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模式决定你的一生》第九章：认识这个世界

《解惑：心智模式决定你的一生》是英国经济学家E. F. 舒马赫的哲学遗作。本书基于作者对人类认知本质的探索，围绕心智模式构建认知框架，提出“世界存在层次论”与“四种认知领域”理论。

书中剖析思维局限性与真理边界，强调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的转变，主张通过理解自我、他人及世界的关系实现心智跃升。作者批判现代机械唯物主义观的片面性，倡导以“理解的科学”整合逻辑与灵性认知，回归心灵整体性思考，为个体突破生存困境提供哲学路径。

章九 四种认知领域：第四种领域——认识这个世界

国度、权柄和荣耀归于谁
下面我们来思考第四种认知领域，即周遭世界的“外表”。我所说的“外表”，指的是它向我们的感官呈现出的一切。在第四种认知领域，决定性问题始终是“我真正观察到了什么”，并且要依靠消除根据起因做出的但无法通过感官观察验证的假定、设想和预测等方式来得进展。因此，第四种领域是各种行为主义的真正领地：只有能够被严密观察到的行为，才是值得注意的。所有科学都在这个领域里忙碌着，许多人相信，这里是可以获得真正认知的唯一领域。

作为例证，我们不妨引用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的话，他的《心灵与社会》获得了这样的好评：在“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思考……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培养理性心态……”方面取得的“最伟大、最杰出的成就”[1]。帕累托和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一样，坚持认为只有在我所说的“第四种领域”里，才会有“科学的方法”。
因此，我们活动的领域，就是我们进行严格的体验和观察领域。我们使用这些词，是在天文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层面上使用的，而不是在那些时兴用“内在”或“基督徒的”体验来定义的其他事情上使用的……[2]
换言之，帕累托希望将自己的基础仅仅建立在“体验和观察”上，他将这两个词的含义限定为：外部感官通过器具辅助，依靠理论指引所感知到的，并且能够确证的事实。这样，他就排除了所有的内在体验，比如爱憎、希望和恐惧、欢乐与痛苦，甚至痛觉。他认为这是唯一理性的方法，是真正获得成功的诀窍。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何以迄今为止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内省、语源学、口头表达分析等方法交战的历史……在我们的时代，后一种方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从物理学中驱逐出去了，他们所取得的进展，正是这一驱逐的成果。但它仍然在政治经济学中昂首阔步，更是在社会学中招摇过市；而这些学科想要取得进展，就有必要效法物理学树立的榜样。[3]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帕累托不愿或不能区分不同的存在层次。将“内在的”认知从无生命的物质界驱逐出去是一回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层次没有内在生命，徒有“外表”。而在最高的存在层次，将内在的认知从对人性和人类行为的研究中驱逐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一层次，外表与内在体验相比，根本无足轻重。
在第二种认知领域——对其他存在的内在体验里，我们发现，我们对高等领域了解得最多，对无生命物质了解得最少。而在我们眼下思考的第四种认知领域里，情况刚好相反：我们对无生命物质了解得最多，对人了解得最少。
帕累托不承认存在层次的差别，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规律，与其他学科的规律毫无二致”。他可以说是这类思想家的典型：他们拒绝承认存在层次的层级结构，因此看不出一块石头和一个人在“复杂性”以外还有哪些差别。
的确存在着差异……主要在于复杂性的强弱程度不同，从而影响到了各种相关规律的作用效果……
科学规律上的另一个差别，在于能否通过实验将它们的影响单独分离出来……某些学科……可以广泛地运用实验；另一些科，只能少量地运用实验；而其他学科，比如社会科学，能够采用实验手段的，也是少之又少。[4]
的确，就无生命物质而言，只要我们乐意，就可以做实验。什么样的干预都不会危及它的生命，因为无生命物质本就没有生命；也不会扭曲其内在体验，因为它本就没有内在体验。
只有在不伤害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实验才是有效、正当的研究方法。无生命物质不会受到伤害，它只会被转化。相反，当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三种内部固有的自由要素被假定为不存在时，它们就很容易受到伤害，损害几乎在所难免。
对实验方法有所影响的，不光是高级存在层次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能够完全支配无生命物质的因果关系，在更高的层次则屈居于从属地位；它不再发挥支配作用，而是被更高级的能力所运用，这种运用的意图，不是在物理和化学的层次所能明了的。
一旦忽略了这一点，人们就会试图将所有的学科都放进物理学的模子里，这样做的确能取得某种“进展”，也的确能积累某种知识，但这种知识很可能会成为隔绝理解的藩篱，甚至成为理解力难以摆脱某种诅咒。倘若让低等取代了高等，就好比在研究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时，仅仅研究组成这部作品的种种物质成分一样。
物理学、化学、天文学被公认为是最成熟的学科，也是最成功的学科。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所谓人文学科，被认为成熟程度不高，因为它们被无穷大的不确定性所包围。如果可以使用“成熟”一词，那我们可以说，研究对象越是成熟，对它进行研究的学科就越不成熟。

人当然要比一块无机物成熟得多。对于后者，我们所获得的确凿认识要比对前者的认识多得多，这并不令人惊讶，只要我们还记得：
如果物质可以写成m，那么人就得写成m+x+y+z。
物理学只跟“m”打交道，如前所述，它在这样做的时候采取的是十分严格的方式。它的研究计划是能够完成的，正如力学的研究据说已经完成了一样，也许这样就可以称作是“成熟”。当然，对“x”“y”“z”的研究永远也无法完成。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第四种领域的不同学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致可以被划分成两类：一类基本上是描述性的，描述的是所见所感；另一类基本上是指示性的，指明怎样通过某些系统的工作取得可以预测的成果。对于前者，我们或许可以举植物学为例；对于后者，我们或许可以举化学为例。人们很少谈及这两类学科的区别，结果就是科学哲学大多只与指示性学科有关，仿佛描述性学科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常说，“描述性的”和“指示性的”差别只是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不同，或者是学科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实并非如此。F.S. C.诺思罗普说：“任何经验主义的学科，其正常、健康的发展，始于纯归纳性的强调……后来随着用推论方式演绎出理论，步入成熟。
在这样的理论中，刻板的逻辑和数学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5]这话在“指示性的”学科里，是正确无误的；诺思罗普选取的例子是几何学和物理学，它们都是完美的指示性学科；但对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等描述性学科而言就不成立了，历史学更是如此。无论描述性学科是跟自然界还是跟人打交道，这话都是不成立的。
描述性学科与指示性学科之间的区别，类似于我们在前面章节谈过的“理解的科学”与“操纵的科学”之间的区别，但又有所不同。忠实的描述所回答的是这样的问题：“我真正遇到的是什么？”有效的指示所回答的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即“要获得某种结果，我得怎么做？”当然，描述性学科和指示性学科都不只是对自然界呈现的事实的累积，两种学科的事实都经过了“提炼”和“理念化”，从中总结出了概念，提出了定理。不过统辖掌管忠实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理念：“我必须留神，别遗漏任何重要之处”，而指示越是严格地排除所有非必要因素，就越有成效。人们所说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就是从获取结果的角度出发，剔除一切多余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描述性学科首要考虑的是整体的真实，而指示性学科首要考虑的是有操纵利用价值的部分或方面。我用“首要”这个词来讲这两类学科，是因为这项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绝对的。
指示要想取得成效，就要做到精确、清楚、不容置疑、不容置辩。“取少量温度适宜的温水”这一指示还不够好。倘若是烹饪指示倒还好，但如果是科学指示就不行了。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水的量和温度，一定不能留下“主观”解释的空间。因此，在理想情况下，指示性科学是彻底量化的，而质（比如红色这种色彩）有可能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但前提是这些质能跟某种可以用量来定义的现象（比如特定频率的光波）“发生关联”。这意味着，优先得到考虑的，还是逻辑和数学。

在这种优先考虑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物理现象中有种奇异而美妙的数学秩序，这一发现让某些最有思想的当代物理学家摆脱了支配19世纪科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让他们意识到了一种超验的真实。哪怕他们仍然不能接受将“国度、权柄和荣耀”归于上帝的传统宗教，也不得不承认在世界的构建和管理中存在着极高的数学天赋。因此，自然科学和宗教之间贻害无穷的裂痕，由此开始弥合，这一变化十分重要。一些最超前的现代物理学家会同意勒内·盖农的这一说法：“整个自然界无非是超验真实的象征而已。”[6]
如果说，有些物理学家如今认为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那么这一点恰恰反映出：“指示性学科”只跟自然界了无生气的一面打交道。数学与生命毕竟相隔甚远。在数学的极高境界，它无疑展现了一种平实的美，以及一种迷人的优雅，这些可以被视为真理的标志；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它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这些凌乱——成长和衰朽、希望和绝望、欢乐与痛苦。绝不能忽视和忘记的是：物理等指示性科学，将自身局限于现实了无生气的一面；如果学科的目标旨在取得可以预测的成果，就非此不可。生命，甚至意识和自我意识，是不能用指令来安排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有自己的意志，这正是成熟的标志。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明白并写在我们的“知识地图”上的一点是：如果说所谓哲学，就是对“人生”是怎么回事给予我们指点的话，那么物理学和其他指示性科学，由于仅仅以自然界了无生气的一面为基础，所以它们并不通往哲学。19世纪物理学告诉我们，生命是宇宙的一场意外，没有意义或目的。20世纪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又把这话全盘收回，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只研究特定、严格孤立的体系，阐明这些体系运作或能促使其运作的原理，从这门知识里绝对得不出（也不应得出）笼统的哲学结论。
尽管指示性学科与指引人生无关，但它们却通过它们创造的技术，塑造着我们的生活。至于所取得的种种结果是好是坏，就不在它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学科在伦理上是中立的。但不存在没有科学家的科学，而好与坏的问题尽管不在科学的考虑范围之内，却不能认为它们也不在科学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如今人们说起（指示性）科学的危机，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科学今后仍将是超出人力掌控的世界主宰力量，人们会有抵制和反感的反应，不排除会有反应过激的可能。因为指示性科学并不考虑全部真理，而只关注能够获得成果的那些部分或方面，所以，可以说，应该只根据它们取得的成果，来评判它们的是非功过。
科学的威望是以这一说法为基础的——“科学”揭示“真理”，即确凿、不可动摇、可靠、经过“科学验证”的知识，这种非凡的能力为科学赋予了比人类其他活动更高的地位。然而，对于这一说法，还需要慎重分析。什么是验证？我们可以提出诸多不同的理论：它们当中会有“验证属实”的吗？比如“验证”一份菜谱，或者其他具有这种形式的指示，是有可能的，“如果你做了x，你就会得到y”。如果这份指示不起作用，那它就没有用处；如果它起作用了，它就得到了“验证”。实用义这种哲学提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有效依据，就是它管用。实用主义者提出：“这样说是不合理的：‘如果某个想法是真实的，它就管用’；你应该说：‘如果某个想法管用，它就是真实的’。”但最纯粹的实用主义并非屡试不爽，它有其相对贫乏的一面：单独来看，或许各种指示都是管用的；但除非我知道让某个体系运作的原理或“规律”，否则我扩展指示性知识范围的可能性还是很小。因此验证的观念，还有真实的观念，在指示性科学中具有双重意味；指示必须管用，也就是
说，必须能取得可以预测的成果，它必须是能用既定科学原理表达清楚的。无法以这种方式表达清楚的现象，对指示性科学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因此也是指示性科学并不在意的。指示性科学忽视它们，是出于方法论方面的需要。这样的现象一定不能让人对既定的科学原理产生怀疑，如果让人对其产生怀疑，就没有实用主义的价值了。正如我在前文强调过的，指示性科学并不关心全部的真理，而只在意让它们的指示行之有效和可靠的极少数真理。由此可知，指示性科学的验
证也有着同样的局限：它能够确定一套特定的指示管用，能够确定使其管用的潜在科学原理足够真实；但它不能确定其他指示不会同样管用，或者一套截然不同的科学原理就不能同样满足其需要，让它管用。众所周知的是，在哥白尼之前，计算太阳系内部运动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这种方法得出的计算结果，都要比哥白尼之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准确得多。
描述性科学的验证，其性质是怎样的呢？答案不可避免地就是：会有分类、观察到的规律性、推测、可信度各不相同的种种原理——但永远都无法验证。科学验证只能存在于指示性学科里，存在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局限里，因为只有我们亲自动手动脑，能够亲自操作的事，才能被验证。我们的头脑能够进行几何学、数学和逻辑学的操作，所以我们才能发出管用的指示，所以才能进行验证。同样，我们可以亲手实现许多与物质有关的进程，因此我们能够就如何获得可以预料的成果发布指示——管用的指示——从而进行验证。不能按照指示的基础进行“操作”，就不可能进行验证。
指示性科学不可能跟实用主义过不去；相反，这正是实用主义所属的领域，它在“知识地图”上的恰当位置就在这里。指示性科学也不可能与真理观的限制过不去：真理一定得是可以理解的现象，或是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这就意味着，不可理解的现象，以及已被证实“得不出成果”并且无法拓展指示性知识的理论，就不用考虑了。这些就是要严格遵守就能促成“进步”的、方法论上的必要条件，这里所说的进步，换种说法就是提升人运用自然界的过程，服务于其自身目的的能
力。
但指示性学科在方法论上的要求，一旦被当成科学方法本身，会引出无穷的祸患。运用到描述性学科上，会得出一套错误的方法。实用主义的限制、启发式原理或“奥卡姆剃刀”原理，与“如实描述”无法和谐并存。（稍后我们思考进化论学说时，再进一步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
物理学和相关指示性学科涉及的是无生命物质，据我所知，它们是完全没有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在这个存在层次，没有别的，只有与“内在体验”截然不同的外表，我们所关心的全部就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自然，除了事实，也不可能有别的，当我们说“事实”时，我们指的是它们能被观察者注意到。没有得到承认的事实和难以辨别的事实（后者更甚），不能也绝不能在物理学理论中扮演任何角色。
因此在这个层次，很难在“我们能够认识的”和“实际存在的”之间，亦即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分出差别来。当现代物理学家说“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迟早会遇到我们自己”时，他只是在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意思是实验的结果即便不是完全取决于，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理学家通过实验安排提出的问题。这一点没有神秘可言，如果得出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这样的结论，那将是大错特错。哲学家将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地表述为：所有知识都是这样获得的：与认知者的认知能力相一致。
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我们能够认识的”和“实际存在的”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我们循着存在之链向上走的时候，才会变得明显。就以生命现象为例吧。我们可以认识到生命这一事实，这一认识让人断定：“所有有生命的事物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要素——难以捉摸、无比珍贵、无法衡量——就是它激活了生命。”[7]于是人们谈起了“活力”。但这一常识性观点得不到指示性科学的承认。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纳格尔在1951年，通过断言活力论是个已经终结的问题，
敲响了“活力论的丧钟”。“因为活力论作为生物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毫无建树，并且其他方法有更高的探索价值。”[8]
有趣且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反对活力论的论点没有考虑活力论的真实与否，而是考虑了活力论的毫无建树。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是颇为常见的错误，也带来了巨大危害。“丰富多产”（fertility）这种方法性的原则，作为方法性原则本身是十分合理的，但其取代了真实观，扩展成了一种普适的哲学。正如卡尔·施特恩所说：“方法变成了心态。”[9]某一命题如果被认为是不真实的，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经验，而是因为它不能指引研究方向，没有启发性的价值；相反，某一理论不管在一般情况下有多么不合理，只要它有“较高的启发性价值”，就被认为是真实的。
描述性学科的任务是描述。从事这些学科的学者明白，世界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物，它们让人的设计、理论和其他产物相形见绌，，显得像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这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了一种科学的谦卑态度。吸引他们从事那些学科的，并非笛卡儿式的，让他们本人成为“大自然的主宰和拥有者”的思想。[10]但忠实的描述不仅必须要做到准确，还要能够为人所领会，不断堆砌事实是难以让人领会的，所以难免要有分类、归纳、解释——换言之，需要有一些理论提示，表明种种事实可能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理论永远也无法以“科学验证”的方式证明真伪。在描述性科学中，一种理论越是容易理解，对于这种理论的接受，就越是一种“相信”。
在描述性科学里，容易理解的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理论从它们描述的事物中可以看出智慧或意图在起作用，一类只看到了偶然和必然性。显然，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被“看到”，亦即被人用感官体验到。在第四种认知领域，能够观察到的只有动态和其他种类的物质变化；意义或目的，智慧或偶然，自由或必然，以及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都是无法用感官观察到的。能被发现和观察到的，只有“迹象”；观察者必须选择，他愿意将这些迹象归入哪一种重要性等
级。将它们解释为偶然性和必然性，与将它们解释为比人高超的智慧，两种表现同样是“不科学的”；两者都是同样的“相信”而已。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解释在纵向维度上，在重要性等级或存在层次上，都是同样真实或虚假。它仅仅意味着，它们的真伪并不是以科学检验为基础，而是以正确的判断为基础，人类的这种思维能力超越了单纯的逻辑，正如计算机编程人员的思考超越了计算机的思考一样。

[1] Arthur Livingston in his ‘Editor ’ s Note’ to The Mind and Society (see next note).
[2]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London,1935), para-graphs 69/2;99/100;109/110.
[3]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London,1935), para-graphs 69/2;99/100;109/110.
[4]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London,1935), para-graphs 69/2;99/100;109/110.
[5] F. S. C. Northrop, The Logic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New York,1959),ch. 8.
[6] René Guénon, Symbolism of the Cross (London, 1958), ch.IV.
[7] ‘Nature, Philosophy of’,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75), vol. 12,p. 873.
[8] ‘Nature, Philosophy of’,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75), vol. 12,p. 873.
[9] Karl Stern, The Flight from Woman (New York, 1965) ch. 5.
[10] Rene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part 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