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蒙古国有多离谱，“性旅游”带动经济，单身母亲多是大学生

你可能不信，春天里把我们吹得满头砂的那阵风，源头不在我们这边。风一狠，越过国境，把北方一个小国的尘土整袋整袋往南倒。

更怪的是，这阵风不只把沙子吹来，还把那座城市夜里最见不得光的生意，吹到了我们的眼前。

我第一次去乌兰巴托，是个阴天，风像毛边的刀。出租车上，司机说起草原，说起年轻人，说起钱，三句离不开一个字：活。你要是坐在那儿不吭声，窗外的灰黄能把心气儿磨没。

可等到傍晚，另一副脸就来了：酒店对面的小公园亮起灯，陌生人站在树影底下，像等车一样等人。这座城，白天风刮得像要揭房，晚上却有人靠出卖身体过日子。听起来不体面，可对很多人，那是“今天饭票”的另一种写法。

这个故事要从更早说起。蒙古这片地儿，祖祖辈辈骑在马背上，逐水草而居。清末那阵子风云诡谲，俄国手臂伸得老长，外蒙古动了心思。

到了后来，大国们在会议桌边划线，外蒙古一步步离我们远了。苏联在的时候，日子有靠山，矿也挖，羊也放，勉强稳住。苏联一解体，脚下的地就塌了一截。

政府为了快点见效，鼓励牧业，羊群、尤其是山羊，一年年往上翻，草根吃得比刀子还干净。再加上采矿开得猛，水脉被搅浑，泥浆进了河，草场像被剃头一样，露出光亮的地皮。

你我都知道，风最爱趁虚而入。西伯利亚的风一发狠，顺着那片已经光秃的地皮一路扫，扫到我们北方、扫到韩国。

我们抱怨“又来沙尘”，他们那边，抱怨的则是“没草、没活”。这就是命运链条的奇妙——你以为风只是风，其实它是账本上的亏空。

牧民离开帐篷，往城里挤。草原上跑惯了的人，进了楼房，手上一时没个手艺，能做什么？有人去矿区，有人进工地，也有人，就走到了公园那边。

一个女孩跟我说，她叫萨日娜，二十七岁，大学毕业，学过旅游管理。她笑起来的样子有点倔，“我不想随便嫁人。”话说到这儿，她顿了顿，“可孩子要奶粉钱。”

她把手机拿出来，屏幕上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睫毛很长。她并不觉得自己“往下掉”，只是把这当成一个阶段——熬过去，再说。

很多从业者都像她这么年轻。早些年，有个国际机构做过统计，说全国差不多一万九千人混迹在这行里，那还是很多年前的账，后来不见得更少。

纸面上不许可，实操里管不了。更有意思的是，外面的人闻风而至，尤其爱来的，是韩国那边的客人。你若夜里站在那几个星级酒店对面的绿地上，看得见语言不通的人靠手势谈价。

生意带动了机票、餐馆、出租车，一条链子环着一条链子，只有病，谁也不愿提。医生说，某些传染病的数字这些年像过山车一样往上冲，阿拉伯数字毫不知羞。

有一年，我去看过一家舞吧，里面有个高瘦的年轻人，化了不太熟练的妆，叫图娅。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打扰谁似的。

他说：“在这里，我是不存在的人。”他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四处碰壁，人们盯着他走路的姿势看。一些夜晚，他也只能把自己放到那条灰色链条里，靠客人的几个钞票撑下去。

他最大的愿望是离开，去东京、去马尼拉——那里至少有医生，至少你开口说话不至于被笑。你看，这个愿望并不大，却遥遥得像天边。

草原上另一头，也在改变。你如果问牧民，为什么家里现在常常只剩女人老小，他会指指远处那片已不够吃的地皮。

年轻男人往矿山去了，脖子上套着工卡，手里握着一份“有希望”的工资。留下的女人，成了村里的稀缺资源。于是你会听到一些让人脸红的事：一个男人在两三顶帐篷间穿来穿去，孩子们叫的爸爸不是同一个。

为了让这种混乱不至于在下一代的婚姻里踩雷，有人提出过奇怪的主意——要不要把“一夫多妻”拿出来讨论？那是2009年，媒介上热闹了一阵。

原因之一，是男女寿命差了大概十年，女性多出来一截；原因之二，是登记体系不严，一些人“结过”而没“领过”。但真要把这条路放出来，穷人家的儿子怕是连对象的影都摸不着，矛盾只会更尖。

我遇见过另一个女孩，恩赫图娅，学的是会计。她说：“我不缺人爱，我是缺对的人。”她不愿意被传统框住，不愿意被“谁谁谁家的媳妇”这句话定义。

后来她给一个已婚的男人生了孩子，她自己带着。你可以骂，可以不理解，可对她来说，这是对自我选择的执念。她的坚持，很贵，贵在每个月的奶粉、尿布、房租。

这个城市的大学生里，不止她一个走偏路的。有人是被困住才下水，有人是主动选择，理由五花八门，底色却常常离不开三个字：没钱。

乌兰巴托的夜路很滑，谁都容易摔一跤。那年冬天，新闻里说，海峡两岸的警方联合敲了一个跨境集团，里面有几位蒙古来的“模特”，其实做着你知道的那种事。再往东看，首尔一些会所里，也有她们的身影。

走出去，似乎是条捷径，路灯明亮，钱也快。可路都是有价的，你付出的是自由、健康、尊严，或者在机场被叫停的那一瞬间——回不去了。

有人说，问题的根子在于资源被少数人抓在手里。矿山的收益没有能变成学校和医院，没有变成谁家屋顶上的铁皮被换成新瓦。

外部经济一冷，内里的矛盾就冒头。政府不是不知道，只是实在够不赢这复杂的棋局。一边是环境在报警，一边是锅里没米。你让谁先？谁都不好当。

这几年，我回内地，春天照样吃沙子。我们抱怨着关窗，再刷到一条新闻：某地风沙来袭，某地学校停课。

我们以为那是气象局的事，可风的尽头，其实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萨日娜晚上回家，把儿子抱起来，脸埋在小孩的肩头，深呼吸。孩子睡着了，她给他盖被子，脚步轻得像怕踩着什么。

图娅站在镜子前把妆卸掉，眉笔、粉底一件一件收好，像收起另一个世界。草原那边，早春的地皮上冒出细小的绿，稀稀落落，风一吹，又倒了。

顺着时间往回看，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帝国散场，一条经济断了线，一片草地被吃光，一座城里多了许多“不得不”的选择。我们常说选择，就是自由嘛。可在这儿，选择更像是被逼出来的退路。

你会在夜里想：要是草还在呢？要是水清一点呢？要是矿的钱能分到每家呢？要是男人们不必远走呢？这些“要是”，像北风一样吝啬，从来不回答。

我不想替任何人下结论。只是走过那条风大的街，我总记得一个细节：一个母亲抱着孩子在街角等车，车来了，她把孩子放到座位上，自己站着。

她往窗外看了一眼，是那种“明天还得过”的神情。你说路在哪儿？也许在草重新长起来的那天，也许在一项制度被认真执行的那一刻，也许在某个年轻人决定留下学做别的活儿。

风还会来，尘土还会起。我们能做的，不是把窗关死，而是想办法让风吹到的时候，不再把人吹得无处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