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被公认的“第一美女”，长相十分清秀，49年被迫来到台湾

1946年早春的西安城，灰尘伴着寒风在城门口打着旋。一辆吉普车停下，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几名工作人员簇拥着一个身影走进办公楼——她就是吴光伟。那一年，她三十二岁，雪青色旗袍包不住眉宇间的英气，也掩不住周围人窃窃私语：“那位便是从延安回来的吴小姐？”

时间倒回十年。吴光伟原名吴广惠，生长在一个注重教育的家庭。父亲在南京政府任职，对外商务谈判时见识过列强的嘴脸，回家后便常说：“学好外文，将来才立得住。”吴光伟记住了。上海商学院三年，她把英语练得炉火纯青；课堂结束后，总爱钻进图书馆翻英国文学，偶尔还能背几段莎士比亚。那股子韧劲，老师都直摇头。

北平求学期间，她遇见张砚田。两人爱读《新青年》，又都参加学生运动，校园里的暗潮让感情迅速升温。毕业时步入婚姻，五个月后张砚田赴日留学，临行前握着妻子的手说：“家国要紧，你放心做想做的事。”吴光伟点头，心里却盘算着更长远的路。

“一二·九”之后，全国救亡热浪滚滚。1936年冬，延安需要能与外籍记者直接沟通的干部，陕西救国联合会有人向她发出邀请。她只给父亲写了两行字：“孩儿此去，愿效犬马。”随后背上行囊，翻过秦岭黄土，走进窑洞。延安物资匮乏，白面馒头是奢侈品，可大家争相传阅《联共党史》，讨论形势。吴光伟并不介意粗茶淡饭，她介意的是口译稿出错。半夜打着煤油灯核对笔记，困了就靠炕沿打个盹，不到半年便成了中央外事组的骨干。

延安来了位女记者。宋庆龄托人带信，希望采访中共中央领导，组织点名让吴光伟担任随行翻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略微紧张，翻译结束才敢抬头。主席笑着说：“年轻人，不要怕，说错了也改得回来。”一句轻描淡写，卸下所有压力。从那以后，只要苏联顾问或国际友人到延安，总能看到那个清瘦的女子提着公文包穿梭于窑洞之间。大家打趣：“延安第一美女，又忙又美。”

然而岁月并非一路坦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砚田受杨虎城赏识，被聘作参议。夫妻久别重逢，却发现立场渐行渐远。张砚田热衷官场，常在晚宴上与权贵划拳碰杯；吴光伟仍往返延安、西安之间，为妇女救亡做宣传。争执数次，她平静地提出离婚：“你走你的官道，我守我的信念。”张砚田愣住，只回一句：“各自珍重。”

战火蔓延，国民党内部疑神疑鬼。吴光伟因在延安工作过，被特务局盯上，深夜带走审讯已成家常便饭。一次，她在审讯室被问及与共党往来细节，只淡淡回应：“翻译而已，职责所在。”审讯官恼羞成怒拍桌：“少装蒜！”威逼三昼夜，仍一字未吐。特务最终借张砚田作保才将她放出。但自由是暂时的，监视并未松懈，出门买菜都有人尾随。形势逼人，无奈之下，她答应复婚，内心却把这段关系当作临时护身符。

1949年深秋，解放军逼近重庆。机场灯火通宵，C-47运输机轮番起落。张砚田奉上级命令撤往台湾，凌晨一点把吴光伟从睡梦中拽起：“走，登机！”她挣扎：“我不走，我要留下！”他低声喝道：“你若不走，他们不会放过你，也连累我！”半个小时后，飞机离地，她隔着舷窗望向夜色里的嘉陵江，指节因用力握扶手而发白。脑中忽然闪回延安窑洞的灯火，忽然想问自己：此去经年，还有归期吗？

抵台后，吴光伟住进台北郊外的小院，四合院结构，潮湿闷热。墙上日历不停撕去纸页，她却提不起劲重新开始。一位老友来看她，劝道：“将来或许有机会再回大陆。”她没有作声，只把视线投向远方海峡。夜深了，顶楼传来广播里沙沙的电流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几个字偶尔穿透噪音。她微微仰头，像是在聆听故乡方向的回响。

张砚田仕途浮沉，对这位“第一美女”渐感疏远。一次争吵，他脱口而出：“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只有延安！”吴光伟停下手中的茶杯，低声答道：“我只有一个信念，从未变过。”三秒沉默，屋内连墙角的青苔都像在屏息。

1950年代后期，岛内政治空气紧张，她被迫淡出公众场合。偶尔有新兵来院子里修缆线，听见邻居悄悄议论：“听说她给毛泽东做过翻译。”新兵抬头，好奇打量，看到的却是一张清减的侧脸和一双沉稳的眼睛。那份清秀不再张扬，转而沉淀成岁月里的坚硬。

半生辗转，吴光伟没有留下厚厚的回忆录，也很少在亲友面前谈起那段窑洞里的日子，只把多年保存的英文笔记本锁进抽屉。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照片：几位青年围坐在窑洞门口，篝火映亮面庞。右侧那位，眉目温婉，正专心听人讲话──这是她留给自己的延安。

晚年朋友问她，最自豪的是什么？她合上书，轻轻答：“我翻译过新中国的希望。”这一句，像一颗钉子，钉在历史的木板上，再没有拔出。

吴光伟的故事并不轰轰烈烈，却足够刺痛人心。她清楚地知道，个人命运往往裹挟于时代洪流，但选择权始终牢握在自己手中。山河有界，信念无涯。1949年那趟夜航，把她推到了海峡另一端，也把那段关于“延安第一美女”的传奇定格在天际线外。世事变迁，她的名字渐渐淡出教科书；可只要翻起史料，总会有人发现，在延安窑洞那盏微弱的煤油灯下，曾有一个清秀女子，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独一无二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