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不同的时期，在军事上比较倚重的将领是谁？

“1927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看着滂沱大雨，低声问：‘小卢，咱们真能撬动湘赣两省的算盘吗？’卢德铭握紧雨衣上的纽扣，只回了两个字：‘能打。’”这一幕，常被老红军回忆为秋收起义前夜的定心针。毛主席第一次把生死系在一位年轻指挥员身上，22岁的卢德铭由此成为他军事合作序列里的“第一人”。

年纪轻，却胆大心细，卢德铭懂得在村镇间穿插运动，也敢在强敌面前突然冲锋。短短半月，他帮毛主席摸清山地游击的门道，把零散农军变成能打、敢拼的队伍。遗憾的是，萍乡铜鼓一役后，卢德铭壮烈牺牲。秋雨还没停，毛主席就失去了那位“用得顺手的刀”。刀虽折，但游击思路已在毛主席脑海扎根。

1928年4月，朱德带着南昌起义余部翻山越岭赶到井冈山。朱德行军稳，毛主席洞察快，两人一拍即合。朱德“前线扛枪”，毛主席“背后点灯”，一个要粮弹、一个要民心，红四军由此成型。井冈山三年，他们用“山头吹号、山尾开火”的办法，打得数倍于己的湘军手忙脚乱。毛主席此时最倚重的，就是这位略显木讷却极能扛事的朱老总。

井冈山燎原的火还需要风助。所谓“四猛”，正是那股风。林彪突袭八面山，彭德怀夜取茶陵，黄公略敢闯中路，伍中豪善舞侧翼——有人笑称这四人像“四只探照灯”，哪边暗就照向哪边。毛主席看重他们的不是蛮力，而是“猛里有章法”。

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告捷后，红军羽翼渐丰；第五次因教条指挥意外受挫，被迫长征。遵义会议后，博古、李德让位，毛主席重新执掌方向盘，接着就到了“伯承运筹、主席拍板”的配合模式。刘伯承熟读兵书，善解地图，他把敌情、地形折进三寸口袋图，毛主席常边走边看，手指一点就能改出一条生路。

长征途中，三位军团长轮番上阵。林彪护左翼，给主力开路；彭德怀顶中路，硬撕围堵；董振堂压后卫，死守关口。董振堂的五军团一次让敌人追到仅剩一华里，他硬是靠夜色分兵回击，把追兵拖住三小时。有人说，没有这三小时，中央纵队就得折半。

1937年，烽火烧到华北，八路军番号随即打响。平型关的冷雨里，林彪、聂荣臻那招“拐点包抄”干脆利落，开了正面击破日军精锐的先河。百团大战时，彭德怀冲在最前头，刘伯承守在次线，两人配合像剪刀布。“今天拿掉这段铁路，明晚炸掉那座桥”，把日军的补给切得七零八落。毛主席远在延安电令“整体袭扰”，具体打法却全凭前线诸将灵活安排。

抗战末期，敌后根据地星罗棋布，指挥体系也更分散。毛主席开始通过电台、情报员与各路将领拉直坐标。有人统计，那几年他给前线发出的电报里，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的名字出现频率最高；在华中，他还时常直接点到粟裕——这位“吃苦不言苦”的江南子弟后面会大放光彩。

1946年，辽沈硝烟刚起，东北野战军就让毛主席重走“倚重林彪”的老路。林彪擅长大兵团穿插，罗荣桓稳抓后勤政工，两人推推扯扯却能互补。塔山阻击七昼夜没让国民党海空联合作战得逞，辽西合围一锤定音。毛主席电文里一句话意味深长：“东北胜，则全国胜。”

华北这边，聂荣臻、徐向前把“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诠释得淋漓尽致；华东，陈毅和粟裕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淮海会战的粮草、担架全凭陈毅四面八方“借”，粟裕则把兵力像竹节一样一段段加码，最终吞掉黄百韬、整编第十二兵团。西北则是彭德怀老办法：三箭齐发，硬把胡宗南拖在黄土高坡。中原地区，刘伯承、邓小平不打硬拼，用穿插包围来耗对手元气。各路主官千条思路，背后却只有一个总脑——西柏坡窑洞里的那盏油灯。

细看二十余年征战，每一次倚重都有因：初创期看胆识，井冈山看韧性，长征看应变，抗战看独立指挥，解放看集团作战。将领在变，基准没变：能听懂战略意图，又敢在枪林弹雨中给出最优解。就像军中特别流行的一句话，“打仗拼的是脑子，跑不动的腿也得跟着脑子转”，毛主席寻找的，正是这样的脑子和这样的腿。

如果非要给这份“倚重名单”加上一句注解，或许可以这样形容——刀在手，鞘各异；用什么刀，全凭战场气候。不同阶段的那把“最称手之刃”，共同组成了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