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璧君去世，临终前写信叮嘱子女：望你们早日回来报效祖国

“1959年6月15日，护士小张低声提醒：‘陈夫人，夜深了，您还要写吗？’”昏黄灯光下，七十八岁的陈璧君握笔的手微微颤抖，她固执地点头，又在薄薄一页信纸上添了两行字。这封家书，成了她在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以加倍努力工作，报答人民。”

这一幕发生时，新中国刚刚十岁。彼时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已两年，《义勇军进行曲》被一次次奏响，人民公社正经历实践的磨砺。可在提篮桥监狱病房里，陈璧君面对的不是时代的欢呼，而是对半生罪孽的清算。

回到四十多年前，她第一次在槟榔屿街头看见汪精卫，青布旗帜随风猎猎，口号声里混杂着南洋烈日的潮湿味。十五岁的她听得入迷，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靠近这位“说话像诗一样好听”的青年。那一年是1906年。

两年后，少女偷偷写信给父亲，请求资助革命。富商老陈气得摔杯子，骂她“拿家里血汗钱当戏”，却拗不过这股倔强。钱汇到香港，再转日本，最终落入同盟会账户。金钱让汪精卫记住了这个马来西亚姑娘的名字，但记住不等于动心。

1910年暗杀摄政王计划泄漏，汪精卫被捕。陈璧君托人送进几篮鸡蛋，每颗蛋壳都写一个“璧”字。狱卒嫌麻烦，嘀咕一句：“这女人疯了。”汪精卫却因此动容。后来两人成婚，婚宴热闹，孙中山亲笔题词“同德同心”。很多人以为这对夫妻会并肩走在民主共和的大路上，历史偏不肯按剧本演。

进入二十年代，北伐、分裂、清党，一桩桩权力斗争让汪陈二人从理想的高地滑向现实的泥潭。陈璧君爱权势多过爱浪漫，她在家中踱步，听到丈夫感叹“蒋某锋芒太盛”时，抬头只问一句：“那就想办法让他盛不起来。”情感变成手腕，夫妻成了政治合伙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皆痛，“共赴国难”成口号。汪精卫却愈发灰心，他最常说的句子是：“力不能支，宜求和。”起初他仍犹豫，真正推他一把的正是陈璧君。据后来日方档案，“夫人对运动积极甚”。一句“难道你甘心做输家？”让汪精卫走向汉奸的不归路。

1939年汪赴河内，途中被特务伏击，枪声里陈璧君险些寡居。这次意外反而让两人更快倒向东京。1940年，南京伪国民政府挂牌，日军司令部的贺宴上，陈璧君身着旗袍，举杯致辞：“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相比丈夫的怯懦，她表现得更像掌权者。

华中沦陷区的老百姓却在苛捐杂税里呻吟。汪伪政府为筹军费，把稻谷、棉花、矿藏尽数抵押给日方。老南京人至今记得那段话：“傍晚钟声一响，又要征米征纱。”这种苦楚，陈璧君从未亲自体会。

1944年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市立医院。丧夫三日，她哭得涕泗横流，可转身即给驻沪日军司令打电话：“汪先生虽逝，他的事业不能中断。”她要守住名位，也想守住日方难得的信任。谁料一年后日本投降，纸糊的政权瞬间崩塌。

1946年4月，苏州十字口法庭外人山人海。检察官朗声诉讼，她面无表情，辩称“和谈是功”。法官懒得再听，当庭宣判无期徒刑。押解途中，她突然大笑：“蒋介石不会关我一辈子，他要防的是共产党。”笑声刺耳，路边群众纷纷怒骂。

却偏偏天不遂人愿。1949年解放军渡江，国民党仓惶南逃，再没人顾得上“汪夫人”。新政府接管监狱后，对她进行系统审讯与改造。陈璧君一开始桀骜，每天闹情绪；管教干部不懈对话，医生也不吝药物。她心脏病发作时，护士端来热牛奶，她愣住半晌，嘀咕：“我以为你们会让我自生自灭。”

1954年，她主动申请去苏北劳改农场。主管干部婉拒，理由是“身体禁不起”。她赌气绝食，最终被说服：“伤了身子，谁替你赎罪？”彼时，她已不再高谈阔论“第三次世界大战”，偶尔摸着病房窗台，自语“真傻啊”。

临终前三天，她终于提笔。信纸不多，但句句是求和：“妈妈罪孽深重，幸得人民宽容，汝等如仍以母为念，当以报国为先。”这不是向法院，也不是向新政权，而是向远在香港、吉隆坡的儿女们交心。字里行间，有悔、有惧，也有对那段颠沛岁月的彻底无奈。

6月17日下午，她呼吸急促，留下最后一句听不清的呢喃便与世长辞。骨灰由红十字会转交家属，翌年被撒向南中国海。浪涛声中，她的一生被海水包裹，随潮汐浮沉，再无踪影。

人们常问：若没有陈璧君，会否没有汉奸汪精卫？历史没有假设，但有启示——信仰脆弱时，仰赖情感和金钱的联盟最易变质。陈璧君出生富裕、受过新式教育，原本握有无数更光明的选择，却最终在权力诱惑里沉沦。

她临终那封家书留存于档案馆，纸张已泛黄，字迹依稀可辨。研究人员偶尔翻到，会轻声评价一句：“汉奸也会喊祖国，但祖国并不需要这样的拥抱。”这是冷峻的结论，也是后人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