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季范迁居北京，拜托毛泽东找点事做，毛泽东：我早有打算

“润之，我总不能白吃白住吧，你得给我派点差事。”——1950年9月22日晚，北京中南海丰泽园

那天夜色很凉，树梢几只知了还在拖着尾音。毛泽东听见“九哥”的半句玩笑，放下茶盏，答得干脆：“您放心，我一直惦记着。”一句话，把二十三年生死离散的尴尬和思念都压在了炉火里，化成一阵笑声。

王季范进京之前，长沙街头已能见到新政权的红旗。可在他心里，真正的“新”是此刻：昔日学生已经成了共和国主席，而自己只是一个两袖清风的老教师。身份倒转，情分不减，他既欣慰又不安，于是开口讨活干——不想靠旧情吃老本，这便是王季范的脾气。

聊到午夜，毛泽东忽然提到政务院参事的安排：“您教书几十年，最懂人才，也最明法度；让您参事，不大不小，您能使得上劲。”王季范想推，毛泽东摆手，“莫来虚的，用贤才这条，是你先写进贺电的。”老教师只能点头，心里却像扣了一面鼓，“真要动笔了，可别掉了读书人的脸。”

第二天，毛泽东让秘书陪“九哥”去天坛散步，顺路看看北京城的改建。天坛外墙还留着旧朝年号的砖印，王季范指给秘书看，说，朝代更替，再厚的砖也挡不住时间，只有读书与办事，能留下点真东西。秘书回话：“主席常念叨您这句话。”

走在林荫道上，他想起1914年的湖南一师。那时他批毛泽东的作文，常改得密密麻麻，全是朱笔。年轻的毛泽东不服气，跑来争辩：“九哥，这两句我偏要用。”王季范笑骂：“你少掉书袋，多想百姓。”这段师生过招，如今忆来仍带墨香，却也添上了枪林弹雨的味道——革命把同窗变战友，战争又把家人变烈士。

王德恒的牺牲，毛泽东硬是拖到“九哥”坐进菊香书屋才说出口。话未落，王季范的手指抖了一下，接着便稳住了茶碗。“是战争年代，该来的总会来。”他没有哭，反而劝慰毛泽东：“你家倒下的更多，时代要账，谁也逃不掉。”屋里沉默好一阵，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声提醒众人：新中国刚刚起步，任何软弱都不合时宜。

获任参事后，王季范安家宣武门头发胡同七号。小院不大，门口立着一块旧木牌——“警惕浪费”。这是他自己写的。每月三百万元旧币工资，除去水电粮油，几无结余。毛泽东屡屡派秘书送钱，都被婉拒：“少花一点就够了，新政权也要算细账。”秘书哭笑不得，只能把信封塞在书架缝里。

衣服更不用说，一件灰布长衫穿到膝口起毛，还是抗战前做的。毛泽东见了，量好尺寸，特做一件黄呢子大衣。送到胡同时，王季范摸着衣料，嘴里念念有词：“这就叫‘朝代换了，长衫也得换道场’。”往后开会，他必穿这件大衣，却又在返家后小心刷净尘土，叠得平平整整。勤俭对他，既是本分也是信条。

除了参事，他还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凡是法制、教育、人事条例，他都要逐字琢磨。会场上，他喜欢用红铅笔在文件边角写“可行”“待议”之类的批注，利落得像当年批学生作业。有人打趣他“改不掉教师习惯”，他摆手：“习惯若是对的，留着何妨。”

与老乡通信，他指定《新湖南报》必送到家，边读边在空白处写批语：哪条政策落实到村，哪条还停在文件。凡事落在纸上，再递交政务院。文件卷宗上常能见到王季范苍劲的隶书，旁人说“像钉子”，他却笑：“我这钉子钉在纸上，你们就得把问题钉牢。”

1971年，毛泽东问他“想不想回韶山”，他答了屈原一句古诗，声音发颤却带笑。翌年春天，他真踏上南下列车，带着国务院公函和一摞调查表。他在韶山招待所召集三十余位耄耋故友，逐一询问身体、收成、子弟入学。会后，他掐指算账：“粮食增产是好事，可别只说喜报，水利还缺口子。”那晚他坐在炕头写报告，一直写到自鸣钟打三点。

1972年7月11日，北京城暑气正盛。王季范午睡后再没醒来。治疗的医生说“无大痛苦，走得安静”。噩耗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沉默良久，提笔写挽联：“九哥千古”。执笔时，他的手被服务员看到微微发抖，墨点溅在宣纸边缘，却没人敢拭去。

王季范的灵柩停在八宝山礼堂，花圈摆满一面墙，最醒目的那只正中悬挂，缎带两行黑字，无多余修饰。送别的人阵阵而逝，北京的蝉鸣仿佛也低了些。有人说他一生清贫，其实他留下的最贵重遗产，是教书人的良知与新政权的干净作风。

如今翻阅当年参事室档案，仍能看到他批注的红铅笔印，虽然纸张泛黄，字迹却依旧锋利。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群愿意为共和国“找点事做”的长者，初生的政权能否稳住步子？答案已经写在那密密麻麻的注脚旁：谨慎、节俭、脚踏实地——这是九哥，也是无数老一辈知识分子送给后人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