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近百年的历史档案，背后真相是——

为了一份近百年前的《宣言》，作者跨越千里，从纸张的油渍、字体的歪斜，到补刻的“国”字、特殊的用字写法，每一个细节都成了破解历史密码的钥匙。当真相逐渐清晰，我们看到的远不止一份完整的革命文献。

文、图丨洪荣昌

2017年年底的一天，一位自称拍卖公司纸杂文献负责人的奚先生请求添加我为微信好友。作为长期痴迷于在纸杂文献中探寻历史印记的收藏者，我对这类涉及历史遗存的信息向来格外关注，当即欣然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交流中，奚先生提及几天后公司将举办一场“纸杂文献”专场拍卖，可免费寄送拍卖图录，我立刻提供了详细的收件地址与联系电话。时隔三日，一份厚重的拍卖图录便如期寄到了我的手中。

发现

拿到图录后，我如同面对一份尘封的历史档案，逐页仔细翻阅，从每件拍品的高清照片到文字说明，都逐一认真研读，生怕错过任何一件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当翻至第5447号拍品时，我的目光骤然被吸引——这是一件标注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物，文字说明清晰写着：“1931年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制《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传单一份，尺寸为47厘米×19.5厘米，起拍价8000人民币。”作为专注红色文献收藏的研究者，我深知这类直接关联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央级文献，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收藏意义。

当时我身处福建，而拍卖时间定在2018年1月7日，恰好此前我已答应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要前往江西瑞金参与红色金融节目的拍摄，这意味着我无法亲自赶赴上海拍卖现场，上手观察这件关键拍品。这种“身不能至”的情况，在专题收藏领域十分常见——对我们而言，一场拍卖或许仅有一两件拍品与自身收藏方向契合，即便如今交通便捷，为了寥寥几件物品千里奔波，从时间与经济成本来看都并不划算。因此，借助互联网获取拍品细节、判断真伪，成了我们这类收藏者的常用方式。

为了精准了解这件宣传单的品相与细节，我按照惯例先通读图录，随后打开电脑登录该拍卖公司官网，搜索到第5447号拍品并下载高清图片。通过图片的放大与缩小功能，我清晰地看到：这份宣传单由两张棉纸组成，纸张边沿虽有轻微破损，但正文内容完整无缺，没有一个字的缺失。对文献收藏者来说，“文字完整”是核心标准——即便纸张存在局部破损，只要不影响内容辨识，就不会阻碍对文献本身的研究；可一旦出现文字缺漏，文献的历史信息便会断裂，后续研究也会陷入困境。进一步观察还发现，这份宣传单采用的是钢板刻写蜡纸油印技术，字体虽小却工整整齐，行距与字距排列极具规范性，文字四周还留存着大片晕散的油渍。结合这些特征，我初步判断这件拍品应为真品。

但当晚躺在床上，一个疑问突然浮现：作为中共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为何采用油印方式印制？要知道，“油印件”并非泛指所有油墨印刷品，而是特指通过钢板、铁笔刻写蜡纸后，再用油印机印制的文献。随着电脑与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这种工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从未见过蜡纸、钢板与铁笔，更不了解油印流程；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人来说，油印品则是一段熟悉的记忆。带着这份疑虑，我连夜起身再次打开电脑搜索相关资料，最终在人民网上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的全文，文末一条标注“根据中央档案馆原油印件刊印”的说明，瞬间打消了我对“油印形式合理性”的质疑。

可新的问题随即产生：网刊版本依据的“原油印件”，与拍卖会上的这件拍品是否为同一版本？为验证这一点，我将下载的拍品图片与人民网公布的全文逐字逐句进行比对，从标题到落款，从正文段落到标点符号，最终确认两者内容完全一致、一字不差。当我完成比对关掉电脑时，已是凌晨1点多。

1931年《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原件

鉴定

次日一早，我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将发现与初步考证结果告知程定飞先生。程先生时任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文物部副部长，长期深耕革命文物研究领域，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还拥有丰富的实物鉴定经验，是国内顶尖的革命文物鉴定专家。他看到我的消息后，很快回复表示认同我的分析与判断，明确指出这件文献“大概率为真品”，随后还特意打来电话，再三叮嘱我“务必争取竞拍成功”，强调“这件文献属于国家重量级文物，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有了权威专家的认可，我对这件拍品的信心也更加坚定。

通话中，我还向程先生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军博能提供馆藏《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原件的图片，以便与拍卖拍品进一步对照。程先生当即答应帮忙查找，可次日他回复说，军博并未收藏该文献的原件，仅有一份复制件，并随即把复制件的图片发给了我。

收到图片后，我立刻展开细致比对：尽管复制件图片清晰度有限，无法精确测量尺寸，但从整体版式来看，拍品与复制件的行距、段落分布、标题抬头及落款格式完全一致。通过图片放大功能，我还发现两处极具辨识度的细节：一是第9行“区域”的“区”字，拍品中的“区”字存在轻微歪斜，而复制件中的“区”字歪斜角度与位置完全相同；二是倒数第14行中间的“国”字，拍品中的“国”字明显是后期补刻上去的，复制件中的“国”字也呈现出相同的补刻痕迹。此外，从图中一些细部特征来看，文献中“长春”的“长”字、“他们”的“他”字、“斗争”的“斗”字、“升长”的“升”字，其写法都极为特殊，与常规书法字体差异明显，而这些特殊写法在复制件中也一一对应。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已知军博复制件源自权威原件的前提下，拍品与复制件的高度吻合，足以证明两者源自同一版本，进而可确定拍品为真品。随后，我迅速办理了竞拍委托书，在1月7日傍晚通过电话参与竞拍。尽管过程中有多轮激烈竞价，但凭借对这件文物价值的坚定认知，我最终成功将其收入囊中。

左边两图均为宣言复制件，右边均为拍品。经对比，可看出二者的一致性。

解惑

2018年春节过后，我特意携带这份《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赶赴北京，前往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请程定飞先生进行实物鉴赏与最终鉴定。在程先生的办公室，他接过这两页泛黄的宣传单，仔细端详片刻后便连声称赞：“不错，不错！油印品的真伪其实很好辨别，你看这纸上留存的油渍，分布自然且带有历史沉淀感，现代仿品根本无法复制这种效果。”

随后，程先生让部下取出军博馆藏的该文献复制件，将原件与复制件并置对照，结果显示两者的文字内容、版式设计、整体尺寸完全一致。他指着拍品对我说道：“这绝对与复制件的原始版本同源，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历史文物。”言谈间，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以后要是考虑捐献，可得优先考虑我们军博啊。”一句玩笑话，却尽显“军博人”对革命文物的珍视——他们始终将馆藏建设与国家历史文化传承紧密相连，这份敬业精神令人敬佩。

在得到程先生的权威肯定后，我向他提出了心中的另一个疑问：为何这份中央级文献会采用如此薄的棉纸印制？程先生耐心地为我梳理了这件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解开了我的疑惑。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曾先后出现过两次“临时中央”，而这份宣言的诞生，便与第二次“临时中央”的特殊处境密切相关。第一次“临时中央”成立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此后，临时中央筹备并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与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维系了革命火种。

第二次“临时中央”的诞生，则与1931年中共中央遭遇的严重危机有关。当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央组织机构与政治局成员名单，导致中央机关遭到毁灭性破坏，周恩来、王明等核心领导人被国民党通缉。由于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不足半数，无法正常行使职权，中央被迫改组，于9月22日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卢福坦、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陈云等9人，常委会由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组成，博古担任总负责人。彼时上海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临时中央成员只能频繁转移住所、秘密召开会议，直至1933年1月才被迫迁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正是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艰难处境下的产物。在特务遍布、搜捕严密的环境中，共产党员们要印发并散发这份宣言，需冒着生命危险—— 一旦暴露，不仅文献会被销毁，相关人员也会面临被捕杀的风险。因此，他们选择极薄的棉纸印制，既因棉纸价格低廉、易于获取，更重要的是其质地轻薄、便于折叠携带，能最大程度降低散发过程中的暴露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宣言的刻写工艺堪称精湛：全文2633个字，采用最小规格的钢刻版字体，最终微缩在两张16开棉纸上。放大后可见，字迹清秀挺拔、刚劲有力，竖排行距笔直整齐，上下对齐毫无偏差，宛如一幅精细的工笔画。这种技艺不仅需要刻写者具备深厚的书法功底，更需极强的耐心与专注力。

这份《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不仅是承载着历史信息的物质遗存，更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坚忍不拔、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力量，是留给后世的珍贵精神财富。

（本文选自2025年第9期《中国收藏》杂志）

编辑丨王何

校对丨郑爽

设计丨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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