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闲言碎语，是如何口耳相传流动起来的？

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 德裔犹太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学”，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人物

约翰·L. 斯科特森（John L. Scotson ，1928—1980） 中学教师，埃利亚斯在莱斯特大学的研究生

对一个自我分裂的社区进行如此深入的调查，收获之一是对闲言碎语的性质和功能有了更好的洞察。如人们看到的，“村庄”对屋苑的闲言碎语是建立在对屋苑人的既定信念上的，这个信念起到了过滤器的作用：对那些发生在屋苑里的不符合预定信念的事情，“村民们”毫无兴趣，几乎没有人认为值得将它们投喂到闲言碎语的碾磨机（gossip mills）中去。那些符合屋苑既定形象的事情则会被兴致勃勃地接纳，在闲言碎语的碾磨机中磨来磨去，持续一段时间，直到说腻了，被更新鲜的闲言碎语代替。

《建制者与外来者：社区问题的一项社会学考察》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英] 约翰·L. 斯科特森 著

方慧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换句话说，闲言碎语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什么是值得闲聊的（gossip-worthy），取决于社区的规范、信仰及社区的关系。屋苑的负面形象使“村民们”认为每一件可作为证据的事情都是闲言碎语欢迎的谈资，这与“村民们”对自己的正面形象正好相反。普通用法往往将两人或两人以上有关第三人的有或多或少贬损性的信息交流视为“闲言碎语”。但是从结构上看，指责性闲聊与表扬性闲聊是不可分割的，后者通常只限用于自己或自己认同的群体。将“村庄”中的闲言碎语与屋苑人之间的任何闲言碎语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闲言碎语的结构与闲言碎语者所在社区的结构是多么紧密相连。像“村庄” 这样紧密联结的社区需要一个强大的闲言碎语流（flow of gossip），以维持社区齿轮的运转。它有一个精心设计的闲言碎语中央系统。在教堂和礼拜堂，在俱乐部和酒吧，在戏剧和音乐会聚会上，都可以看到和听到闲言碎语的碾磨机在工作运转。人们可以观察到，“村庄” 相对较高的组织水平是如何便利了闲言碎语口耳相传的流动，使有趣的事情以相当快的速度在社区内传播。

每一条有关社区中大家所知道的人的新闻都构成了闲言碎语中的花絮。在“村庄”里，有好几次，访谈者在进入一所房子还未自我介绍时就被认出来，是“前几天晚上拜访史密斯夫人的人”或者“周三下午去老人俱乐部”的那个人。在屋苑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越紧密联结的社区就有越多现成的管道，公众感兴趣的新闻可以通过这些管道传播，人们同时也有更多的共同兴趣。无论新闻是有关进入“村庄”的陌生人还是“村庄”自己的成员，都会很快成为公共知识。在访谈中，当地家庭的、往往包含个人细节的事务，经常会被理所当然地讨论到，不比在协会聚会上少。相比之下，屋苑家庭则很少谈论其他家庭发生的事情。一位“村庄”的住户，是一个教堂戏剧小组的重要成员，在访谈中，她列出了这个小组中她的朋友。名单中缺了一位知名的女演员，访谈者向她提到了这个缺失。“你不知道吗？”对方惊讶地回答，“他们的孩子在圣诞节就要生了，所以这一次她没有参演。”在这一阶段，访谈者已经被“村庄”的人期待完全进入了闲言碎语的流通圈，虽然事实上他还没有完全掌握最新情况。“村庄”的大多数人——绝不仅仅是同一亲属群体的成员——已经相互认识很长时间了。一位年长的女士回忆五十年前她如何与“哈里”一起玩儿，“他绕着草坪追我”。1959 年，两人都是老人俱乐部的热心会员。在像 “村庄”这样的环境中，长期相识加深了对同群体成员所发生的一切的共同兴趣，便利了消息的流动。人们知道彼此的位置，沟通几乎没有障碍。关于彼此的新闻、关于所有公众所知之人的新闻，使生活变得有趣。因此，除了主要与外来者有关的指责性闲聊，以及为自己和群体赢得荣誉的表扬性闲聊，闲言碎语流还包括群体内部的一些单纯闲聊，即有关熟人和朋友的新闻，这些消息本身就让他们感兴趣。

各种形式的闲言碎语都有相当大的娱乐价值。如果“村庄”中闲言碎语的碾磨机停止运作了，生活就会失去很多趣味。闲言碎语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个人对其他人有兴趣，它代表了一种共同兴趣。提供闲言碎语新闻的人是人们可与之交谈的人。在这方面，“村庄”和屋苑的结构差异有助于明晰闲言碎语的性质。“村庄”的人比屋苑的人，有更广泛的共同熟识的圈子可作为闲聊对象。他们手中总有一些他们知道别人会感兴趣的娱乐新闻。他们谈论共同熟人的方式往往与他们谈论电影明星、皇室成员或任何其私人事务构成“新闻”的人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是从报纸，尤其是通俗的周末版中知道后一类新闻。如前所述，在工作之余的居民娱乐上，“村庄”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尽管有关自己成员或温斯顿帕尔瓦其他区成员的娱乐性闲言碎语不断被输入闲聊管道中，报纸上的故事也提供了很好的额外的闲聊来源，讨论这类新闻的方式是高度相似的。它们都是一些“私人性的故事”。如果你听到有人向一个熟人讲述一出他没看过的戏剧或电影，它听上去就像你听到他们讲述“村庄”中的邻居或屋苑中的人的故事一样。它具有闲言碎语故事的所有特征：语气和词汇是一样的，对人物和动机的简化、黑白分明的设置，当然还有背后的规范和信仰，都是一样的。尤其是女性，她们似乎从关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体会到了自己邻里关系方面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闲言碎语的娱乐价值似乎与讲述者和接受者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吹捧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不意味着她们总是责备他人或者怀有恶意。在“村民们”的闲言碎语中不缺少同情心，对其他人的不幸也不乏同情。

她们讲述克劳奇夫人故事的方式就是一个例子。她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亡故，留下了她和三个女儿，当时她还相当年轻。她外出工作，养活她的孩子，还照料其中一个孩子挺过了一场大病。她加入了退伍军人协会，帮助其他的寡妇。她的客厅中挂着一张她丈夫穿军装的大照片。随着孩子们长大，克劳奇夫人加入了其他几个协会。在俱乐部聚会上、在邻居们的闲聊中，人们怀着很深的感情提到她的故事和她本人。他们称呼她“亲爱的克劳奇夫人”或“老好人克劳奇夫人”，说她是“村庄”中受尊敬的成员。在失去丈夫后，她投身于服务社区的活动，这明显带给她新的生活动力和目的。“村庄”赞赏她对死去的丈夫、对社区和对公认的规范的忠诚。赞美克劳奇夫人，他们同时赞美的是他们在自己街区倡导的正派、体面的生活，正与他们知道的其他街区相反。让他们感到满足的是人们与自己的社区和自己的良知融为一体的感觉。表扬性闲聊无疑给了克劳奇夫人相当大的支持，先是在她早年困难时期，现在是在她晚年的生活。在她的案例中，就像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其他案例一样，一个家庭单位遭遇困难和不幸时，从社区的支持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支持性闲聊（supporting gossip）是动员社区帮助的工具之一。在街头、俱乐部、教堂以及其他闲言碎语的管道向店主和工厂管理层传递的信息是，X夫人或Y先生“正处在艰难的斗争中，应该得到帮助”。正如人们看到的，在提供和拒绝帮助时，慈善委员会都利用了闲言碎语的管道。“我们在密切注意，”一位成员说，“我们还请店主注意任何真正困难的案例，特别是老年人，然后，当名字传给我们时，我们会去调查。”

尽管支持和赞美性闲聊在闲言碎语流中占有一定比重，在“村庄”的闲言碎语管道中从未停歇过，但是，它们常与具有相反情绪色彩的闲言碎语内容，与拒绝和指责性闲聊混合在一起，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粗略估计，后者比前者占据了更大部分。人们的印象是，有关社区知名人士违反公认规范的新闻更被津津乐道，它们比有关某人遵守公认规范的表扬性闲聊或有关他需要受到支持的闲聊，为讲述者和接收者提供了更多的娱乐和更愉快的满足。虽然后者同样间接吹捧了闲言碎语搬运者的自我—我们的“老好人克劳奇太太”常常带有高人一等的意味—但前者自我吹捧和使人愉悦的意味则明显更强。指责性闲聊更直接地吁请闲聊者的正义感。它也提供了另一种乐趣，即与他人谈论那些被禁止的、不能做的事情。而且这些谈话听起来似乎勾起了闲聊者的想象力，使之马上联想到如果他们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想想看！”—会感受到的恐惧的阴影和内疚，然后很快回到快活和轻松的自己—“但那不是我！”。一个人与其他人闲聊这些是自己没有过失的证据。它强化了正义者的社区。对违反规则的人进行集体指责和惩罚有很强的整合功能。但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使已存在的群体联系保持活跃和不断强化。

如果有人强调闲言碎语的整合功能，这只说对了一半。如此次调查所显示的，事实要更加复杂，虽然要简单地说，指出闲言碎语的结构及其功能的构型也基本足够了。闲言碎语不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中介，它的结构取决于彼此闲聊的成员所在社区的结构，这一点前面已说过。闲言碎语在温斯顿帕尔瓦的两个工人阶级街区有不同的特征。在紧密联结的“村庄”街区，闲言碎语通过不同家庭和协会网络提供的管道，自由和丰富多彩地流动。在松散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的屋苑街区，闲言碎语的流动总体上更加缓慢。闲聊的回路更短，还经常有断连。甚至相邻的家庭也常常没有或只有些微闲聊联系。闲聊沟通有更多的障碍。

即使在“村庄”本身，闲言碎语也绝不是仅有支持“村庄”主导性舆论认可的人及巩固居民间关系的功能。它还有排除人和切断关系的功能。它可以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拒绝工具。例如，如果“村庄”中的一个新住户被认为是“不太好的”，有关违反规范的故事就会通过闲聊的管道传播开来，且常常以一种经高度渲染的形式，如前面讲过的例子，一位女士在寒冷的冬天请一位清洁工喝了一杯茶。这一可怕的武器被人们以一种集体的、毫不容情的强硬态度使用，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个体时都是怀有善意和好心肠的，这正是闲言碎语的碾磨机不断运转，以及在紧密联结的社区，信息和观点的持续交换对社区意见和信仰所产生的特定影响的特征。

闲言碎语的决定因素之一是闲聊者对同伴耳朵和注意力的竞争程度，这又取决于群体内的竞争压力，尤其是地位竞争的压力。如果一个人能够胜过他的闲聊同伴，如闲聊外来者时，能比同伴说出更多的丑闻和更无耻的事情，或者能够显示出他更忠实于群体的共同信条，在主张加强群体自豪感的信念方面更激进，那么他就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紧密联结的群体内部的竞争动态对一般的群体信仰，尤其是对闲聊的内容所产生的扭曲性效果是一种畸变，使之朝向最有利于自己群体、最吹捧自己群体的信仰，以及最不利于、最丑化那些不屈从的外来者的信仰，并且这两种情况都有日益僵化的趋势。总体上可以说，一个群体的成员的自我优等感和自豪感越牢靠，形象与现实间的鸿沟、扭曲的程度就会越小；反之，他们越感到威胁和不安全，内部压力及作为其一部分的内部竞争，就越可能促使共同信念走向幻象和教条式的僵化的极端。事实上，人们经常可以把群体信仰的扭曲和僵化程度作为标尺，如果不能量出实际的威胁，至少可以衡量一个群体感到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它对重构处境会有帮助。“村民们”虽然与定居在屋苑的新来者相比更有根基和势力，但他们肯定感到新邻居威胁了他们成建制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可能感到，这是工业化和都市化新浪潮威胁到温斯顿帕尔瓦的老区及他们最根本的生活方式的先兆。“村民们”，尤其是“老家庭”网络，对这一威胁的回应是强烈强调旧的“村庄精神”，以及对不遵从的邻居高度的不容忍。

“村庄”的闲言碎语是有相应的模式的。它的不容忍，它作为整合的障碍的功能，在针对“村庄”的不遵从者时已很强烈，在针对屋苑人、对屋苑的不遵从者时则更加突出，虽然在后一种情况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它们不是那么有效。前面已经提到，大多数“村民”无法察觉到屋苑人能带来什么好处。用于屋苑人的关键词、关于他们的故事，都是有偏斜的，意在强调自己行为、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排他的优等性及屋苑人整体的劣等性。不用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良善信仰的纯真之举，没有恶意的捏造和宣传的性质。通过理想观点的强化和对认可的不断竞争，作为一个亲密团体，“村民们”可以做到将他们不想看到的关于自己和邻居的东西排除在他们的感知之外，同时鲜明地强调他们想看到的东西，这足以解释这种扭曲。重要的是，二十年后，“村庄”里老一辈的人依然强调他们与第 3 区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称他们为“被疏散者”“难民”和“伦敦东区佬”。一位教堂领袖，三代“村庄”家庭的成员，总结这种观点说：“他们不像村庄的人。少数人加入了村庄生活，但只是少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但他们只是杂居在铁路另一边的外国人。”人们可以感受到“村民们”真诚的困惑，他们认为这些新邻居达不到他们自己的标准，而在他们心中，“村庄”的标准是所有正派英国人的标准。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一亲密群体从他们天真的自我中心出发，不能看到另一面及那些似乎相互抵触的需求；他们把另一个群体当作别国的外来者来拒绝，通过指责性闲聊阻止他们加入自己的社区生活。同时，他们又抱怨对方不肯加入他们的社区生活。“村庄”的孩子们重复地从父母那里听到抱怨屋苑的故事，他们则从学校带回家有关屋苑孩子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肯定了对屋苑劣等性的信念。因此在与一个“村庄”家庭的访谈中，父母提出了教育问题及它对年轻一代的重要性，他们 13 岁的女儿这时就在同一房间里。这位母亲说，有些人浪费了良好教育带来的益处。她给的例子是：“在上周晚家长会上，有一个屋苑的女人。当校长正在说学校制服看起来很好时，这个女人站起来说：‘买不起，我丈夫在监狱。’”这位父亲厌恶地哼了一声，女儿笑了起来。母亲接着说：“就是这种来自屋苑的人破坏了温斯顿帕尔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