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中等发达国家：“十四五”经济回顾与“十五五”增长目标测算

罗志恒/文

“十四五”（2021—2025年）行将收官，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决定性五年。本文在分析“十四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成就与特征的基础上，围绕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愿景，测算了“十五五”期间名义GDP增速的底线要求和理想水平，并就“十五五”期间是否需要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应制定哪些目标、如何完成目标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期为“十五五”规划制定和相关政策储备提供参考。

一、“十四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回顾

“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开篇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经受了复杂严峻的内外部挑战。虽然面临多重挑战，“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名义GDP总量将超过140万亿元，比“十三五”末增加35万亿以上。

“十四五”时期的前四年（2021—2024年），我国GDP实际年均增长5.5%，名义增速年均为6.9%。考虑到2020年基数较低可能抬高了2021—2024年经济增速，若从2020—2024年观察：这五年我国GDP实际年均增长4.9%，名义增速年均为6.1%。2025年上半年实际GDP同比增速5.3%，2025年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实现5%左右的目标；考虑到提振内需和“反内卷”有可能提振下半年物价水平，2025年全年GDP平减指数增速衡量的价格增速可能回升至-0.5%（2024年为-0.73%，2025年上半年为-1%）。则2025年名义GDP增速或为4.5%左右、2025年全年名义GDP可超过140万亿。

“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成就，不仅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稳定就业、改善民生和优化经济结构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取得显著增长成就的同时，“十四五”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是“十四五”中后期，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名义GDP增速持续低于实际GDP增速。“十四五”前期，宏观经济受到疫情冲击，2021年以后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内需增长压力大，总需求下行拖累价格水平走低。从2023年开始，我国CPI和PPI增速明显放缓，CPI增速在0附近徘徊、PPI增速持续为负。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名义GDP当季同比增速已连续9个季度低于实际GDP增速；2024年以来，GDP平减指数增速持续维持在-1%附近。

二是“十四五”时期，外需对GDP累计同比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外需增速显著高于内需增速。“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外需尤其是货物出口表现出了超强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了关键动力。根据支出法GDP数据，“十四五”前四年（2021—2024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出口—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值接近14%，大幅高于“十三五”时期约5%的均值。

比较“十四五”时期内外需的主要代表指标增速可见：2021—2024年，货物出口（人民币口径）增速均值为9.4%，较“十三五”期间的5%显著提升；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值从“十三五”时期的6.7%降至“十四五”时期的5.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均值则从5.9%降至“十四五”时期的4.1%。货物出口的强劲表现反映了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持续释放，对冲了内需增长的放缓，但也显示了内需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三是居民消费复苏呈现结构性差异，“十四五”期间商品消费表现较好，服务消费恢复相对滞后。在2020年居民消费受到了较大的外生冲击后，“十四五”期间的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20年之前的趋势水平，恢复进度显著慢于商品消费。通过对2013—2019年的服务和商品消费值进行HP滤波处理得到趋势值，并基于这一趋势值线性外推得到2020—2024年的趋势值，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两者的差异。

商品消费在2021年就已经恢复到了趋势水平之上，2022—2024年期间，商品消费均较趋势值高约3个百分点，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服务消费经过近5年时间仍未能恢复到趋势水平，截至2024年，服务消费仍较趋势值低2.6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改善和发展属性较强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娱等服务消费的增速放缓更为明显。

四是投资结构分化明显，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制造业和基建投资成为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深度调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表现突出，体现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进展。基础设施投资则发挥了重要的托底作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水利工程、交通运输等领域投资持续发力，有效对冲了房地产投资下滑的影响。

五是基建投资内部呈现明显分化，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高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在基建行业中，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铁路运输业和水利管理业的投资更多由中央政府或者中央企业主导，我们将这些行业的投资视为中央主导的基建投资；其他基建投资则视为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计算两类基建投资的增速可见：中央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在“十四五”之前不足10%，但“十四五”中后期，其增速迅速提高至20%以上；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则在2022年以后显著下滑，2023、2024年的增速只有2.0%和2.9%。

基建投资内部的分化体现了在财政收支压力加大、隐性债务治理集中推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城投的投资放缓；而中央主导的基建投资有效弥补了基建投资缺口，保障了基建投资和宏观经济稳定。

综合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同时也存在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内外需增速分化、消费结构的差异化恢复、投资结构的深度调整等特征。把握这些特征事实，对于展望“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十五五”期间我国名义GDP平均增速应达5%以上：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底线要求

由于遇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情况，“十四五”规划中我国并未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速目标。但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科学测算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明确经济增长底线目标和努力方向，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参考。

（一）“十五五”经济增长目标的核心指引：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观察顶层规划中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表述，可以发现2020年以后，我国不再直接提及GDP总量翻番的目标，而是逐渐将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指引。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6年推出的“十三五”规划，我国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五年规划中，基本都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或翻两番”的经济总量增长目标。但2017年党的十九大、2022年党的二十大以及2021年制定实施的“十四五”规划中，均未对GDP总量或增速作出具体要求，而逐渐将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

这一转变有其现实背景，不制定具体的经济总量增长目标是考虑到经济增长面临的内外挑战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考虑到未来一个时期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中长期规划目标要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建议稿对‘十四五’和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

而将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核心目标，有助于通过人均指标突出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要求，又以名义值直观体现国民收入改善，同时也兼顾了目标导向与灵活性。

（二）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最低门槛预计为2.7万美元

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虽无硬性标准，但可以根据公开数据作出合理测算：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门槛约为2.7万美元。

这里将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划分的“高收入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群体。GNI=GDP+本国居民来自国外的要素净收入，世界银行采用GNI，主要是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各经济体间的国民收入差距。本文为了便于将我国的人均GDP目标与发达国家比较，在测算中采用人均GDP指标。

截至2024年，我国的人均GDP（1.3万美元）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将发达国家中人均GDP最低的三个国家的人均GDP均值作为发达国家人均GDP的门槛。2024年，发达国家中人均GDP排名最后三位国家是瑙鲁（1.3万美元）、俄罗斯（1.5万美元，2023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和智利（1.7万美元），均值为1.5万美元。

若以全部发达国家人均GDP的20%分位数，作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参照门槛（即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至少需要超过1/5的发达国家），则2024年中等发达国家大致对应克罗地亚和乌拉圭的人均发展水平，人均GDP约2.4万美元。

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处于动态变化，到2035年其最低门槛预计为2.7万美元。2014—2024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从约2万美元增长至2.4万美元，平均增速1.7%。考虑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保守估计未来10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的平均增速降至1%，则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最低门槛约为2.7万美元。

（三）2035年人均GDP达到2.7万美元，要求“十五五”名义GDP平均增速最低达5%、理想目标约6%

要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2.7万美元的目标，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一是2026—2035年实际GDP增速；二是物价水平；三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第一和第二个因素构成了名义GDP增速，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大，有必要在“十五五”期间（2026—2030年）尽可能实现更高的名义GDP增速，减轻“十六五”的增长压力，增强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参考历史经验，“十五五”时期应完成2025—2035年名义GDP增量的45%左右，既能为2035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又能避免过度前置增长压力。历史经验显示，前一个五年规划期通常承担约45%—50%的十年增长任务。

同时，在2.7万美元人均GDP目标下，汇率水平直接影响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GDP增速要求。2025年1—7月，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约为7.2，考虑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人民币在未来十年存在适度升值的合理预期。不同汇率情景，对应着不同的名义GDP增速要求。

情景一，人民币汇率较当前大幅升值约15%，达到6.1（美元兑人民币）要求2030年名义GDP要达到180万亿，“十五五”期间名义GDP需要年均增长5.0%。

情景二，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约8%，达到6.6（美元兑人民币）。要求2030年名义GDP达到188万亿元，“十五五”期间名义GDP需要年均增长6.0%。

情景三，人民币汇率维持在当前7.2的水平（美元兑人民币）。要求2030年名义GDP达到198万亿元，“十五五”期间名义GDP需要年均增长7.1%。

综合判断，为确保2035年人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五五”期间名义GDP年均增速的底线目标为5.0%；同时未来十年人民币还需累计升值约15%。

“十五五”期间名义GDP年均增速的理想目标可能在6%左右，这不仅为汇率升值幅度低于预期等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也能增强目标实现的稳健性。但鉴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低通胀环境，实现6%的名义增速难度较大，或许只能作为努力方向。

（四）“十五五”期间实际GDP平均增速保持在约4.8%为宜，配合5%名义增速，要求GDP平减指数增速由负转正

如前所述，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这并非硬性目标，但可以作为测算“十五五”实际增速的重要参考，这里的经济总量翻番通常指的是不含价格变动的实际GDP翻番，以衡量实际经济产出的增加。以2020年为价格基期，2035年实际GDP较2020年翻番，意味着2026—2035年实际GDP还需增加72万亿元。

若“十五五”期间（2026—2030年）承担2026—2035年实际GDP增长任务的50%，则“十五五”实际GDP平均增速需达到4.8%。与未来10年名义GDP增量在“十五五”期间的完成进度（45%）相比，实际GDP的完成进度宜更高一些，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价格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要不含价格因素的实际GDP增长保持更加稳健的态势。

历史上日本、韩国等东亚赶超型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实际GDP增速也在4.8%左右。日本在人均GDP从1.5万美元增长至2.5万美元期间（1985—1989年），实际GDP年均增速为4.9%；韩国在相似阶段（2003—2007年），实际GDP年均增速为4.7%。

如果“十五五”期间实际GDP增速保持在4.8%左右，那么要实现5%的名义GDP增速目标，就意味着GDP平减指数增速衡量的价格增速需要从目前的负值状态回正。

三、政策建议

（一）“十五五”期间可考虑恢复设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一是我国目前具备设定明确经济增长目标的客观条件。“十四五”期间，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贸易摩擦等多重冲击，中国经济在维持稳定增长的同时，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竞争力也显著提升。特别是经历了特朗普1.0时期以及2025年的中美关税战，我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底气更足、认识更充分、经验更丰富。虽然“十五五”期间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等内部挑战，但这些内部挑战相对具有可预测性，可通过大力改革缓解压力并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二是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应对需求不足问题、促进供需平衡的现实需要。“十四五”我国内需增长相对较慢，价格水平持续走低。这表明，需求不足造成的供需失衡状态，仍然是“十五五”期间需要重点解决的核心矛盾。设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引领需求向供给平衡，这是实现充分就业、持续改善民生福祉的基础。

三是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构筑中美大国竞争的总量基础。大国间GDP比例关系是综合国力对比的基础。如果我国“十五五”期间名义GDP年均增长5%、人民币适度升值，中美GDP之比有望在2030年达到80%，高于日本与美国GDP之比的历史高点（1995年，73%）。相较之下，如果“十五五”期间名义GDP年均增速只有4%左右（汇率升值预期也将减弱），中美GDP之比到2030年可能仅达到约65%，只相当于2017年前后的水平，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十五五”期间可考虑围绕名义GDP增速提出一揽子目标体系

1、核心目标：名义GDP年均增速5%，实际GDP年均增速4.8%，总体价格增速由负转正，也就是GDP增长要确立“名义”和“实际”增速双目标制，实现“有就业、有收入、有获得感”的增长。将名义GDP增速确定为核心目标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名义工资增长，让广大民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收入改善，增强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改善企业定价能力，提升利润率水平，帮助企业走出“价格下降—利润下降—投资减弱”的恶性循环。

2、消费和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居民消费年均增速6.5%、居民收入年均增速6%、政府消费支出年均增速5%。“十五五”期间应更关注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地位、优化需求结构。如果在“十五五”期末，将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名义GDP）从40%提升3个百分点至43%，则居民消费年均增速需达到6.5%，这要求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达到6%、边际消费倾向（人均消费/人均收入）从2024年68%适度回升至70%。同时，政府消费作为终端需求的组成部分，其增速宜保持在5%左右，避免对总需求形成拖累。

3、投资增长目标：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年均增速保持在6.5%左右。到“十五五”末期，随着价格水平改善和内需扩大，可假定净出口绝对值较2024年下降约25%；同时，房地产进入新的稳定状态，假定“十五五”期间房地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在此背景下，如果居民消费增长目标能顺利达成，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还需维持约6.5%左右，才能确保名义GDP年均增速达到5%。

（三）“十五五”期间实现一揽子增长目标的可行路径和政策重点

1、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提振消费，首要的是提高居民收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十五五”期间将居民消费率提高3个百分点至43%，要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要达到6%（2024年为5.3%）、居民消费倾向适度回升。

提高居民收入增速、稳定居民收入预期首先要稳定就业，在初步分配环节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同时应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上市公司分红、大力发展股权激励等，推动企业利润向居民收入转移。再分配领域，可考虑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规模，专项用于城乡居民养老待遇。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群体大部分是未能参与职工养老保险的中低收入群体，如果能将其月均养老金（不足250元）提升至农村低保水平（约600元/月），将显著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也助于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

2、提振消费的重点在于服务消费，有必要优化假期制度，增加劳动者闲暇；加快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补齐供给短板，提高供需匹配度。服务消费是居民消费的主要短板，具有收入弹性更高、供需同步性、耗时性、高度依赖人口聚集等特点，扩大服务消费可考虑的制度改进方向有：一是在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上优化休息休假制度，增加劳动者闲暇时间；二是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带来的服务消费增量远超单个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以构成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三是注重发挥公共投资和社会资本的综合力量，补齐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提高供需匹配度。

3、扩大内需的另一个重点是稳定基建投资，有必要统筹中央与地方资源，在名义GDP增长目标要求下维持必要的基建投资增速。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后，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成为稳投资的关键。其中，制造业投资应更多尊重市场规律，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形成可持续动力。

基建投资则是政策层面可以主动发挥作用的关键抓手。在地方化债背景下，近年来地方主导的基建投资（如道路、市政建设等）增速持续放缓。“十五五”期间仍要实现基建投资年均增长6.5%以上，可考虑以下发力方向：一是强化中央层面的基建投资统筹，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特别国债等方式，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直接投资；二是探索地方基建投资的可持续融资方式，通过基础设施REITs等模式，在严控地方债务风险的前提下，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积极性；三是优化基建投资结构，重点投向“补短板”、“托民生”领域，提高基建投资的质量和效率。

4、财政政策可考虑盯住名义GDP增速，大胆安排赤字和债务，确保必要的支出强度、支出增速不低于名义GDP增速。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前提下，名义GDP的增长目标自动框定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预期；同时，维持名义GDP稳定增长需要政府消费和投资及时弥补需求缺口，这对财政支出的具体规模也提出了要求。所以，财政政策可考虑盯住名义GDP增速，按照名义经济增长的需要安排财政支出，在此基础上，应足额安排赤字和债务以保障必要的财政支出增速。

5、货币政策可考虑盯住扣除价格增速后的实际利率，在名义GDP对应的价格目标下，引导实际利率适度下行。货币政策需要关注实际利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价格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即使名义利率不高，实际利率也可能偏高，从而抑制投资和消费。货币政策可考虑盯住扣除价格增速后的实际利率，在名义GDP对应的价格目标下，引导实际利率适度下行，使实际利率处于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合理水平，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作者为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