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母来北京旅游,在我家住了半个月,离开时却没打一声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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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对他们说什么了?”

张薇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颤抖和指控。

我愣在原地,看着那间空空如也、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客房,心里一阵发凉。

桌上没有纸条,电话也打不通。

他们就这么走了,在我家住了整整半个月后,像两阵从未出现过的风,消失得无影无踪。

01

结婚三年,这是张薇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岳父岳母,第一次同意来北京。

接到他们要来的电话时,张薇高兴得像个孩子,抱着我在客厅里转了好几个圈。

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这不仅仅是迎接长辈,更像是一场对我这三年“女婿”身份的正式检阅。

为了这场检阅,我们提前半个月就进入了“战备状态”。

我请了保洁阿姨,把家里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了一遍,窗户擦得锃亮,能映出窗外流动的云。

张薇把客房的床单被套全部换新,还特意买了柔软的纯棉四件套,在阳光下晒了一整天,她说上面有“太阳的味道”,爸妈会睡得安稳。

我还特意上网查了攻略,制定了一份长达十五天的“北京深度游”行程表,精确到每天的几点几分。

从雄伟的故宫、壮丽的长城,到市井的胡同小吃、新潮的三里屯,我发誓要让他们体验一个最全面、最立体的北京。

张薇看着我打印出来的厚厚一叠A4纸,又感动又紧张。

她反复叮嘱我,她爸妈是地道的农村人,一辈子节俭惯了,让我到时候花钱别太大手大脚。

她还说,她爸脾气有点倔,不爱说话,让我多担待。

她又说,她妈有点爱唠叨,让我别嫌烦。

我听着她的“预防针”,笑着把她揽进怀里,说:“放心吧,你老公我,保证完成任务。”

那几天,家里洋溢着一种期待的、温馨的气氛。

去火车站接他们的那天,北京的天气格外好,秋高气爽。

岳父果然如张薇所说,人很沉默,但身板硬朗,眼神透着一股庄稼人的沉稳。

岳母则恰恰相反,非常热情,一见到我就拉住了我的手,上下打量着,嘴里不停地说:“哎哟,小李瘦了,在北京工作很辛苦吧?”

我笑着说不辛苦,帮他们把两个巨大的、被绳子捆得结结实T实的行李箱搬上车。

打开后备箱时我才发现,那里面装的不是衣物,而是满满当当的家乡特产。

有他们自己种的花生,自己晒的地瓜干,还有一整只风干鸡和好几块腊肉。

岳母献宝似的说:“这些都是干净东西,没打农药,比城里卖的好吃。”

那一刻,我的心里暖洋洋的。

回到家,他们把带来的东西一股脑儿塞进冰箱,原本空旷的冰箱瞬间被填满了,也仿佛填满了这个家的烟火气。



头几天的日子,美好得像一幅画。

我们严格按照我的行程表,游览着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

在故宫,我给他们租了讲解器,岳父听得格外认真,抚摸着红色的宫墙,仿佛在触摸历史的脉搏。

在长城,岳父一口气登上了好汉坡,面不改色,倒是我和张薇累得气喘吁吁。

岳母则热衷于拍照,每到一个景点,她都要拉着我和张薇一起合影。

她逢人便笑呵呵地介绍:“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女婿,在北京工作,能干着呢!”

每当这时,张薇的脸上就洋溢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幸福和自豪。

我负责开车、拍照、买门票,尽心尽力地扮演着一个完美向导和女婿的角色。

我也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生活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发出“咯噔”一声错位的声响。

第一次的“咯噔”,发生在北京一家非常有名的烤鸭店里。

那天我们逛完颐和园,我说带他们去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

那家店装潢得古色古香,服务员都穿着对襟的褂子,很有特色。

我自豪地向岳父介绍着烤鸭的历史,然后大手一挥,点了一个店里最招牌的198元精品套餐。

菜单递过去的时候,我没注意到,岳母的笑容僵了一下。

她凑到张薇耳边,用我们几乎听不到的家乡话小声说了一句什么。

张薇的脸色也微微变了变。

后来在洗手间,我无意中听到张薇在安抚她:“妈,难得来一次,小李也是一片心意。”

岳母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带着一丝执拗:“一片心意也不能这么花钱啊,198块钱,在家里能买多少斤排骨炖了吃?那才叫实惠。”

那一顿烤鸭,最终还是吃了。

烤鸭皮酥肉嫩,确实美味。

但岳父岳母吃得有些沉默,甚至可以说是拘谨。

原本应该其乐融融的晚餐,弥漫着一丝说不出的尴尬。

从那天起,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发生。

02

第二天,岳母早早地就起床了,并且“抢”走了我们家的买菜大权。

她不去我们常去的、环境干净但价格稍贵的生鲜超市,而是坐了三站公交车,去了一个很远的早市。

她说那里的菜新鲜又便宜。

她买回来的菜,确实便宜,但很多都带着泥,有些叶子也蔫了。

张薇有些不高兴,但看着母亲兴致勃勃的样子,又不好说什么。

岳父母也看不惯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比如我们习惯把碗筷放进洗碗机。

岳母见了,直摇头,说:“就这么几个碗,水龙头一冲就干净了,用这个东西,又费电又费水,多浪费。”

于是,在我们家住了不到三天,那台昂贵的西门子洗碗机就彻底“下岗”了,成了厨房里的一个摆设。

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偶尔点一次外卖。

有一次我加班晚了,没来得及做饭,就点了一份三十多块钱的轻食沙拉。

岳父看着那个小小的餐盒,皱着眉头问我:“这么一小盒菜叶子,就要三十多?”

我说是的,还加了鸡胸肉。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话,默默地走进厨房,给自己下了一碗清汤挂面。

那碗面的热气里,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名为“代沟”的墙。

除了消费观念,生活节奏的摩擦也接踵而至。

岳父岳母都是典型的农村作息,早睡早起。

每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岳父就准时起床了。

他会在客厅里看早间新闻,电视机的音量调得不大不小,却正好能穿透我们卧室那扇并不怎么隔音的门,像一个执着的闹钟,准时把我们吵醒。

我和张薇都是上班族,平时习惯了七点半才起床,这突如其来的早起,让我们俩都有些精神不振。

岳母则迷上了“整理”。

她觉得我们的家太“乱”了。

我的书房,是我个人的小天地,书和文件都按照我自己的逻辑摆放,虽然看起来有些杂乱,但我自己找东西很方便。

岳母却认为那是不整洁。

她趁我上班的时候,把我书桌上的文件、书架上的书籍,全部按照她认为的“大小个”和“颜色”,重新排列了一遍。

结果就是,第二天我为了找一份急用的合同,翻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还是在电话里,由她指挥着,才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找到。

我有些生气,但看着她那双期待被表扬的眼睛,我只能把火气压下去,挤出一个笑容说:“妈,谢谢您,辛苦了。”

张薇成了家里最累的人。

她像一个夹心饼干的中间层,被紧紧地夹在我们和她父母之间。

她既要安抚父母那颗敏感而传统的心,又要照顾我这个现代都市青年的情绪。

我们之间也因为这些琐事,爆发了几次小小的争吵。

我说:“你能不能跟你妈说一下,别动我书房的东西?”

她说:“我怎么说?她也是一片好心,她觉得是在帮我们。”

我说:“那早起看电视呢?我们俩都快神经衰弱了。”

她叹了口气,说:“他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的,你让他们怎么改?”

争吵没有结果,只能让家里的空气变得更加凝重。



旅行的后半段,行程表上还有很多诱人的地方,比如环球影城,比如798艺术区。

但岳父母明显已经兴致缺缺。

每当我们提议出门,他们总会找理由拒绝。

“不去了不去了,太累了,腿脚不行了。”岳父摆摆手说。

“是啊,在家里歇歇挺好,北京的景点,看来看去也就那样。”岳母附和道。

他们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去楼下的小花园坐着,和同样来带孩子的老人们聊天。

餐桌上的气氛,也从最初的欢声笑语,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大多数时候,只能听到碗筷碰撞的单调声响。

我和张薇努力地找着话题,从国家大事聊到家长里短。

但岳父母只是“嗯”、“啊”地礼貌性回应几句,眼神始终没有太多交集。

那种初来时的亲密和热情,就像被秋风吹散的蒲公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心里有些失落,甚至有些委屈。

我自认为已经把能做的都做到了最好,可为什么,结果却变成了这样?

不辞而别的那个清晨,来得毫无征兆。

那天是周三,按照原计划,他们应该在周五下午离开。

我像往常一样六点半起床,准备洗漱上班。

路过客房时,我发现房门虚掩着,里面安安静静。

我以为他们是像往常一样,出去晨练了,所以并没有在意。

我洗漱完,吃了两口面包,就匆匆出了门。

直到上午十点多,我接到了张薇的电话。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惊恐地问我:“你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我爸妈了吗?”

我说:“没有啊,我以为他们出去锻炼了,怎么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张薇压抑的哭声:“他们走了。行李箱不见了,房间里什么都没了,就像……就像从来没人住过一样。”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立刻请了假,疯了一样往家里赶。

推开家门,张薇正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看着那间客房。

我走进去,心沉到了谷底。

床上那套我们新买的纯棉被褥,被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像部队里的标准。

床头柜上干干净净,他们带来的水杯、老花镜,全都不见了。

衣柜里,我们为他们准备的睡衣挂得好好的,但他们自己的衣服,一件不剩。

整个房间,干净得让人心慌。

桌上没有留下一张纸条,一个字都没有。

我们开始疯狂地打电话。

岳父的手机,关机。

岳母的手机,也是关机。

我们又打回老家,想找亲戚问问,但电话都无人接听。

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张薇急得在客厅里团团转,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而我,在最初的震惊和担忧过后,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从心底里窜了上来。

这算什么?

不辞而别?

我们尽心尽力地招待了半个月,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一样对待,结果换来的是什么?

是连一声招呼都不打的悄然离开?

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尊重?或者说,是一种怎样的羞辱?

03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张薇之间爆发了结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对他们说什么了?或者做什么让他们不高兴的事了?”她红着眼睛质问我。

我心里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我能说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天天跟上班一样陪着他们,鞍前马后,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对了?”

“那他们为什么会走?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怎么知道!你应该问他们去!或许他们就是觉得我们这不好,那不好,待不下去了!”

“你胡说!我爸妈不是那样的人!”

“那他们是哪样的人?一声不吭就走的人?!”

恶毒的话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我们陷入了冷战。

曾经温馨的家里,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们不再交流,各自上班,各自吃饭,回到家就躲进各自的房间。

偌大的房子里,安静得能听到彼此沉重的呼吸声。

我们都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件事,试图从那半个月的相处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但想得越多,心里的困惑和愤怒就越盛。

我们都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这种压抑的、互相猜忌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直到那个来自他们老家的包裹,打破了家里的死寂。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书房里发呆,门铃响了。

是快递员,抱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纸箱。

我看到寄件人信息栏上,写着岳父的名字,地址是他们的老家。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抱着那个包裹走进客厅,张薇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我们俩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紧张和困惑。

包裹不重,我拿在手里晃了晃,里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

这里面会是什么?

是一封迟来的、写满了愤怒和控诉的信?

还是他们不小心落在这里,又不好意思开口要,只能让我们寄回去的东西?

“打开看看吧。”张薇的声音有些沙哑和颤抖。

我点点头,从茶几下找出了剪刀。

我的手心有些出汗。

这几天,我们承受了太多的猜测和煎熬。

这个包裹,或许就是最后的答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拿着剪刀,却迟迟没有下手。

我甚至有些害怕,害怕打开这个“潘多拉的魔盒”。

张薇看出了我的犹豫,走过来,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手臂上。

她的手很凉。

我深吸一口气,不再迟疑,用剪刀的尖端,猛地划开了包裹上那层厚厚的黄色胶带。

刺啦一声,像是划破了我们之间那层紧张的薄膜。

我一层一层地打开折叠的纸箱盖。

当我看清里面的东西时,我整个人瞬间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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