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秸秆禁烧”之困：一个火点罚一万，多个火点书记免职！

理解基层之一：秸秆禁烧之困

碧翰烽/文

这是一位基层干部的情况反映。

某乡镇在秸秆禁烧工作中，虽然通过 “村村响”、宣传车、志愿者巡逻实现政策家喻户晓，却仍有农户无视规定露天焚烧；村干部劝阻时不仅遭遇肢体冲突，还被农户以“殴打百姓”为由上访，动辄索要数万元赔偿，地方政府往往选择“花钱买平安”。

一

只禁不疏

秸秆禁烧政策的初衷是保护空气质量、防范火灾隐患，符合公共利益，为何群众不愿配合与支持？

核心问题在于政策执行陷入“重禁止、轻疏导”的误区，忽视了群众的现实诉求。

一方面，农户对秸秆处理存在“现实困境”：秸秆若不焚烧，需人工搬运、粉碎还田，不仅增加时间成本，还可能因处理不及时影响下一季播种；部分地区缺乏秸秆回收企业、还田补贴等替代方案。

如某乡镇焚烧秸秆的农户并非不知政策，而是认为“不烧没法种地”，政策对其现实困难的“漠视”，使其对禁烧规定产生抵触心理。

另一方面，政策宣传停留在“单向灌输”层面：“村村响”、宣传车仅仅强调“不准烧”，却未解释“为何不能烧”“不烧怎么办”，导致群众难以将禁烧与自身利益（如呼吸清洁空气、避免火灾风险）关联，反而将政策视为“给种地添堵”的负担。

因此，即便基层干部“好言劝阻”，群众也易将其视为 “管闲事”，进而引发冲突。

二

执法两难

一些基层干部常常感到疑惑：秸秆禁烧到底合不合法？

当前，时常陷入“两难”：一方面，政策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与执行标准。

秸秆禁烧虽有《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依据，但一些地方未出台细化条例，如“焚烧多少面积应处罚”“处罚主体是公安还是环保”“如何界定‘恶意焚烧’与‘过失行为’” 等不够明确。

另一方面，执法威慑力不足与“维稳优先”的导向，导致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比如，有农户焚烧秸秆后撒泼砸车、上访索要赔偿，但执法力度明显不足。

三

权责失衡

基层干部是政策执行的“主力军”，却处于“权责不对等”的困境中，导致“不敢管、不愿管”。

一方面，“无限责任”与“有限权力”的矛盾突出。有的地方部门对秸秆禁烧工作提出“零火点”的硬性指标，却未赋予基层相应的执法权、协调权：干部发现焚烧秸秆，不能依法处罚，只能自己动手灭火。

一旦出现冲突，上级往往以“维稳”为先，要求基层“自行解决”，甚至在干部被诬告时“和稀泥”，如有的村干部被索要赔偿，均未得到上级的明确支持。

另一方面，心理压力与职业风险的叠加，消磨了干部的责任心。基层干部既要面对群众的不理解、甚至冲突，又要承担上级问责的风险，还要承受“出力不讨好”的委屈。

如有的地方规定出现“一个火点罚一万、出现多个火点书记免职”，有的乡镇党委书记因为秸秆禁烧执行不彻底而免职。但是，没有明确对农户的处罚措施，导致基层干部 “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能靠“劝” 而非“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