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舆情事件：当片面报道与处置失当酿成“大溃败”

近期，革命老区临沂因“农妇辱骂法官被罚十万元”一事陷入全国舆论风暴，这场舆情最终以法院纠正处罚决定、退回罚款告终，却留下了“全盘皆输”的尴尬局面。当汹涌的“民意”褪去，我们更需穿透舆论迷雾，追问这场风波背后媒体失责、部门应对失序的深层症结，因为这不仅关乎个案公平，更考验着社会治理中的舆情管控能力。

在这场舆情发酵初期，媒体本应是还原事实、引导理性的“瞭望者”，却沦为了片面信息的“传声筒”与主观情绪的“放大器”。据公开传播记录显示，最早出现的《山东临沂一法院惊现十万元罚单，适用法律依据严重错误》博文转发量过百，次日刊发的《55岁农妇“辱骂”法官，被罚10万元》一文，阅读量超7万，以及后来抖音、视频号等平台涌出的内容“传播者”更是不在少数。他们既未实地采访，也未通过电话核实，前期仅摘取律师博文便仓促转发，后期更是凭着主观判断撰写文案、制作视频，将新闻真实性的底线抛诸脑后。更令人忧心的是，所有报道都选择“切片式”呈现——死死抓住“辱骂法官被罚款10万”这一极具冲击力的片段，却对杨宝花抢占他人房屋、在调解庭撒泼打滚、在民事调解厅内三个多小时辱骂法官的核心事实视而不见。且相关报道所配的视频素材多为网上搜索拼接，既无杨宝花辱骂内容的真实记录，也无其行为造成影响的客观呈现，这种“选择性报道”本身就为舆情走偏埋下了隐患。

随着传播链条的延伸，信息失真愈发严重：杨宝花大闹法院的行为，从“辱骂”被淡化成“理论”，再到“只是问了一句”；而法官的依法处罚，却被扭曲为“张口罚十万”。媒体刻意给杨宝花贴上“农妇”“弱者”的标签，将个案塑造成“强者欺压弱者”的戏剧化叙事，彻底背离了新闻客观中立的原则。这种片面、不实、扭曲的报道，不仅误导了公众认知，更点燃了舆论情绪，让理性讨论让位于情绪宣泄，为后续的“网暴”“治理恐慌”埋下伏笔。

当然，这场舆情的引爆，也与法院自身的“低级错误”密不可分。承办法官在制作处罚文书时错用模板，将应引用的《民事诉讼法》第113、114、11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以上措施可以并处），误写为《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尽管从法律依据来看，杨宝花哄闹法庭、辱骂法官的行为，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中“可处十五日拘留、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处罚本身并无不当，但文书中的法条引用错误，却给了舆论质疑“执法不公”的把柄，成为舆情升级的“导火索”。

更值得反思的是，面对舆情爆发，相关部门的应对尽显被动与失序。在舆情发酵初期，本应及时公开事件全貌、澄清事实真相，却选择了沉默，任由谣言与误解扩散；当舆情陷入被动后，又采取“全盘揽责”的做法，仅因文书法条引用错误便退回罚款，忽视了杨宝花扰乱法庭秩序的核心事实。这种“自乱阵脚”的应对，不仅让执法公信力受损，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杨宝花认为“翻盘”成功而索要高额赔偿，经开法院多名法官遭遇网暴甚至“人肉搜索”，基层干部因畏惧舆论而不敢“碰硬”，其他县区法官也对类似案件的判罚陷入迷茫。

这场舆情事件，本质上是一次社会治理能力的“压力测试”，它深刻揭示出：舆情管控绝非“事后灭火”的被动行为，而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临沂这次舆情的后续发展来看，除了此前暴露的媒体失责、部门应对失序的问题，还存在处罚适当性、比例原则适用等争议，相关依法依规的追责也仍在推进中。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建立“部门联动”的舆情应对机制——媒体应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杜绝片面炒作；司法机关需及时公开案件全貌，以事实回应质疑；政府部门更要保持理性判断，避免被情绪裹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小错误”酿成“大溃败”，才能在舆论浪潮中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来源：老记观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