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这才是高级玩家，一生钟情玩乐，最后靠学识回报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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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王世襄无疑是个独特的存在。

无论是斗蛐蛐、玩鸽子、训鹰，还是收藏古玩、研究传统工艺，他都投入了很多热情与精力。

世人称他“玩物丧志”，他却笑言：“玩到极致处，名利算个屁。”

确实，他不计功利、不畏毁誉，甚至在经历家族的败落后，始终在“玩”中自得其乐。

因此，与其说他是个收藏家、鉴赏家，不如说他是个执着的“玩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连马未都十分敬佩他，因为他不仅“玩”出了境界，也“玩”出了学术。

那么，王世襄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成就了王世襄的“玩物哲学”？

名门之后，天生玩心

1914年，王世襄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名门世家中。

他的祖父母是显赫的官宦世家，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母亲更是才貌双全的画家。

王世襄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自然得天独厚，只是，小小年纪的王世襄却对书本提不起半分兴趣。

儿时的王世襄尤其痴迷斗蟋蟀，那小小的蛐蛐似乎牵动着他全部的心思。

等他稍大一些，更是有了自己的“斗局”，他还时常约上京城里赫赫有名的蟋蟀爱好者一同比试。

随着年龄增长，王世襄的兴趣从斗蛐蛐延展到鸽子、鹰隼等更具挑战性的“玩物”。

在王世襄眼里，每一只鸽子都有独特的个性和特性。

而当母亲发现王世襄逐渐将家里的变成鸽舍后，并未多加训斥，反而默许了他的爱好。

甚至有时看到鸽子的粪便洒了一地、书桌上也堆满了鸟食时，她还会亲自帮他清理鸽舍。

不仅如此，王世襄的玩心逐渐扩展到了驯鹰。

彼时，北京城中少有人会去尝试驯服鹰隼，而王世襄却大胆地跨出了这一步。

他开始拜访京城里懂鹰之人，悉心讨教训练之法，最终自己亲手训练出了一只又一只迅猛且听话的鹰隼。

才学斐然的“玩物丧志”者

让人惊讶的是，王世襄虽然无心于传统的书本功课，却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一流学府——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聚集了国内外许多博学多才的教授与学者，是热爱知识者的“天堂”。

但王世襄的兴趣仍旧不在课堂中，他对各种讲授的课程寡然无味，唯有传统文化、民间技艺让他心生向往。

彼时，王世襄的父亲希望他学医，以此在未来乱世中获得一席之地。

可王世襄在医学课堂上的状态，却让父亲失望不已。

教室的窗外，总是有种种吸引他注意的事物，他甚至在课间也会趁机奔向鸽舍，逗弄那群鸽子。

之后，在燕京大学的第一年，王世襄便决定撇下医学转读文学专业。

只是，他选择文学专业的原因令人忍俊不禁。

他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写关于鸽子、蟋蟀、鹰隼的故事，而不必担心因“题材跑偏”而被批评。

他在写作课上大谈自己养鸽子、斗蛐蛐的经历，用风趣的语言与细致的笔触描述自己钟爱的“玩物”。

除了创作文章，王世襄还尝试将“玩物”的学问用书籍的形式整理成册，他的课余生活也因此更加繁忙。

这种从玩物中升华出的表达欲望和创作能力，正是王世襄的才情所在。

在此后的几年里，王世襄也逐渐向古玩收藏方面深入钻研。

当同学们忙于考试备考时，王世襄的课桌上却摆满了各种古玩器物与文史书籍，俨然形成了自己的“游学”之路。

他追求一种“玩中学、学中玩”的生活态度，将那些他人眼中的“小玩意”视为打开文化宝藏的钥匙。

可以说，王世襄的燕京大学生活虽偏离传统的学术路径，但也正是在这段“玩物丧志”的岁月中；

他渐渐扎下了学问的根基，以独特的方式走向了一条属于他的文化道路。

动荡年代的文化坚守

战火硝烟中的中国充满了不安与动荡，许多人都在四处奔走，寻找一线生机，而王世襄却在这时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

他决定放下本来无忧无虑的生活，将心血投入到文化保护和文物抢救之中。

当时的王世襄已是青年，因年少时的游历和浸润，拥有一身辨识古物的本领。

他的好友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已经在从事古建筑和文物保护的工作，这种使命感也深深影响了他。

1945年，通过梁思成的引荐，王世襄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投入到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中。

当时，许多文物和建筑由于战乱面临破坏甚至消失的风险，而王世襄与他的伙伴们决心为它们争取一线生机。

他开始奔波于北平的街巷之间，随身携带纸笔和卷尺，测绘着那些老旧的建筑、庙宇、雕塑。

他在每一座建筑前驻足，仔细观察雕梁画栋的细节，逐一记录下它们的历史、布局和风貌。

抗战期间，物资匮乏，王世襄的工作常常在极端困难中展开。

当时为了保护文物，王世襄不仅奔走四方，甚至自掏腰包，倾尽积蓄。

他组织了一些文物保护志愿者，联系起京城和周边地区的古玩商、收藏家以及乡民，尽可能地搜寻那些珍贵的古物。

许多老百姓知道他的来意，也纷纷将家中珍藏的器物暂借给他，为了让这些文物在时局不安的环境下存续。

他也常与一些知名古玩商“打交道”，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些流失海外的宝物下落。

这种“生死文物抢救”让他如履薄冰，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坚持着。

期间，每当听到一件宝物被运往海外，王世襄都会为之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为了凑齐文物购买资金，他开始寻求各方的资助，甚至几度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收藏，将所得悉数用于文物回购。

他曾自豪地向朋友们展示那些历经波折而重回祖国的宝物，言辞间充满了欣慰，这种成就感远远超出了个人得失。

不久后，王世襄被任命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负责平津地区遭劫文物的收回事宜。

这是一项繁琐而耗费精力的工作，而他却用满腔热情投入其中。

在一次针对本地古玩商的座谈会上，他特地摆设了丰盛的宴席，邀请数十位古董商、行家前来。

他没有高谈阔论，而是以朋友的姿态，真诚地劝说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协助追索被劫的文物。

王世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一种动人的真挚态度打动了许多人，收集到了不少失散文物的线索。

就这样，在他的坚持与努力下，一件件承载了数百年历史的珍贵物件被悉数寻回。

1947年，王世襄的努力最终赢得了学界的认可与赞誉，他被任命为“古物馆科长”。

此时，故宫博物院因战乱已破败不堪，而王世襄上任后，立即带着几位同仁每日在故宫内巡查，清理馆藏，将散落的文物重新整理。

他不仅将故宫逐步恢复原貌，还坚持亲手修缮一些小型器物，悉心整理古代家具、字画。

匠心独具

1952年，王世襄的文化身份使他成为当时审查的对象。

国家对文物收藏逐渐收紧，一些人对他的私人藏品投以怀疑的目光，认为他对文物的执着是一种不忠于政治的表现。

在几次上门审查后，王世襄被指控“玩物丧志”，许多珍贵的收藏品被查抄。

这些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令他数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但在那段充满政治动荡的日子里，王世襄并没有因此陷入消沉。

他始终坚信，文物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拥有，而在于学术研究和对传统工艺的传承。

他的藏品虽已散失，但热爱的心从未改变。

在一次谈话中，他曾坦然道：“对文物的占有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理解它们的美与历史。”

即便在被迫离开故宫的岁月里，王世襄仍旧潜心研究，他又对明清家具产生了极大兴趣。

不同于大众对家具的表面观赏，王世襄更在意那些木材的质感、雕刻的工艺，乃至每件家具背后承载的文化价值。

为了获取更多资料，他几乎走遍了北京的古玩市场、旧货店，甚至一些偏远小巷的废品堆，寻找明式家具的痕迹。

在研究过程中，他对明清家具的理解逐步深入，最终投入了大量时间编写关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著作。

1985年，经过十数年的研究与写作，他终于完成了《明式家具珍赏》和《中国古代漆器》等书籍，为中国的明清家具研究留下了不朽之作。

在王世襄晚年生活中，随着藏品逐渐减少，生活也不再宽裕，但他并未因此失去热情，反而对生活中的细微之美更加敏锐。

人们称他为“京城第一玩家”，这个称号带着对他的敬佩与认同。

对于他而言，生活中的一切皆可“玩”，但这个“玩”字，绝非浮于表面的游戏，而是带着真诚、严谨的求知欲。

他玩物的同时，也在玩味人生。

2009年，年届95岁的王世襄在北京辞世，带着一生的传奇与无尽的热爱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土地。

尽管他已经离世，但他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那份独特的“玩家”精神，早已成为后人心中永久的丰碑。

结语

王世襄的一生，就像他手中盘玩的古物一样，历经岁月的打磨，愈发珍贵。

他将“玩物”作为人生信条，不以功利为驱动，将童年的玩乐之心升华为成人的文化使命。

他的“玩”中蕴含着对生活的深情，更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王世襄离开后，他的精神与学识却未曾远去。

他的著作、收藏、研究成果，仍然深深影响着后世学人，让更多人领悟到“玩”之背后的文化厚度。

正如他所说：“对文物的占有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它们的研究和欣赏。”

这是他留给世人最珍贵的财富，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信息来源：新京报 2024年6月7日 关于《奇人王世襄：不拘一格的京城“玩家”》的报道

中国青年报 2013年9月3日 关于《王世襄：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