养鹅的农民。

王建国选了个更偏僻的街口,他打听过了,这里平时很少有城管过来。为了抢时间,他早上六点就出了摊,这次他拉了十只鹅。

他刚把第一只鹅捆上秤,一抬头,就看到了李刚那张熟悉的石头脸。李刚也看到了他,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怎么又是你?”李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和不耐烦。

“同志,行行好,我卖完这几只就走。”王建国几乎是在哀求,“我不卖鹅,全家都要饿死!”

他急得拍着自己的小货车,发出沉闷的响声。几只大鹅受到惊吓,嘎嘎地叫了起来。

“我警告过你一次了。”李刚摇摇头,“这次必须罚款,规定就是规定。”

“别,别罚款!”王建国冲上去,想去拉李刚的胳膊。

李刚往后退了一步,避开了他的手。他对着身后的队员一挥手:“把他的秤收了。”

两个年轻的队员上前,一把夺过王建国手里的弹簧秤。王建国想去抢,被另一个队员拦腰抱住,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秤被扔上了执法车。

李刚开了罚单,让他七天内去中队处理。王建国看着执法车开远,一屁股坐在了马路牙子上,半天没起来。

02

一周后,一封行政处罚决定书通过邮局,寄到了王建国家里。他拆开信封,看到上面“罚款捌万元”的字样时,整个人都懵了,瘫坐在了地上。

八万,这几乎是他这八千只鹅百分之六十的预期收入。他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上面的每一个黑字都像一把刀子,扎在他的心上。

他疯了一样冲到城管中队,找到了李刚。他把处罚决定书拍在李刚的桌子上,眼睛通红:“凭什么?凭什么罚我八万?”



李刚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法规汇编,翻到其中一页,指给王建国看。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多次违规占道经营,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十万元罚款。”

李刚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念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文字。 “考虑到你是初犯,而且家庭困难,我们已经申请了从轻处理,不然就不是八万了。”

王建国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文,他的手指开始发抖。他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老婆知道罚款的事后,当场就哭晕了过去。王建国手忙脚乱地掐她的人中,喂她喝水,好半天才缓过来。

儿子又打来电话,说学校要交下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了。王建国握着电话,一个“钱”字堵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

鹅场那边,八千只鹅每天光是饲料就要消耗掉两百多斤。断一天粮,这鹅就要掉膘,就要生病。

王建国跑遍了亲戚家,头都磕破了,也只借到了三千块钱。他拿着那三千块钱,感觉比三千斤的担子还要重。

那天深夜,他一个人坐在鹅场边的田埂上。他没有回家,也睡不着。

月光照着雪白的鹅群,它们安静地卧在地上,像一片沉睡的湖。他点了一支烟,猛吸一口,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他一根接一根地抽,抽了整整一包。烟雾缭绕中,鹅的叫声偶尔响起,显得格外凄凉。

天快亮的时候,王建国站了起来。他掐灭最后一个烟头,看着满场的白鹅,眼里渐渐露出一种破釜沉舟的狠劲。

“他们要罚,我就给他们‘看够’鹅!”他对着空无一人的田野,一字一顿地说道。

王建国找了十二个老乡,都是同村的养殖户,不少人也吃过违规罚款的亏。他拍着胸脯承诺:“事成了,卖鹅的钱,给你们分辛苦费。”

他又租了六辆大货车,加上自己的小货车,凑成了一个车队。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二十多个人摸黑进了王建国的鹅场。

抓鹅的场面一片混乱。大鹅受了惊,在场子里没头苍蝇似的乱窜,嘎嘎的尖叫声撕破了黎明的宁静。

翅膀拍打在车厢上,发出砰砰的巨响。羽毛在空中乱飞,像下了一场鹅毛大雪。

王建国站在车边,红着眼睛,指挥着众人把一只只大鹅扔上车。他哑着嗓子喊:“今天,咱们去城里讨个说法!”

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区,在清晨的薄雾中,像一群沉默的巨兽。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城管大队。

车队在城管大队门口停下,一字排开,堵住了整个大门。王建国从第一辆车上跳下来,他走到货车尾部,一把掀开了车厢门。

“都给我下来!”他对着车厢里嘶吼。

老乡们有样学样,纷纷打开车门。瞬间,白色的洪流从车厢里倾泻而出。

八千只大鹅涌进了城管大队的一楼接待大厅。它们伸长脖子,迈着摇摇摆摆的步子,不到一分钟,就把整个大厅的地面铺满了。



大厅里顿时炸开了锅。工作人员尖叫着躲到桌子后面,有人想上前去拦,却被扑腾的鹅翅膀扇了一脸。

白色的羽毛飞得到处都是,落在文件上,落在电脑屏幕上,也落在了人们惊恐的头发上。空气中弥漫着鹅粪的腥臊味,和一种近乎荒诞的疯狂气息。

王建国站在鹅群中央,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和鹅粪,声音嘶哑得像破锣:“你们不是要罚吗?我只要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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