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陈赓大将害怕的有一人，敬佩的有两个人，他们分别是谁？

“1951年2月的一天凌晨，通信兵推开门低声说：‘司令员，彭老总就要到阵地了。’”一句话，让屋里原本轻松的氛围瞬间紧绷。能让以胆大著称的陈赓收敛笑容的，正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要知道，在旧军阀里他曾敢拍桌子质问上官，在国民党监狱里也从不服软，可面对彭老总，他却宁肯把烟头掐灭，悄悄把桌上的腊肉收进抽屉。

彭德怀之所以“吓人”，与他的脾性和战场标准密不可分。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彭德怀第一次对陈赓发火：行军途中，部分官兵因饥饿擅自割民田青稞充饥，彭德怀当众怒斥，勒令连长脱帽检讨。多年后回忆，陈赓仍叹道，那股子倔劲像一把钢刀，刺得人不敢抬头。此后长征路上，在草地上分粮的那个晚上，彭德怀掀开口袋，里面只有稀松的青稞粉，他却硬生生按人数平均抓给每人一小撮。“军纪不可坏”，彭德怀撂下这五个字再无商量。严厉换来的是整个部队的铁执行力，陈赓正是从那时对这位湖南老乡生出几分敬畏。

南乐修城墙的故事更显分寸。1939年春，八路军三纵在豫北立脚未稳，陈赓夜以继日督战，城防硬是加高了一米。中央指示各部学习“南乐样板”。彭德怀要来视察，陈赓却犯了难：老总坚持“两菜一汤”，连多放一勺猪油都不行，可豫北连月征战，部队油水早薄，彭德怀身体也已透支。陈赓想出妙招：河沟里现钓鲫鱼，剖去内脏只留骨刺，清水煮后看似青菜汤，味道却鲜。彭德怀喝了几口才发觉端倪，皱眉低声道：“小子又耍滑头。”话虽责备，语气里却透出欣慰。战友之间的默契，就在这一碗“清汤”里。

相比“害怕”，陈赓的“敬佩”显得柔和而深沉。首先是周恩来。1924年黄埔一期新生报到那天，年纪不大的周教官穿着灰布长衫，站在操场上讲“革命军人的爱国心”，并用粉笔写下“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系在一起”。陈赓后来回忆：那堂课像闷雷，一下子把他的迷茫击碎。淞沪战场、北伐前线，周恩来屡次冒死救援伤兵，让陈赓见识到什么是“能文能武”的领袖。1927年“四·一二”后，陈赓被捕关押在南昌，若不是周恩来通过旧时同学多方斡旋，真有可能被处决。也正因如此，陈赓对周恩来的敬意夹杂几分亲情式的依赖。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赴重庆谈判，飞机落地时身形憔悴，陈赓远远看到，脱口一句：“总理瘦了。”这是后辈对长者最朴素的疼惜。

另一位让陈赓发自肺腑敬佩的，是毛泽东。1922年夏，长沙自修大学里，19岁的陈赓第一次听毛泽东讲“农村包围城市”的设想，恍若见到照亮夜色的灯塔。三年后东征讨陈炯明失败，部队被迫南下，队伍行至广东饶平县时已弹尽粮绝，士兵情绪低落。毛泽东拉着陈赓写标语、做动员，大雨里嗓音沙哑仍不停歇。陈赓心想：这样的人，的确可以带来新中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让陈赓负责太岳“敌后武工队”。这是条险路，潜伏、破袭、策反，一旦失手就是满门抄斩。陈赓接令时只是一个“懂几句湖南话的兵”，但毛泽东一句“你能行”成了最有力的支撑。1948年，他在西柏坡听到毛泽东亲口说“建国后还得造枪造炮”，才知道自己苦学俄语、筹办军工大学的辛劳，并非空耗。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敬佩并非盲目崇拜。1949年哈军工筹备，苏联专家报来一份英文设备清单，数字单位杂糅，工程师啃不动。陈赓当晚拍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延期，电报中他直言“不懂专业技术”，甚至担心误国。毛泽东回言极短：“不懂就学，先把人聚齐。”40多岁的陈赓重披学生装，在楼道里拿着俄文对照表背到深夜。这种被信任激出的拼劲，旁人难以体会。

如果说彭德怀是砥砺陈赓的钢锤，周恩来像润物细雨般的师长，那么毛泽东则是长远方向与根基。三段关系，各有温度，也各有力量。站在志愿军司令部那间简陋的木屋前，陈赓想起自己在绵延22年的战争中，无数次被这三个人的言行推着向前。他可以对敌人冷面，可以对朋友诙谐，却唯独在彭德怀面前不敢造次，在周恩来面前自觉收敛浮躁，在毛泽东面前心甘情愿扛起重担。

1954年，陈赓出任哈军工校长的任命书送到东北，他看完后，合起文件笑道：“这回算是被主席点名‘留校察看’了。”一句玩笑，掩不住肩头责任。他深知，只有把三个人给予的锋芒、温度、信念融为己用，才能在钢铁熔炉里锻出共和国的脊梁。

至此，那位让陈赓“怕”到收起烟枪的是彭德怀；让他真心“敬佩”的，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脉络明晰，理由简单——一人以铁血铸军纪，两人以信任与远见，为他指明方向、托举成就。陈赓的传奇，并非孤身奋战，而是与这三束互补的力量共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