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如有雷同实属巧合，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林老师，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一个年轻女人把一沓照片摔在我的茶几上。
照片上，她曾经的丈夫搂着另一个女人的腰，笑得刺眼。
“您说他忠厚老实，会过一辈子安稳日子。可这算什么？”
我沉默地看着她发红的眼眶，给她续上一杯热茶。
烟气袅袅，像极了那些年从我嘴里吐出的，关于幸福的承诺。
许久，我才缓缓开口：“有些事，当一个红娘是不能说的。现在，我不是了。”
01
二零二三年的秋天，我关掉了“缘来婚介所”的大门。
那块跟了我十五年的金字招牌，我没有带走，只是亲手用一块红布把它蒙上，像是给一位故人盖上最后的体面。
屋里的一切都搬空了，只剩下墙上那些褪了色的婚纱照和一排排空荡荡的档案柜。
阳光从没贴海报的玻璃窗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光斑，空气里浮动的尘埃在光里跳舞，每一粒，似乎都藏着一段别人的故事。
我最后看了一眼墙上那些笑容，有的依旧灿烂，有的恐怕早已换了模样。
我拉下卷帘门，锁孔“咔哒”一声脆响，像是对我这十五年红娘生涯的最终裁决。
街上人来人往，没人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婚介所，和它那个刚刚“退隐江湖”的老板。
我的红娘生涯，始于另一场危机。
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的浪潮从大洋彼岸打过来，我们这个小城里的纺织厂也未能幸免。
我和几百个姐妹一起，拿着微薄的遣散费，成了下岗女工。
那年我三十五岁，女儿刚上小学，丈夫陈志明在一家国企开车，工资不高，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
我整日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悠，想找点事做，却处处碰壁。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在小区的花园里，我遇到了王美兰，我们都叫她王婆。
王婆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业余红娘，手里攥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附近各个单位单身男女的信息。
她为人热心，嘴皮子利索，促成的好事比居委会还多。
那天，她看我愁眉不展，便拉着我坐下。
“晚秋，别愁了。你看你，人长得体面，说话也中听，不如跟我学做红娘。”
我愣住了。
“王婆，这……这也能当个正经活计干？”
“怎么不能？”
她拍了拍自己的笔记本。
“现在年轻人忙，没空自己找。咱们帮他们牵个线，是积德的好事。成了，人家一辈子感激你。”
就这样，我拜了王美兰为师。
王婆的红娘生意，全靠两条腿和一张嘴。
她带我穿梭在各个家属院，和看门的大爷、买菜的大妈聊天，不出半小时，就能把一个片区的单身资源摸个一清二楚。
她告诉我，做红娘，眼要毒，心要细，嘴要甜。
看人不能只看长相工作，得看他的家境、父母的为人，甚至他家阳台上晾的衣服是干净还是邋遢。
我的第一单生意，做得异常艰难。
男方是个程序员，叫李浩，木讷内向，一天说不了三句话。
女方是个小学老师，叫张燕，活泼开朗，喜欢热闹。
我把两人约在公园，自己借口走开。
半小时后回来，两人隔着三米远坐着，一个在看手机，一个在数地上的蚂蚁。
我把张燕拉到一边，她直摇头。
“林姐，算了吧，这人太闷了，跟他过日子得憋死。”
我又去找李浩，他憋了半天，说：“她……话太多了。”
我没放弃。
我从侧面打听，知道李浩喜欢下棋，而张燕的父亲是个棋迷。
我立刻安排了一场“偶遇”。
我让张燕带着他父亲去公园的石桌下棋，然后领着李浩“恰好”路过。
李浩看到棋局，眼睛都亮了，忍不住站住了脚。
张燕的父亲也是个好棋之人，见有人观战，便邀请他对弈一局。
一来二去，李浩和张父成了棋友。
张燕看着父亲和这个木讷的年轻人聊得投机，眼神也渐渐变了。
后来，李浩再去张家，就不单是找张父下棋了。
半年后，他们订了婚。
订婚宴上，李浩的父母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
那一刻，我第一次尝到了做红娘的甜头。
那是一种被人需要的、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靠着王婆教我的那些“土办法”和自己的一点悟性，我慢慢做出了名气。
我不再满足于在小区花园里“办公”，便用攒下的积蓄，在城中心租下了一个小门面。
丈夫陈志明帮我请人做了块牌匾，上面是三个烫金大字----“缘来婚介所”。
开张那天，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王婆也来了，她送我的礼物还是那个笔记本，不过是全新的。
她对我说：“晚秋，记着，咱们做的是良心活。”
我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
“缘来婚介所”的生意，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城里的人越来越多，圈子却越来越小。
我的小店，成了许多孤独男女的希望之地。
我经手的姻缘，各式各样，凑在一起，就是一幅浮世绘。
最让我得意的一桩，是一个农村小伙和一个城市姑娘的结合。
小伙叫周大山，从山沟里出来，靠着一身力气在城里做装修，人老实，但自卑。
姑娘叫刘月，是本地人，父母都是老师，在商场做导购，眼光高。
刘月的父母找到我时，条件开得很明确：必须是城里人，有稳定工作，有房。
周大山来登记时，局促地坐在沙发边上，连水都不敢喝。
他说：“林姐，我就想找个能踏实过日子的媳妇，我……我没啥文化，但我肯干。”
我看着他那双因为常年干活而布满老茧的手，动了心思。
我把刘月的资料调出来，对她说：“小刘，我这有个小伙子，人品特别好，就是家在农村。你要不要见见？”
刘月起初是拒绝的。
我劝她：“见个面又不少块肉。工作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先看看人怎么样。”
我安排他们在我店里见面。
周大山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刘月则是一脸的审视和不耐烦。
我没让他们尬聊，而是指着我店里那面有点脱皮的墙，对周大山说：“大山，你是做装修的，帮我看看这墙怎么处理最省事？”
周大山一说到自己的专业，立刻像换了个人。
他站起来，用手摸了摸墙皮，讲得头头是道，从腻子到涂料，分析得清清楚楚。
刘月在一旁听着，脸上的不耐烦渐渐消失了。
02
后来，我又有意无意地安排了几次“偶遇”。
一次是周大山正在给客户家铺地板，我拉着刘月“正好”路过。
看着那个男人赤着上身，汗流浃背，却把每一块地板都拼得严丝合缝，刘月的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
刘月的父母自然是拼死反对。
我一次次地上门去做工作，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我对他们说：“你们是看重一套房子，还是看重女儿下半辈子的幸福？房子他现在没有，但他有两只手，迟早会有的。可一个男人踏实肯干的上进心，比什么都重要。”
最终，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婚后第二年，他们用攒下的钱付了首付，买了套小户型。
周大山来给我送喜糖的时候，刘月就站在他身边，一脸的幸福。
除了撮合年轻人，我也没少为二婚人士费心。
他们大多带着伤痕和戒备，撮合起来更加困难。
有个叫吴哥的男人，四十出头，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他来我这里，要求很简单，就想给孩子找个妈。
我给他介绍了同样离异的张姐。
张姐没有孩子，但前夫嗜赌，让她对男人充满了不信任。
两人第一次见面，气氛就剑拔弩张。
张姐问：“你抽烟喝酒吗？”
吴哥答：“都来点。”
张姐又问：“打牌吗？”
吴哥说：“偶尔跟朋友玩玩。”
张姐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
我赶紧打圆场，把话题岔开。
事后，我分别找他们谈。
我对张姐说：“你不能因为前夫一个人，就否定了所有男人。吴哥人很实在，他说的都是实话，这恰恰说明他没想骗你。”
我又对吴哥说：“张姐是被伤过心的人，你得多点耐心。下次见面，你别光说自己，多问问她，让她感觉你是在乎她的。”
我教吴哥，每天给张姐发条天气预报的短信，提醒她加减衣服。
周末，我让他带着儿子，约张姐一起去公园。
看着吴哥耐心地教儿子放风筝，张姐那颗冰封的心，也慢慢融化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张姐对我说：“晚秋，谢谢你，让我又信了。”
生意越做越大，找我的人身份也越来越杂。
有一次，一个姓王的富商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
他五十多岁，离异，点名要找二十五岁以下的，漂亮、文静、学历高的姑娘。
我心里明白，他这不是找老婆，是找个摆设。
但我还是接了这单生意。
我从档案里，找到了一个叫小雅的女孩。
小雅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家在偏远县城，急着想在城里扎根。
我把小雅约出来，把王总的情况如实相告，只是隐去了年龄上的巨大差距，只说“比你大不少，事业有成”。
我重点描述了王总能为她提供的生活：不用再挤公交，不用再为房租发愁，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
小雅的眼睛亮了。
他们的见面安排在一家高级西餐厅。
王总很满意小雅的年轻漂亮，小雅也折服于那种她从未接触过的奢华。
饭局上，王总谈的是生意和投资，小雅说的则是诗和远方。
两人说的几乎不在一个频道上，但又诡异地和谐。
不出三个月，他们结了婚。
婚礼办得极为奢华，小雅穿着昂贵的婚纱，笑靥如花。
王总给我包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拿着那笔钱，我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那时候，我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配对理论，并把它做成广告词贴在墙上：“门当户对不如性格互补”。
我逢人便说，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两个人能不能过到一块去，关键还是看性格。
一个急脾气，就得配个慢性子。
一个爱说，就得配个爱听的。
这套理论很受欢迎，也确实促成了不少看似不错的姻缘。
我的“缘来婚介所”成了城里最有名的红娘铺子。
每天，我的电话从早响到晚，上门的人络绎不绝。
我请了两个助理，买了新电脑，把王婆送我的那种纸质笔记本换成了电子档案。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林老师”、“金牌红娘”，风光无限。
生意场上春风得意，我却渐渐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来我这里的人，目的变得越来越不纯粹。
一个叫赵建国的男人，是自己找上门的。
他四十来岁，戴着大金链子，浑身一股酒气，一屁股坐在我的沙发上，开口就说：
“林老师，给我找个女的。要求三个：年轻，漂亮，能生儿子。”
他拍着胸脯。
“钱不是问题，只要货好。”
“货好”这个词，像一根针，扎得我耳朵疼。
我看着他那张油腻的脸，第一次有了把客户赶出去的冲动。
但我没有。
我只是公式化地笑了笑，说：“赵总，我们这里是正规婚介所，找的是能结婚过日子的伴侣。”
赵建国不耐烦地摆摆手。
“都一样，都一样。结婚，可以结。反正离一次也不费事。你就说，你这儿有没有符合我条件的？”
我打发走了赵建国，心里却堵得慌。
我发现，像赵建国这样的客户越来越多。
男的不再问女方性格好不好，贤不贤惠，而是直接问：“家里有弟弟吗？是不是扶弟魔？”
“有没有正式工作？养老金多少？”
女的也不再关心男方是否体贴，有没有上进心，开口就是：“几套房？全款还是贷款？”
“车是什么牌子的？”
“彩礼给多少？”
婚姻，在我这个小小的婚介所里，变成了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
而我，就是那个负责撮合交易的中间人。
苏雨桐的案子，则让这股暗流第一次涌到了我面前。
苏雨桐是我见过最让人心动的姑娘，师范大学毕业，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人长得清秀，说话温声细语，身上有股书卷气。
她对另一半的要求很简单：人品好，有共同语言。
我把她介绍给了陈凯。
陈凯自己开了家小公司，看起来文质彬彬，事业有成。
他对苏雨桐一见钟情，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每天豪车接送，名牌包包、首饰送个不停。
他们的恋爱，像一部偶像剧。
半年后，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婚礼上，苏雨桐穿着洁白的婚纱，幸福得像个公主。
陈凯看着她，满眼的宠溺。
所有人都说，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也把他们的婚纱照放大，挂在了店里最显眼的位置，作为我的“金字招牌”。
03
然而，婚后不久，我偶然在商场里碰到苏雨桐。
她一个人在逛街，看起来有些憔悴。
我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她却像是受了惊的兔子，眼神躲闪，勉强笑了笑，就匆匆找借口走开了。
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瞥见她长袖之下，手腕上有一块淡淡的青紫色印记。
我的心，咯噔一下。
回到家，丈夫陈志明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怎么了。
陈志明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对我做红娘这行，一直有些看法。
他总觉得我每天跟人谈钱、谈房子，不像是在做媒，倒像是在做买卖。
我把看到苏雨桐手腕上有伤的事跟他说了。
陈志明沉默了半晌，点上一根烟，狠狠吸了一口，说：“晚秋，你这到底是介绍对象，还是在卖人？你收了人家那么多钱，把人往火坑里推，你睡得着觉吗？”
他的话像一把刀子，直戳我的心窝。
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我怎么了？我让他们一个嫁了富商，一个娶了美女，我有什么错？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凭什么说我！”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
躺在黑暗里，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苏雨桐那躲闪的眼神和手腕上的青紫。
王婆当初的话又响在耳边：“晚秋，咱们做的是良心活。”
我的良心，还在吗？
没过多久，那个要找“年轻漂亮能生儿子”的赵建国又来了。
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女孩，正是他通过另一家婚介所“娶”到的老婆。
女孩已经怀有身孕，赵建国却在外面又有了人，现在要跟她离婚，孩子他要，但不肯给一分钱抚养费。
女孩跪在地上求我：“林老师，你也是女人，你帮帮我！当初就是他说钱不是问题，我才嫁的！”
赵建国一脚踹开她，骂道：“你不就是看上我的钱吗？现在跟我谈感情？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他转头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狰狞的笑：“林老师，你这儿的‘货’，不会也这么不经用吧？”
我看着眼前这丑陋的一幕，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冲进卫生间，吐得昏天黑地。
我扶着冰冷的墙壁，看着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我做的这一切，究竟是成人之美，还是助纣为虐？
赵建国的闹剧像一个开关，开启了我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婚介所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竞争也愈发激烈。
为了那块“金牌红娘”的招牌，为了维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功率，我开始做一些以前绝不会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