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三次临危受命，毛主席曾深情地说：“好人！好人！”

1928年夏天的海陆丰，山里的蚊子又大又毒，徐向前蹲在一间漏雨的草棚里，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广东省委的命令，要他接任红4师师长。棚外，战士们正围着半筐野菜啃得狼吞虎咽，有的脚底板磨出了血泡，有的还发着低烧；棚里，前任师长叶镛牺牲的消息刚传过来没几天，党代表袁国平去了上海，师部连个能商量事的人都难找。徐向前摸了摸口袋里仅存的半块干粮，心里清楚：这哪是当师长，是接了个“烂摊子”，可再难，也得把这些战士们带活下去。

这是徐向前一辈子里，三次“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头一次。每一次，都是“天快塌下来”的时候，他却总能凭着一股山西人特有的韧劲，硬生生把局面扛住。

▌海陆丰的“野菜师长”

红4师的底子，本是广州起义后撤下来的工人赤卫队和起义军，刚成立时近千人，可到1928年6月，经国民党几万兵力“围剿”，只剩400多人。徐向前刚接任时，最难的不是打敌人，是让大家活下去。

山里缺粮，他带着战士们漫山找野菜——苦菜、马齿苋、野苋菜，能入口的都挖；没有盐，就把海边晒的粗盐块敲碎，每人分一点点；草棚被敌人烧了，他就和战士们一起砍竹子、割茅草，连夜搭新的。有次搜山的敌人把他们的野菜筐子踩烂了，战士们饿了一天，有人偷偷抹眼泪，徐向前却蹲在石头上笑：“别怕，咱山里有宝贝。”说着就带大家找到一个热水洞，泉水温乎乎的，既能解渴，还能洗去身上的汗味，战士们围着洞口，倒觉得比吃了饭还暖。 敌人不光搜山，还撒传单劝降，说“放下武器就给饭吃”。有个年轻战士动摇了，偷偷收拾东西想跑，徐向前没骂他，只是坐在他身边，掏出自己的草鞋递过去：“我知道你想家，想顿饱饭。可你看山下，国民党杀了多少咱的农友？咱要是走了，他们更要欺负老百姓。再熬熬，总有天亮的时候。”那战士看着徐向前脚上磨破的袜子，把东西收了回去，后来在反“围剿”里还成了冲锋在前的勇士。

1929年1月，省委决定让红4师分散撤出海陆丰。最后一批20多人，徐向前分了两路，自己带一路走。夜里过封锁线时，有个小战士腿软，徐向前就背着他走，走几步歇一歇，还跟他说：“等革命成功了，咱回山西，我请你吃刀削面。”小战士趴在他背上，眼泪掉在他的粗布衣服上——这师长，不像官，倒像家里的大哥。

后来省委常委陈郁找到他们时，看到徐向前和战士们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衣服上全是补丁，忍不住红了眼：“省委只知道你们难，没想到难到这份上。”徐向前却笑着指了指满山的树：“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这些跟咱一心的老百姓，怕啥？”他不是不怕难，是知道自己一慌，战士们就没了主心骨。

▌大别山的“外来副师长”

从海陆丰撤到上海后，徐向前没歇多久，中央又给他派了新任务，去大别山，接红31师的摊子。那会儿红31师刚没了主帅吴光浩，吴光浩是黄麻起义的带头人，在当地威望极高，特委怕影响士气，没敢把他牺牲的消息说出去，只让徐向前当“副师长”，对外叫“副司令”，实际挑军事指挥的大梁。

1929年6月，徐向前穿着件打补丁的大褂，跟着向导钻过敌人的哨卡，刚到鄂东北根据地，就闹了个“笑话”，他说的山西话，战士们听不懂；战士们说的湖北方言，他也听不明白，只能靠师党代表戴克敏当“翻译”。有次开作战会，他说“俺们先打北路的敌人”，战士们愣了半天，戴克敏赶紧解释“徐副司令说，咱们先打北边的李克邦部”，大伙才明白，后来战士们总爱学他说“俺”，他也不生气，跟着学湖北话，没多久就能磕磕绊绊跟大家聊天了。

红31师那会号称“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300多人，四五十条枪，不少战士还扛着红缨枪、大刀，有的连刀枪都没有，徒手跟着跑。刚到没几天，国民党就来了“罗李会剿”，南边罗霖的独立第4师，北边李克邦的土匪武装，还有民团红枪会，加起来好几万人，往根据地腹心扑。

徐向前夜里睡不着，拿着张手绘的地图，在油灯下看了又看。他知道不能硬拼，就想了个“避强击弱”的法子：北边的李克邦是土匪，装备差、人心散，先打他们；南边的罗霖是正规军，就让赤卫队夜里敲锣打鼓、放土炮，扰得他们睡不好觉。有次打白沙关，他带着两个大队的战士，跟手持长矛的老百姓一起冲，红枪会的人见满山都是人，吓得掉头就跑，这一仗下来，毙了敌营长以下百余人，还活捉了红枪会头子戴五爷。

打完仗，徐向前没先歇着，而是去看受伤的战士。有个小战士胳膊被砍伤了，他就蹲在旁边，用自己的毛巾蘸着温水给伤口擦血，还把仅有的一块药布给了他。战士们都说：“徐副司令不像从中央来的‘大官’，倒像跟咱一起种地的老乡。”

后来又打“鄂豫会剿”“徐夏会剿”，徐向前每次都把最险的任务留给自己。有次在鹅公山袭击敌人，他带着十几个战士绕到敌人背后，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他都没躲，直到把敌人的机枪阵地端了。

到1929年底，红31师从300多人发展到700多，枪也有了600多支，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大伙一致选他当军委主席——这“外来副师长”，早就成了根据地的“自家人”。

▌文革里的“硬气组长”

1967年的北京，到处都是“造反”的口号声，军队也乱了，院校的学生冲击机关，揪斗干部，连总参谋部的大门都被围过。1月的一天，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找到徐向前，带来个让他吃惊的消息：毛主席让他当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徐向前当时正犯偏头痛，疼起来连眼睛都睁不开，他跟杨成武摆手：“我身体不行，对干部也不熟，干不了。”可杨成武说：“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定的，推不掉。”徐向前心里咯噔一下，江青那伙人的心思，他不是不知道，可毛主席那句“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像块石头压在他心上。

他想：军队是国家的支柱，支柱倒了，老百姓怎么办？就算再难，也得扛。 上任第一天，他的办公室就成了“救火队”，四部电话响个不停，一会儿是某军区机关被围，一会儿是某院校学生要串联。他对着电话喊：“军队一定要稳定！不准大串联！”喊得嗓子都哑了，偏头痛又犯了，他就用手按着太阳穴，接着听汇报。

有次半夜，某部队的“造反派”要揪斗军长，徐向前直接把电话打过去：“军长是党培养的干部，你们要是动他，就是跟党作对！”硬生生把事压了下来。

最险的是1967年1月，江青一伙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冲击军事机关的事越来越多。徐向前急了，揣着药瓶就去了林彪住的毛家湾，跟林彪说：“再不管，军队就乱了！得定个规矩。”两人商量出“九条”，后来改成“七条”，毛主席看了说“很好，照发”，还加了条管教子女的内容，这就是后来的“军委八条命令”。有了这八条，军队的乱局才算稳住一点，可江青一伙恨上了他，原本以为他又老又病，会挂个名不管事，没想到他敢“唱对台戏”。

没过多久，“二月逆流”的帽子扣了下来，徐向前成了“重点批判对象”。造反派三次抄他的家，把他珍藏的革命纪念品都砸了；夫人黄杰被诬为“叛徒”，关进了牛棚；子女也受牵连，不能上学。

有次造反派围着他质问，他拍着桌子说：“我徐向前一辈子跟着党，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人民的事！你们要斗就斗我，别连累我的家人和战士！”

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握着他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徐向前眼眶红了，他不怕被批斗，就怕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信任他的战士。

徐向前这辈子，三次临危受命，每次都是“绝境”：第一次是要带400人活下去，第二次是要在陌生的大别山立住脚，第三次是要在乱局里守住军队的根。他不是不怕难，1928年海陆丰时，他也担心过“能不能熬过冬天”；1967年文革时，他也疼得想过“要是能歇会儿就好了”，可他知道，自己身后是战士，是老百姓，是党交给他的担子，不能放。

有人问过他，这辈子最难的是哪次？他想了想说：“没最难，只有更难。可再难，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装着党，就总有办法。”就像海陆丰的野菜，大别山的草鞋，文革时的药瓶，都是他的“武器”，不是刀枪，是共产党人的硬骨头，是对老百姓的暖人心。 徐向前说：“我没做过啥大事，就是在党需要的时候，没掉链子。”可就是这“没掉链子”，藏着一个老革命家最珍贵的品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为自己，只为心里的那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