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二次创业”：何以再出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的诞生、快速发展、南迁受挫，以及再次崛起, 是新中国教育史、科技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如果说中国科大在北京短短几年里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那么南迁合肥后,失去了原有的一系列优越条件、损失了大部分师资和设备、遭遇各种折腾, 还能够在相对不发达地区“二次创业”, 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名牌大学, 则是创造了一个教育史的奇迹。中国科大的“二次创业”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何来“二次创业”？

1958年，中国科大在北京成立。在向科学进军的总体部署之下，中国科学院肩负重要的科学使命，急需补充大量后备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借鉴苏联经验，特别是新西伯利亚大学与科学院分院“研教并举”的模式，启动了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计划。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依托举国体制，在短短数月内便完成创建，并迅速崛起为国内顶尖高等学府之一。

▲中国科大成立暨开学典礼会场（中国科大档案文博院）

1969年12月，中国科大执行准备疏散指令，南迁安徽，至1970年10月完成搬迁时，全校仪器设备损失2/3, 教师流失50%以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 校舍面积不到6 万平方米。1972 年, 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副教授以上教师不足20人，学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此时的中国科大，需要在基础条件比较薄弱的情况下, 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 尝试在不发达地区进行一流大学建设。史称“二次创业”。

▲1977年中国科大北门（中国科大档案文博院）

虽然“二次创业”提法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科大校史的共识，但在郭沫若、严济慈、管惟炎、谷超豪几任校长当政期间, 并没有所谓“二次创业”的官方表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编年史稿》中也没有出现“二次创业”的提法。根据我们考察，“二次创业”的提法是汤洪高、余翔林主政中国科大期间, 在制定学校“211 工程”规划时总结出来的, 最早出现在1993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11 工程”规划》：第一次创业从1958 年在北京建校到1969 年共12 年, 为初创时期……第二次创业从1970 年迁到合肥至1993年, 共23年。

不过关于“二次创业”开始的时间，另一种说法认为是1972年刘达复出主持工作之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 内涵更加丰富, 更加合理。1970至1972年间，学校脱离中科院，由外行领导，办学方向偏离常轨；教学秩序被打乱，招生停滞，基本功能丧失；许多学科和专业因不符新主管部门需求而面临关停威胁。这并非“创业”，而是濒临解体的危机。直到1972年刘达复职，学校才在极端困难真正开启“二次创业”的历程。

中国科大“二次创业”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很多, 我们提炼出对学校长远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四方面工作, 认为它们在中国科大“二次创业”中起到了突破口的作用, 为学校在合肥重建高水平大学提供了关键助力。

重回中国科学院

——奠定“二次创业”的基础条件

中国科大失去全院办学条件已经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1972年下半年，在王震的干预下，党委书记刘达得以复出，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达复出后所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据理力争，阐述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无法割离的历史联系、论证中国科大的损失也是国防科学的损失。在刘达和科大党委一班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中科大终于回归中国科学院。

1973年3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科教组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三机部、财政部下达《关于改变中国科技大学关系的通知》的文件：鉴于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关系，专业又比较对口，现改为安徽省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至此，中国科大在离开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将近两年后，重新回到科学院系统，理顺了学校归口、体制、办学方向等重大问题，为“二次创业”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

▲刘达在校风纪念碑前留影（中国科大档案文博院）

创设“回炉班”———赢在起跑线

师资队伍的重建是决定学校能否存续、“二次创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科大率先举办“回炉班”，创造性地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 中国科大的“回炉班”后来风行全国的“回炉班”大有不同。中国高等院校1968至1970届毕业生, 由于在校期间未能完成专业课学习, 他们后续普遍产生回母校学习进修的愿望。为这些学生举办的进修班俗称“回炉班”。从时间上说，全国性的“回炉班”产生于1978年以后；从成因上说，源于浩劫后学子们自下而上的呼吁；从学员结业后的使用上说，缺乏妥善的计划。绝大部分“回炉班”学员只是母校的“匆匆过客”。

中国科大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其“回炉班”（早期称“教师进修班”）的创办始于1973年，比全国性热潮早了五年。时间回到1972 年, 中国科大恢复招生, 工农兵学员入校后,师资严重不足的状况马上显现出来。1973年2月，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从学校1963 级、1964 级、1965 级的毕业生中选拔100 人调入学校, 经过继续培养提高后, 担任教学工作”。1973年3月、11月，教师进修班一班和二班相继开课，教师进修一班和二班以后也被统称为“回炉班”。对于“回炉班”的学员，学校有明确的培养和使用计划，学员结业后全部充实本校基础课教研室, 补充基础课师资力量。

▲中国科大教师进修一班结业师生合影，2排左8为钱临照院士

这样就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中国科大恢复了教师队伍的自身造血功能。这些学生由钱临照、张家铝、史济怀、尹鸿钧、尤峻汉等名师亲自授课。到了1973年底，通过从本校抽调和从外地选调教师, 中国科大共补充师资149 人, 大大缓解了师资紧张的状况。这一决策的战略意义在后续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后，全国高校普遍出现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而中国科大的教师队伍建设得益于先行一步的优势, 赢在了起跑线上。首先, 在1966年之前, 中国科大已经在前三届毕业生中择优350 人留校, 补充教师队伍。这批教师中随校南迁的一部分人加上“回炉班”学员, 使学校形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中青年教师队伍。在全国高校开始考虑教师队伍梯队建设的时候, 中国科大已经可以批量输送青年教师出国深造。1978至1980年三年间，共派出102名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经过约五年的轮训，大部分一线教师相继完成学业归国。从1974年“回炉班”学员结业到大批进修教师回国, 用大约十年的时间, 中国科大完成了独一无二的教师队伍的基本建设, 为“二次创业”取得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师资力量基础, 也造就了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科大中青年教师蓬勃兴旺的景象。1983 年, 中国科大争取进入“七五”期间重点建设高校行列时,严济慈校长曾寻求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对中国科大给出了很有名的赞词: “据我了解, 科技大学办得较好, 年轻人才较多, 应予扶持。”

▲近代物理系“回炉班”学员在东区北门前合影留念（中国科大档案文博院）

“年轻人才较多”是中国科大“二次创业”开始时取得的一项重要突破, 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大呈现出创新活力的一个基础条件。

本科生教育———打造拳头产品

杨国桢院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2000 年曾被中国科大聘为理学院院长。到任不久, 他问过吴杭生院士一个有趣的问题：你在北大和中科大都待了很长时间，依你看，中科大这所年轻的学校为什么能在国际上有影响，形成与北大清华抗衡之势？吴杭生的回答直截了当：中科大的影响，得益于中科大的本科生教学，中科大之所以在国内外得到承认，主要是由于本科生质量，而不是科研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中科大的本科生质量有三个显著的体现。首先是在“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选拔考试中成绩优异。CUSPEA 考试10年共录取915人，其中中科大学生占比高达25.8%，成绩前5名的人数占比更高。其二，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屡创佳绩，连续多年在全国重点院校中保持领先地位。以1987级为例，1990年1月的四级考试中，通过率达96.4%，优秀率24.2%，平均分78.26分；而当年全国重点大学的平均水平仅为通过率54%、优秀率5.3%、平均分60.9分，中国科大本科生成绩遥遥领先。其三，留学生口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大学生以出国留学比例高、在美国高校各类考试中屡创佳绩而名声大噪。这方面有许多的传奇故事。1982年5月19日，第22期《中国科学院简报》以《我派往美国的三名学生考试成绩优异在美引起反响》称赞中国科大近代化学系三名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学生在马里兰大学取得的突出成绩。报道特别引用了该校教授的评价：“马里兰大学几十年来从未有过这样好的成绩”，“当听到你们三名学生的惊人成绩时，我们不禁面面相觑”。甚至许多教授都争着要担任他们的导师。

中科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本科生教学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除了良好的考生质量外，下面几个原因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学校自建校开始就重视基础课教学，让最好的老师教基础课。南迁合肥后，得益于钱临照、龚昇等名师在教学上掌握方向，中科大能够延续重视基础课教学的传统。1977年学校重建基础物理教研室，钱临照亲自担任主任，创立了著名的“四驾马车”模式，即由物理系、近代物理系、地球和空间科学系以及基础物理教研室四个单位联合承担基础教学任务。钱临照还强调“科研服从教学，专业课服从基础课”，通过集体排课、选择最好的老师以及观摩教学，保证了基础课的质量，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青年教师。这种全校一盘棋的理念，为基础课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 。

▲钱临照(左)与龚昇

与此同时，学校也重视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以物理学科为例，学校创办初期即尝试课程改革，开展“打通教学”。与传统高校物理系把普通物理与四大力学作为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分开讲授不同，中科大把普通物理力学与理论力学打通、电磁学与电动力学打通、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打通，由一个教师贯通讲授。这可以视为学校要求基础课宽厚实，专业课精新活的一个实例。华罗庚曾在中科大数学系创造了“一条龙”教学法。主张将整个年级的基础课程统一交由一位教师施教，以保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这就是所谓“一条龙”教学法。受华罗庚的影响，后来关肇直、吴文俊在中科大数学系都采用“一条龙”教学法，他们分别被尊称为“华龙”、“关龙”、“吴龙”。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不但为系里设计课程、制订教学大纲，还亲自来校授课、指导研究生。师资队伍里汇集大量一线领军科学家，这在中国大学是独此一家。

▲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三龙鼎立（中国科大档案文博院）

在学制安排上，当时中科大本科生学制为5年。专业课程学完后，还有一定的时间在课程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拔高。这其实是华罗庚、严济慈这样的名师留下来的传统，比如数学系学生学了三年以后,华罗庚会给他们来个补遗,在更高的层次上讲一遍高等数学引论。学生们在这种综合课程中拓宽了视野,提升了能力。这种制度安排也是当年中科大本科生在各类考试中取得佳绩的一个法宝。

▲正在自习的科大学生（中国科大档案文博院）

中国科大在CUSPEA 考试中一骑绝尘的地位、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创设和声望实际上也是本科生教育质量的表现形式, 又与本科生教育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

建设同步辐射加速器

———抢占“国家科学”高地

中国科大向来崇尚学术自由，这是建校时名师荟萃、风格多样的传统所奠定的优势。教师可以依据个人兴趣与专长，自由选择研究方向。这是学校的一个优点，但如果从整体学科发展和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角度看, 这又会成为学校长远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首先, 如果不能通过一个大的项目团结人、培养人, 对学校学科发展的带动作用就不够大。21 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要素, 科学研究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已经成为各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 一种我们称之为“国家科学”的形态已基本成型。在“国家科学”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正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学术机构贡献大小的关键指标。

笔者曾就“国家科学”的概念和特 征做过这样的归纳 ：首先, 国家作为战略科技的需求方, 顺理成章地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成为战略高科技的主要投资人。其次, “国家科学”不以解决单项任务、取得局部进展为目标, 而是追求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需要的战略高科技的整体突破, 重视科技转化的路径和效率, 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建构。其三, 在当前“国家科学”战略目标之下的前沿高科技领域,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经常难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 并且“基础”与“应用”时常互为对方之母, 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核能等领域都是如此。个体的学术自由固然可贵, 但是, 在当前形势下, 高水平大学建设如果不向“国家科学”靠拢, 是难以在国家科技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也是难以获得良好的科技投入的。更何况, 靠拢“国家科学”并不必然牺牲个人研究兴趣。曾经有段时期, SCI 论文数量被当作高校和学术机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的最重要的权重, 随着“国家科学”战略形态的逐渐明晰, 论文篇数将退居次要地位, 论文本身也会成为重大项目的副产品, 而不会是主要追逐目标。

1977 年, 高校教育和科研秩序刚刚恢复, 中国科大校领导和加速器专业一班人能抓住时机, 推动“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建设是颇具战略眼光的。这个项目也可以视为中国科大“二次创业”在科研工作上的一个跃升。项目不仅建成了一个大型设备, 带动了学科发展, 培养了一批专家, 同时, 也是中国科大抢占“国家科学”高地的一个突破, 为后来学校科研工作, “聚焦重大基础性、战略性科技问题, 加强前瞻部署和系统布局, 推进重大科研创新平台建设”, 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经验, 提升了获取国家科研资源的竞争力。

▲建设中的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储存环大厅（中国科大档案文博院）

总结起来, 上述四个突破口, 第一个是办学方向和体制机制的拨乱反正。这个突破, 为学校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第二个是优秀教师队伍的建设, 这也是办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由于学校主持人具有远见, 措施得法, 学校在当时混乱状态下, 于夹缝中求得一线机会,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先行一步, 取得关键性突破, 成为后来学校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个条件的得来看上去有点偶然, 但却是在政治生态恶劣的形势下,刘达等学校领导人敢冒风险、钱临照等教师敢严守教学职责、“回炉班”学员身上带有学校传统基因这些因素合力营造的必然结果。第三、第四两个突破口恰好涉及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两个产品———学生和科研成果。

如果说中国科大在北京创业期间所获得的平台、条件、机会主要是来自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 是自上而下的, 那么在合肥“二次创业”形成的条件、得到的机会、建立的发展优势, 则主要依靠自己的意志、信念, 以及与创新精神相结合的胆识和干劲。期间, 关键人物的作用是巨大的, 不过, 这是另一个课题。

改编：郭庆、蒙柳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