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抱着小鹤，吴振国死死盯着我：“你要是真敢走，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回想起这五年婚姻，桩桩件件如鲠在喉。
他自作主张把侄子接到家里住，我咬着牙默默忍了；公婆也跟了过来，我依旧选择隐忍。
可如今，小鹤都被这混乱的环境影响得胆小怕人，他却还在电话里跟旁人颠倒黑白，指责我不负责任，我凭什么要继续承受这一切？
五年来积攒的委屈，此刻在我心中汹涌翻腾。
电话那头婆婆焦急的声音传了过来：“振国啊，出什么事儿了？晓亚真要去上海？那孩子们可怎么办呐？”
我深吸一口气，抱起床边因恐惧而瑟瑟发抖的小鹤，毅然决然地迈出家门，头也不回。
抬眼望去，天空乌云密布。
我虽不知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有一点无比清晰——我绝不能再在这间塞满他人无理期待、却让我和女儿连呼吸都艰难的房子里苟且度日。
我定要让他们明白，我和女儿，绝非任人欺凌的软柿子！
01
我叫李晓亚，三十岁了，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平面设计师。
五年前经朋友牵线，我认识了比我大两岁的吴振国。
他在国企上班，待人接物热情周到，性格也沉稳可靠。
相处半年后我们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前在父母支持下，我在杭州市郊买了套90平的两室一厅。
虽说不在市中心，但胜在环境清幽、通风良好，离公司也不远。
婚后第二年，女儿小鹤出生。
小鹤打小身子骨就弱，三天两头生病。
我工作又忙得不可开交，吴振国对照顾孩子的事儿压根儿不擅长。
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紧张又忙碌。
吴振国在国企工作，压力不算大。
可他骨子里似乎就觉得，照顾孩子是女人该干的活儿。
每天下班回来，就往沙发上一瘫，手机不离手。
偶尔逗逗小鹤，也只是做做样子，从不会主动给孩子洗澡、换尿布，哄孩子睡觉这种事儿，更是全落在我头上。
我跟他争论过好多回，每次他都振振有词：“我工作一整天，累得够呛，回家还得干家务，那要你当妈的干什么？”
每次听到这话，我都满心无奈，再多说也是白费口舌。
小鹤三岁了，性格内向又敏感，就喜欢安安静静的环境，还特别黏我。
在幼儿园里老师跟我反映，她很少和其他小朋友交流，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玩。
我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能趁着周末，带她去户外走走，盼着她能多接触接触外面的人，变得开朗些。
去年冬天，吴振国的弟弟吴振军，媳妇因病去世了，留下四个儿子，只能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吴振军在外地打工，孩子们就先由爷爷奶奶照看着。
每次回老家，吴振国看到那四个侄子，就乐得合不拢嘴，嘴里不停念叨：“瞧瞧这四个小子，多有精神头，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对侄子们的喜爱，远远超过对自己女儿的关心。
或许在他心里，那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早已根深蒂固。
但为了家庭和睦，我把这些想法都藏在了心底，只是默默地更加疼爱小鹤，给她更多的关怀。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直到今年春节，一切都变了。
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吴振国一脸忧虑地对我说：“晓亚，你听说了吗？老四这次数学考试，全班倒数第三，老三才上小学二年级，就开始逃课了。”
我随口应了句，手上还在给小鹤夹菜：“这不是很正常嘛，孩子们没了妈妈，又见不着爸爸，情绪肯定受影响，学习也难免会下滑。”
他却一脸严肃：“这可不行，再这么下去，孩子们就毁了。乡下的教育条件太差了。”
他顿了顿，接着说：“要不，把他们都接到杭州来上学吧？”
我当时只当他是随口一说，毕竟咱们这房子才90平，再塞进四个男孩，这不是开玩笑嘛。而且我俩都有工作，谁来照顾他们？
学籍怎么办？费用又该谁出？
这些问题他想过吗？所以我只是笑了笑，没往心里去。
可谁能想到，当晚他就跟他爸妈商量好了这件事。
第二天就告诉吴振军，已经决定把四个孩子接到杭州来借读。
回杭州的车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压低声音质问他：“你是不是疯了？咱们家就90平，四个男孩子住进来，怎么住得下？谁来照顾他们？学籍怎么弄？费用谁出？这些问题你都考虑清楚了吗？”
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晓亚，他们是我的亲侄子，我是他们大伯，有责任照顾他们。再说了，爸妈也会跟着来，能帮忙照顾孩子。费用方面，建军会出一部分，不够的我来补。”
我气得浑身发抖：“那你跟我商量过吗？这可是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大事！”
他的语气一下子强硬起来：“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难道忍心看着四个孩子在乡下没出息吗？我吴家可不能养出没用的后代！”
那一刻我沉默了，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意识到婚姻里存在的不平等，远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我只能被动接受，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回到杭州后，我心里一直乱糟糟的。
我试着再跟吴振国沟通，希望他能理解我的担忧。
可他总是一副“这事就这么定了”的态度，让我满心失望。
工作上我最近接了个大项目，常常加班到深夜。
有一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屋子里多了几个大行李箱。
客厅墙上贴着几张纸条，上面写着“加油”“努力学习”，餐桌上还放着几本参考书。
吴振国的母亲从厨房走出来，满脸笑容：“晓亚，你回来啦！孩子们明天就到，我和他爷爷先过来收拾收拾。”
我一下子愣住了，手里的包“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不是说好要商量着来吗？怎么事情一下子就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我看向正在搬东西的吴振国，他只是低着头，不敢看我。
那一刻我心里的怒火“噌”地一下就冒了起来，可看着两位老人忙前忙后的身影，我又实在不忍心发作。
结婚前我一直把个人空间和决策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婚后这些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消磨殆尽，而我竟然毫无察觉。
我强忍着泪水，走进卧室，“砰”地一声关上门，无声地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吴振国的婚姻，已经偏离了我原本预想的轨道。
第二天上午吴振国的弟弟吴振军亲自把四个孩子送来了。
老大叫吴强，11岁，个子高高瘦瘦的，眼神总是躲躲闪闪。
老二叫吴亮，9岁，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沉默寡言。
老三叫吴小虎，7岁，笑起来甜甜的，可听婆婆说，他在学校经常调皮捣蛋。
最小的吴小宝，5岁，圆圆的脸蛋，看着特别可爱，可性格倔得像头牛，稍不顺心就大哭大闹。
吴振军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万块钱：“晓亚，孩子们就麻烦你和振国了。这是我能拿出来的全部积蓄，以后每个月我尽量再寄些过来。”
我接过信封，心里不是滋味。
一万块钱，在杭州这座城市里，能撑多久呢？
四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穿用度、学杂费加起来，这点钱恐怕连两个月都维持不了。
吴振国拍了拍弟弟的肩膀，一副大哥的派头：“建军，钱的事儿你别操心，咱们先把孩子安顿好，以后慢慢再说。你安心工作，有空就回来看看孩子。”
吴振军走后，我们的生活瞬间陷入了混乱。
原本宁静的家，一下子挤进了六个人。
每天早上，上厕所都得排队；晚上孩子们写作业，客厅的餐桌就成了他们的书桌。
我和吴振国的卧室让给了公婆，我们和小鹤只能挤在次卧，四个男孩则在客厅打地铺。
最让我心疼的是女儿小鹤。
原本活泼开朗的小姑娘，变得沉默寡言，常常被四个表哥忽视，玩具被抢了也没人管。
她开始出现尿床、咬指甲这些焦虑的行为，晚上经常做噩梦哭醒，只有紧紧抱着我才能入睡。幼儿园老师也跟我说，小鹤变得孤僻，不愿意和其他小朋友交流。
02
此刻婆婆正看着我哄小鹤睡觉，眉头拧成了个疙瘩，开口道：
“晓亚，小鹤最近怎么老哭个没完啊？是不是你太娇惯她了？”
我心里一阵无奈，轻声解释：“妈，她还小呢，家里突然多了这么多人，她不适应也是人之常情。”
婆婆却不以为意，摆摆手：“哎呀，小孩子嘛，适应适应就好了！咱老家那些孩子，哪有这么娇气？你看咱家四个小子，整天吵吵闹闹的，多正常！”
我抿了抿嘴，没再反驳，只是把小鹤抱得更紧了些。
这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吴家根深蒂固，我知道说再多也是徒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家里的矛盾却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
四个男孩在新环境里也状况百出。
老大吴强，居然早恋了，被老师逮个正着，正给女同学递纸条呢。
老二吴亮，沉迷网络游戏，还偷偷拿我手机充了好几百块钱。
老三和老四更是一言不合就为抢玩具大打出手，家里整天鸡飞狗跳，没个安宁时候。
婆婆虽说帮忙做饭、照顾孩子，可她那老观念，跟我这儿差别可大了去了。
她总觉得男孩子调皮捣蛋是常事，不用管得太严。
我一心盼着家里能有点规矩，让孩子们分清是非对错。
每次我想制止孩子们打闹，婆婆准会来一句：“孩子嘛，打打闹闹正常得很，你别管得太宽！”
再瞧瞧吴振国，每天下班回家就往沙发上一瘫，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视，家里乱成这样，他跟没看见似的。我跟他提了好几回，让他管管孩子，他要么推脱工作忙，要么就直截了当地说：“孩子的事你别操心，我妈会处理。”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个月，我感觉自己都快被压垮了。工作上压力山大，家里又乱成一锅粥，还得时刻担心小鹤，这重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开始失眠，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那个曾经乐观开朗的李晓亚，如今成天愁眉苦脸，活脱脱一个黄脸婆。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工作状态差得离谱。”
一天上司姚总把我叫到办公室，关切地问道。
我没忍住，一股脑把家里的情况说了出来。
没想到姚总听完后，眼睛一亮：“巧了，公司打算在上海成立新部门，正缺有经验的设计师呢。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薪资待遇能提高30%，公司还提供住宿补贴。”
我一下子愣住了，上海？离开杭州？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心里竟莫名涌起一股解脱感。
“我……我得考虑考虑。”
姚总笑着说：“行，你考虑几天，下周给我答复就行。我觉得这机会挺适合你，你的能力在团队里那可是有目共睹的。”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
去上海工作，我就能暂时逃离这混乱不堪的家，重新找回自我。
可我又实在放心不下小鹤，要是离开她，我会日夜思念。
带她一起去吧，又怕吴振国不同意。
正当我犹豫不决时，手机“叮咚”一声，是吴振国发来的微信：“今天老大和同学打架，被记了一过，你下班顺便去趟学校，老师要找家长谈话。”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再这么下去，我真的会疯掉。
也许去上海工作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到了学校，老师跟我说，吴强和同学因为一句话就动起手来，把同学的眼镜都打碎了，对方家长要求赔偿还得道歉。
我赶忙解释：“他不是我儿子，是我丈夫的侄子。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也不在了。”
老师叹了口气：“我理解你家情况特殊，但孩子毕竟在你们家生活，得有人负责啊。吴强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动不动就发脾气，作业也不交，我建议你们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聊聊。”
离开学校，我给吴振国打电话，把学校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盼着他能跟吴强好好谈谈。
吴振国语气平淡得很，好像侄子打架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今天加班，你先处理吧，回头我再说他。”
我站在校门口，心里一阵绝望。
凭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落在我头上？
我也有工作，也得照顾自己的女儿，为什么还要为这些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操心？
这公平吗？
回到家，更糟心的事儿还在后头。
小鹤发烧了，38.5度，小脸烧得通红。
婆婆说中午小鹤就开始不舒服，可她没当回事，觉得睡一觉就好了。
我一边给小鹤换衣服准备去医院，一边着急地问：“妈，小鹤发烧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婆婆满不在乎地说：“哎呀，小孩子发烧正常得很，我们老家孩子发烧都是自己扛过去的，哪用得着动不动就去医院？”
我没再吭声，抱起小鹤就往外走。
在医院里，排队、挂号、检查、买药，一通忙活，等回到家，都晚上十点多了。
吴振国还没回来，四个男孩已经睡下了，只有婆婆在等我们。
“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吧？”婆婆问道。
我疲惫地说：“医生说扁桃体发炎引起的发烧，开了药，让多喝水，多休息。”
“妈，我先带小鹤去睡了，明天还得上班。”
刚要进卧室，婆婆把我叫住了：“晓亚，明天老三和老四要开家长会，你能不能请个假去一下？”
我站在原地，感觉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呼吸都困难了。
我深吸一口气，转过身，尽量平静地说：“妈，我明天实在抽不开身，公司有个重要会议。”
“要不您去吧？您比我更了解孩子们的情况。”
婆婆不依不饶：“我哪懂那些呀！老师说的专业术语我都听不懂。”
“再说了，你是大学生，说话比我利索！”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吴振国回来了。
看到我抱着小鹤站在门口，他愣了一下：“怎么回事？”
我冷冷地说：“小鹤发烧了，我刚带她从医院回来。妈说明天老三老四要开家长会，你明天有空去吗？”
吴振国皱着眉头说：“明天？明天我约了客户，这客户很重要，推不掉，要不你去吧。”
“我也有工作！凭什么永远都是我要迁就你们所有人？”
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小鹤在我怀里不安地扭动着。
“你小声点，别把孩子们吵醒了！”婆婆责备道。
我抱着小鹤，转身进了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把小鹤放在床上，看着她因为发烧而通红的小脸，心里的委屈和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不行，我必须做出改变，再这么下去，我和小鹤都会被这个家压垮的。
03
次日清晨，天刚泛起鱼肚白，我便跟公司请了假。
先把小鹤送到幼儿园，随后匆匆赶去参加老三、老四的家长会。
家长会上，老师直言不讳，说这两个孩子在学校表现起伏不定。
老三上课老是走神，老四则频繁和同学起争执。
老师建议家长多留意孩子的情绪，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
听着老师的话，我心里不是滋味。
这些孩子没了母亲，父亲又常年在外，情绪不稳定也在情理之中。
可我心里犯起了嘀咕，我真有本事给他们足够的关爱吗？
我连自己的女儿都照顾得力不从心，又怎能兼顾这四个男孩？
回到公司我径直去了姚总办公室。“姚总，关于上海那个工作机会，我想好了，我接受。”我开门见山。
姚总有些意外，挑了挑眉：“这么快就决定了？不再琢磨琢磨？”
“不用想了，我想尽快投入新工作。”我语气坚定。
“行，那我这就着手准备相关手续。按计划，下个月初你就能去上海报到了。”姚总笑着回应。
夜幕降临，我回到家中，决定和吴振国敞开心扉谈一谈。
这可是关乎整个家庭的大事，我需要他的支持。
等孩子们都睡熟了，我才找到机会和吴振国单独交流。
我把公司给我的机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着重强调这对我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薪资也会有所提升。
没想到，吴振国听完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去上海？开什么玩笑！你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提这种要求？家里这么多孩子，谁来照顾？”
我强压着心头的怒火，生怕吵醒孩子们，低声说道：“凭什么就得我照顾？他们可是你的侄子，你本就该担起更多的责任！”
吴振国梗着脖子，振振有词：“你是他们的婶婶，照顾他们本就是你的分内之事！再说了，我每天工作忙得脚不沾地，哪有闲工夫管这些？”
我感到一阵心寒：“我也有工作，我也很忙！凭什么你的工作就金贵，我的工作就不值一提？”
“当初你自作主张把侄子们接到杭州来，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为什么家里的大事小情永远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吴振国提高了嗓门：“你别血口喷人，说我是独裁者！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们好！”
“你再好好想想，上海的工作先放一放。”
看着他那不容置疑的模样，我突然明白在这段婚姻里，我的想法和需求从来都被忽视得无影无踪。
我决定不再与他争辩，可心里却打定了主意：我一定要为自己和小鹤争取一片自由的天地。
接下来的几天，我默默地为去上海做准备。
我给上海的朋友打电话，打听住房情况；我上网查询上海的幼儿园，为小鹤提前规划。
一周后姚总通知我，上海的手续都办妥了，下周一就能去报到。
我决定周末和吴振国摊牌，告诉他我已经决定去上海工作，并且要带上小鹤。
周六晚上孩子们去楼下玩耍，公婆去菜市场买菜，家里难得安静下来。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吴振国归来。
吴振国推门而入，看到我端坐在沙发上，有些诧异：“怎么，有事？”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接受了上海的工作邀请，下周一就去报到，我打算带小鹤一起去。”
吴振国愣住了，紧接着勃然大怒：“什么？我不是说过这事别再提了吗？你怎么敢自作主张？”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我没有自作主张，我只是在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了，小鹤也不行。你看看她最近的状态，简直糟糕透顶！”
“不行，绝对不行！你不能带走小鹤，她是我的女儿！”吴振国斩钉截铁地说。
我毫不退缩，目光坚定：“她也是我的女儿，我比谁都清楚她需要什么。现在的环境对她来说太恶劣了，她需要一个安静、稳定的生活环境。”
吴振国沉默片刻，突然冷笑一声：“你真要去上海？那行，你自己去，小鹤必须留在杭州。这里有她的学校，有她的朋友。”
“不可能，我不会离开小鹤的。”我语气决绝。
“你要是执意带走小鹤，我就去法院起诉你，争夺监护权！”吴振国威胁道。
我毫不畏惧，针锋相对：“你可以试试，看看法院会把女儿判给谁！是一个几乎不参与孩子日常生活的父亲，还是一直负责孩子衣食住行的母亲？”
我们僵持不下，争吵声越来越大。
就在这时，吴振国的手机响了。
是他母亲打来的，说在菜市场碰到了熟人，要多聊一会儿。
挂了电话，吴振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拿起手机，开始疯狂地拨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他父亲，接着是他弟弟，然后是他的几个亲戚朋友，甚至连我的父母也不放过。
每一通电话，他都故意开着免提，声音大得震耳欲聋。
“爸，晓亚要去上海工作，还要带走小鹤，你说这成何体统？”
“建军，嫂子要去上海了，说家里的事她撒手不管了，这四个孩子可怎么办啊？”
“妈，您女儿要抛弃家庭，去上海发展，这孩子谁管啊？”
“岳父，您劝劝晓亚吧，这么多孩子在家，她竟然想跑去上海，还要带走小鹤！”
整整20通电话，他一个接一个地打，仿佛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是个“抛夫弃子的坏女人”。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些指责，泪水夺眶而出。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我一直就是个被随意使唤的工具，而非一个有独立人格和价值的人。
我转身回到卧室，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行李，告诉自己不能再一味忍让。
看着女儿熟睡的小脸，我咬了咬牙，终于下定了决心，不能再这样任人摆布。
我拿起手机，将家里所有的存款都转到了自己的名下。
与此同时，我还联系了律师，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我轻轻摸了摸女儿可爱的脸蛋，一个大胆的反击计划在我脑海中逐渐清晰。
既然他们如此无情，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到时候可别哭着来求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