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的灯光特别亮。
演出刚结束,毛主席走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到了“鸠山”的扮演者袁世海面前,他忽然停了一下,问了一句:“这个鸠山怎么演成这样?跟谁学的?”
听起来像一句玩笑,气氛也挺轻松。
但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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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鸠山”不是个普通角色,他是《红灯记》里的重要反派,一个日本特务头子。
而这部戏,是那个年代最受关注的“样板戏”之一。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63年春天,中国京剧院的导演阿甲接到了一份沪剧剧本,原名叫《红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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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这个剧本已经在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过,反响不错。
可要改成京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甲翻了翻剧本,没说什么客套话,只说了一句,“这个本子,有戏。”
那会儿,传统京剧正处在瓶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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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审美在变,社会形势也在变。
唱帝王将相的戏越来越没人看,而“工农兵上舞台”成了主流方向。
阿甲知道,这是个机会,也是个挑战。
他不是第一次碰现代戏,但这次分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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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把一部地方剧种的剧本,转成全国观众都能接受的现代京剧。
更难的是,还得在政治上“站得住”。
他做了很多准备。
请了作家陶君起专门介绍哈尔滨那边演出的情况,还组织讨论会,请来各路专家改词、调腔、设计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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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场“李玉和喝诀别酒”的戏,他甚至亲自上台演示——双臂平举,酒碗微晃,动作夸张又不失分寸。
有人担心观众会不会觉得太“做作”。
阿甲只说:“戏剧嘛,就是要有分寸的夸张。”
改编的过程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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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第七场,情节密集:邻居掩护、敌人登门、李家被捕,全都集中在十几分钟里。
阿甲砍掉了很多对白,只留下关键动作和一句台词。
但舞台调度做得极细,谁从哪儿上,谁从哪儿退,灯光怎么变,音乐怎么起,都反复推敲。
有人说,这场戏看得人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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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鸠山”的出场。
袁世海那时候已经是成名演员,演过不少反派。
可这次,他有点犹豫。
演日本鬼子,在那个年代,是要冒点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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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情绪激烈,演得不好,容易被扣帽子。
他私下找阿甲说,“这角色演起来,心里闹鬼。”
阿甲没多说,只问了一句:“你怕什么?”
袁世海回去后,开始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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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不到“鸠山”的原型,就去看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
书里提到了一个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
身段斯文,笑容阴冷,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袁世海一下找到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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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排练时专门练眼神,练语调,甚至练“走路的节奏”。
他说:“这个人,不能喊不能跳,得让人一看到,就觉得不舒服。”
结果演出那天,鸠山一登场,台下先是一愣,然后整个剧场都安静了。
他走得慢,说得轻,连笑都带着点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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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盯着他,没人出声。
戏一落幕,毛主席那句话就来了。
“这个鸠山怎么演成这样?跟谁学的?”
袁世海吓了一跳,赶紧回说:“一个是导演的指导,一个是我看了溥仪的书,里面有土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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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完,笑了笑,轻轻点头。
有人在旁边记下了这个细节。
再说回李铁梅这个角色。
当时选演员的时候,刘长瑜刚二十出头,演技不错,但还没什么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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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特地带她去上海看原版沪剧。
演李铁梅的是韩玉敏,那场“拧灯”的戏,刘长瑜看了两遍,出来一句话没说。
晚上回宿舍,她自己练那个动作,“边唱边拧灯”。
唱着唱着,她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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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那一拧,像是点亮了命。”
后来这场戏成了经典。
舞台灯光从暗到亮,铁梅一边唱一边拧灯,观众心里也跟着亮了。
这段设计,毛主席也看在眼里,夸得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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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红灯记》最初是电影剧本,后来改成沪剧,又成了京剧,再演成话剧、芭蕾舞剧。
但说起哪个版本最打动人,很多老观众还是指着京剧版说:“就这个。”
为什么?一方面是形式新,把西方乐器、话剧手法融进了京剧。
另一方面,是情感真。
李玉和不是神,是人。
他给母亲敬酒时的那一眼,是舍不得;他被捕前搂着铁梅,是疼爱也是托付。
这些细节,没一句大道理,但观众都懂。
那几年,《红灯记》演了一千多场,走遍全国。
哪怕是矿区、林场、军营,也常常搭个临时舞台演上一场。
有人说,铁梅是那个年代的“女英雄模板”。
可实际上,她就是个普通孩子,成长在战火中,被信仰撑大了。
李奶奶这个角色,也特别难演。
她一句“痛说革命家史”,唱得人心头一紧。
那会儿,谁家没有个牺牲的亲人?谁没听过大人讲过“那年饿死三口人”的故事?所以这场戏唱完,台下很多人都红了眼。
到了1970年,北京演出时,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
那天毛主席坐在台下,全程没说话。
戏一落幕,他才起身走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
最后一句“这个鸠山怎么演成这样”,成了很多人记忆里最深的那个瞬间。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袁世海“袁老师”——大家都喊他“鸠山”。
林默涵,《文艺与时代:林默涵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阿甲,《我所经历的戏剧岁月》,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
袁世海口述,李宝林记录,《舞台上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
陶君起,《红灯记创作回忆》,《戏剧研究》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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