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回应｜“喜马拉雅升龙”事件还暴露了哪些问题？

绿色和平发言人就“喜马拉雅升龙”事件接受媒体采访，原文如下。

绿色和平认为，此次事件暴露出，对新近施行的生态保护办法，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漏洞。绿色和平还提出，此次事件中，有关生态保护红线的讨论是缺失的；那些没有被划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生态脆弱区，在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中显得相对弱化。

9月22日零时六点，“气得半夜睡不着”的李娟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推文——《气得编不出标题》。

李娟是《我的阿勒泰》的作者，这篇针对“喜马拉雅升龙”事件的短文仅有341字，但背后的“强烈谴责，不胜痛心”迅速引起网友共鸣，被多家主流媒体转载，登上热搜。

令她痛心的是，9月19日，户外品牌始祖鸟与艺术家蔡国强在海拔约55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江孜热龙地区举办了《蔡国强：升龙》烟花秀表演。

“烟花秀”现场图（图源网络）

从目前已经被删除的视频物料中可以看到，145根扇形彩烟形成一条3000米长的彩虹，在世界屋脊升腾。受邀去现场的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时刻，此外也有航拍视角收纳此次“壮阔”。项目团队在“升龙”结束后合影，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

在烟花秀现场，蔡国强的感言是：“感谢牧民配合，也感谢聪明的动物们帮助，让我的点火线路畅通无阻。很感恩在场的大家和我一起实现我年轻时的梦想，全力支持我们在这大闹天宫，或者我们一起大闹天宫。最后要感谢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和永恒的大自然，期待未来有机会和大家再次相聚世界屋脊。”

主办方声称此举是表现“对自然的敬畏”，在一条“说明”中简要说明了此次艺术项目所选用的烟花彩色粉均为生物可降解材料，且此次燃放等级为V级（最低风险等级），噪音与光污染均远低于夜间焰火，避免了对环境和公众的额外干扰。

对于可能受到干扰的鼠兔等小型动物，项目团队通过“盐砖引导离开燃放区”，并对草甸、农田进行翻土与植被修复，确保不留生态隐患。

这份因专业知识匮乏而显得毫无敬畏之心的“说明”，旋即被来自植物学、气象学领域的专家逐字拆解，用科学事实对其证伪。

甚至是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网友也感到了其中的不妥，在被称为是“中华水塔”的青藏高原燃起漫山的“可降解烟花”，从何体现出对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致敬？

对于一些始祖鸟的用户来说，这场烟火背离了户外品牌应传达的“自然无痕”理念，毕竟始祖鸟在去年年底还在香格里拉开展过LNT（Leave No Trace）课程，LNT七大原则之中，“保持自然原貌”“谨慎用火”“尊重野生动植物”“尊重他人”赫然在列。

面对来自诸多领域的质疑，品牌方始祖鸟、被赞助的艺术家蔡国强随后用一纸道歉作为回应，但众怒难平。日喀则市委、市政府21日凌晨发布声明称，已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后续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情况通报截图（图源网络）

就在一个月前的2025年8月1日，“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办法”正式施行。总则第三条就提出，“生态保护工作应当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坚持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科学防控、系统治理”。

目前官方的最新调查结果未出，但舆论走向颇为一致。

9月22日，绿色和平森林与海洋资深项目经理潘文婧对和讯网表示，这虽然不是公众愿意看到的结果，但这一事件可以用来检验新近施行的生态保护办法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漏洞，同时也是探讨这一政策该如何完善的一个恰当的时机。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及《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办法》，是否意味着一些人类活动需要在新的法律法规之下去重新被定义，是否属于新的法律法规需要去约束、限制和监管的范畴，这些都是此时特别值得去探讨的方向。”潘文婧表示，另外也需要考虑，按照现行立法体系，无论是法律之间衔接还是法律与地方配套立法制度的衔接上是否存在不足。

潘文婧认为，一部站位很高，出发点很好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能被正确执行，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地方对此理解存有偏差，加之实施条例未能够很好地施行，这与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西藏“中华水塔”的重要生态保护地位相背离。

绿色和平资深调研员吴浩则认为有关生态红线的划定是值得关注的方向之一。

“当前的讨论很多，无论从生态学，还是从环境保护的视角，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个议题是缺失的：生态红线。”

9月19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实现了新进展。我国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超过了30%。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共发现查处4545个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点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实施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90%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群都得到有效保护。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力度更大。数据显示，2022年，西藏自治区完成营造林117.9万亩，修复退化草原437.5万亩，50%的国土面积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草原植被盖度和森林覆盖率“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

吴浩说：“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对人类的活动是有严格要求的，这次活动能够成行，是不是能够说明活动地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区，这也涉及到信息公开的问题，一些省份如云南公示过生态保护红线，一些省份还没有公示过，这也会导致没有划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生态脆弱区在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中显得相对弱化。”

绿色和平近年来走访了多个生态修复、森林修复的在地实践项目地，其中也包含高海拔地区的植被修复，此前的研究聚焦云南省三大主要生态脆弱区域：高山亚高山、干热河谷及石漠化区域。此前调研与观察的案例包括香格里拉旅游踩踏破坏、采矿及公路建设导致的植被退化等。

有关高海拔生态修复，高寒草甸及森林破坏后恢复难度极高，即便进行人工干预也需科学方法支持。

“高原草甸的生态修复非常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高海拔地区，植被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非常困难。我们曾观察到因工程建设、矿产开发、旅游开发导致的高原草甸破坏，这些案例表明，即使是科学的人工干预，恢复过程也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强调在生态修复中必须遵循科学原则，避免以修复为名造成更大的破坏。”

也正因为此，项目出具的“说明”中的“翻土”字眼，让潘文婧和吴浩这样的专业机构的环保工作者感到格外触目惊心。

“这几乎无异于是二次伤害。”潘文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