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档案见证中共四川党组织的抗战担当

巴蜀烽火中的红色脊梁

档案见证中共四川党组织的抗战担当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主要基地,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带领全川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依托档案回顾这段光辉历史,感悟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续写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2025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省阳泉市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时强调:“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在这场中华民族伟大的前所未有的反侵略战争中,四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周恩来同志曾用四句话高度概括四川的重要作用,即:抗战最后根据地;联结西北和西南的枢纽;两个民主运动中心(成都和重庆);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正是由于四川所处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四川党组织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加强组织建设,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浴火重生:四川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第一个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建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委建立,受中央委托领导全省党组织,是党中央在四川建立的第一个领导机关。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政策和四川军阀的残酷镇压,以及党内左倾、右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四川党组织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6月省委被破坏,自此党组织统一领导的活动基本停止,只有少量失去组织联系的零散党员仍在坚持活动。

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为四川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创造了条件。在中共中央的有力领导下,四川党组织快速得到恢复和重建,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10月):恢复和发展时期。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张曙时、邹风平、廖志高等入川开展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1937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在成都成立,邹风平任书记。省工委建立时直属中央领导,长江局成立后改由长江局领导。省工委成立后,立即着手重建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要求,四川各地党组织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到1938年11月,全川党员发展到3250多名,60多个市县建立了党组织。

第二阶段(1938年11月至1940年3月):发展与巩固并进时期。

1938年11月21日,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成立以来的工作,部署今后的任务。根据长江局指示,撤销省工委,分别成立川西特委(次年1月因西康建省,改名为川康特委)、川东特委。川西特委领导川西、西康、川北及川南部分党组织,川东特委领导川东及川南部分党组织。1939年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南方局正式成立,四川党组织开始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图源:《川人抗战档案文献图集》)

大批新党员的加入,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成为党组织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以“巩固与发展同时并进”为方针,通过调整组织机构、培训教育党员、严格党的纪律等措施加强和巩固党组织。到1939年9月,川西特委党员发展到4500多名,川东特委党员发展到3600多名。

第三阶段(1940年4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时期。

1940年4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罗世文、车耀先等一大批四川党组织的重要领导干部被捕,四川党组织的活动空间受到打压。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面对险恶政治环境,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根据党中央缩小领导机关工作区域的指示,从川康特委所辖区域划出两块,建立川南特委和川北特委。1943年川东特委撤销,成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1944年3月,上、下川东特委撤销,让县委、支部、党员独立工作。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四川共产党逐步完成了组织形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的转变,度过了严重困难时期,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

烽火砥柱:四川党组织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恢复重建并发展壮大,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

(一)推动抗日救亡团体蓬勃兴起

抗战爆发后,为支援前线抗战,分散在四川各地的共产党员自发地建立起许多联系群众的秘密抗日救亡团体,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以下简称民先)、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组为四川民众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重庆救国会等。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这些秘密团体迅速公开活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抗战前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到城乡进行宣传(图源:《川人抗战档案文献图集》)

在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战形势的推动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准备成立全省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向华抗会长张澜提出共同成立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省抗)的要求。1937年7月,华抗、民先具体负责人,共产党员韩天石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决定共同组织省抗,张澜任主任,华抗领导成员进入省抗。在韩天石等人的努力下,省抗的中下层组织基本被共产党掌握。省档案馆珍藏1938年3月省抗发布的《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总章》,文中声明以“唤起民众协助动员工作、拥护政府抗敌、保全领土主权完整”为宗旨。四川各地各界在省抗的影响下,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不少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也被吸纳其中,积极发挥作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1938年3月,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总章(节录)(四川省档案馆 藏)

省工委成立后,为进一步推动四川抗战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通过下设的学委、文委、妇委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直接领导全川抗日救亡运动。如,1938年2月划归省工委学委领导的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发展成为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学生抗日救亡团体。此外,党组织还积极吸收各群众团体中的优秀领导分子入党,并派党员加入各群众团体。1937年至1938年间,由党领导或影响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名的有星芒社、川大抗敌宣传团、妇女抗敌会、大声社、天明歌咏团等,全川各中小学也普遍成立了临时的救亡宣传组织。

(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四川省委多次开展“红五月”纪念节、九一八周年纪念、“一·二八”周年纪念等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激发全川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各种报刊杂志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1937年3月,在重庆创刊的《四川日报》迁至成都,党组织派党员到该报成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共产党员杜桴生任编辑。七七事变消息传来,《四川日报》立即发表社论《为二十九军英勇抗战,谨致以民族的敬礼》。省工委成立后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川日报》主笔和编辑都是我们的同志,起了我们宣传机关的作用。”由共产党员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党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影响遍及全川及川外。川康特委在给党中央报告中评价其“言论正确锋利,摆明了党的刊物的面目”。另外还有许多刊物,如成都的《星芒报》《新民报》《时事新刊》《华西日报》等,自流井的《正确日报》、宜宾的《金岷日报》、南充的《国民日报》等,也都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迁到重庆出版发行,四川党组织把巩固宣传阵地的重点转到对《新华日报》的宣传发行上,在成都设立了《新华日报》分馆和印刷厂,各地设立代派处。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充分发挥了思想引领作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以及抗日救亡团体中的积极分子,普遍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经常学习讨论重要社论和文章。

此外,《新华日报》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深刻影响了国统区的民众和民主人士,是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大众的喉舌。如1940年2月2日《新华日报》社论《春礼应当送给抗战将士》一文,一方面痛斥汉奸卖国投降行为,另一方面号召后方民众对前线抗战将士致以崇高敬意。在当时妥协投降逆流涌动的背景下,共产党树立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鲜明旗帜,有力引领了舆论方向。

1940年2月2日,《新华日报》社论《春礼应当送给抗战将士》(四川省档案馆 藏)

除了报刊杂志,四川党组织和党员还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如通过宣传队、讲演队、歌咏团、晨呼团、剧团等团体,深入城市和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形式也多种多样,如举行群众游行、散发石印、油印传单资料,办墙报、壁报,书写抗日宣传标语,举办训练班、演讲会、讲习会、读书会、研究会等。1938年2月13日,为响应伦敦召开的国际反日援华特别会议,四川党组织发动各救亡团体和各界民众,在成都举行了三万人火炬游行。2月14日,《新新新闻》刊载了火炬大游行的相关报道,详细记录了这次大游行的情况。

(三)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刘湘集团作为当时四川最具实力的军事政治力量,成为四川统战工作的首要对象。1935年,张曙时受中央指派来川开展统战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刘湘等实力派人物逐渐转变了政治态度。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罗世文从延安到达成都,给刘湘带去了毛泽东写的亲笔信,还被刘湘聘为顾问,促使刘湘主动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工委成立后,罗世文以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的身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张曙时则在省工委内部分管统战工作,通过“武德励进会”等渠道继续和刘湘及其上层幕僚保持联系。

在多方努力下,刘湘认识到“联共抗日”的必要性。1937年8月26日,由川康绥靖公署顾问、国民军训会副主任、中共党员张秀熟起草的《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经党组织同意后,交与刘湘认可,在《华西日报》全文发表,成为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的宣言书。省档案馆珍藏的这份《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成为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同年9月,刘湘率首批川军出川抗战。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川军共计340多万人出川抗战,四川征兵数量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1937年8月,《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四川省档案馆 藏)

除刘湘外,四川党组织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还成功争取了其他川康实力派中上层人物的支持。1939年9月,毛泽东派张志和回四川专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统战工作。1942年2月,周恩来与刘文辉在重庆会面。同年6月,按照周恩来与刘文辉达成的秘密协议,在刘文辉公馆里建立起了延安中共中央与刘文辉的秘密联系电台。通过团结各派政治力量,四川为全国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抗战大后方的稳固基地。

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时,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团结社会各界力量,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文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采取个别接触、宴会、座谈会等方式,把各界各派的人聚集起来。车耀先和他经营的“努力餐”饭店成为四川党组织开展统战活动的重要场所。对于民族资本家,则通过商会的形式,动员他们为前线生产军需物资,支持民族工业发展。此外还积极支持民主党派活动,在牵制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组织支援抗战前线

在四川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党组织在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慰问团、服务队赶赴抗日前线,慰问川军将士,开展战场服务,或在后方组织捐钱捐物,优抚抗日军人家属,宣传川军战绩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党领导下的四川妇女抗敌后援会,积极开展各种政治动员、慰问慰劳、宣传募捐、战地服务工作,并协助政府进行战时民众教育、兵役宣传等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招生,也是四川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知识青年到延安后,有的直接参加八路军奔赴前线,有的留在陕公或抗大学习,经过实际锻炼,成长为优秀人才。1937年秋,在成都抗日救亡组织和车耀先的安排下,10余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延安,其中有后来打入军统电台内部的革命烈士张露萍,她就是电影《风声》地下党员“老鬼”(主角顾晓梦)的原型之一。省档案馆珍藏的张露萍抗大军装照,难得的记录下了这位无名英雄的飒爽英姿。

张露萍(左)抗大军装照(四川省档案馆 藏)

薪火相传:赓续红色血脉 奋进伟大征程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坚持开展党的各项建设工作,不断推动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及统战工作发展,充分展现了凝聚共识的引领力、扎根群众的组织力、攻坚克难的战斗力,有力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无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历史论断。

八十年沧桑巨变,抗战的烽火硝烟已然远去,但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民族危亡之际展现出的斗争精神、为民情怀和革命智慧,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重温这段光辉历史,就是要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奋斗的勇气和前进的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肩负新时代战略腹地的使命与担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奋进!

来源:四川省档案馆

供稿:四川省档案馆编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