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狠批刘伯承：红军时他逼死过革命同志

1956年1月，由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的校庆，该校已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增至1300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军事学院，并对学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刘伯承

尽管刘伯承办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三堂会审的考试对学员来说太过严格……个别学员甚至越级给北京写了告状信，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信里还说，学院里甚至出现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这封告状信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为首的共12人的工作组，颇有声势地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学员们谈话。

不久以后，工作组给中央军委上报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

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刘伯承（右）讲话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身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看到这份报告后说：“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面对彭德怀的批评，刘伯承只好主动辞去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

1958年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作了公开表态，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毛泽东定调后，彭德怀在一次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严厉地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

彭德怀说刘伯承逼死过革命同志，其实是一场误会。长征时期，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受训的学员里有红30军军长余天云。

余天云聪明敏捷，作战勇敢，22岁便当上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余天云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有限，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争执后面竟然发展为余天云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学校就不能不管了，校长何畏直接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但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

余天云自杀后，就连一向偏爱他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他的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的，红军高级干部应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余天云

此时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不过毛泽东对此给出了公允的评价：“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以后，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也不得不拖着病体来到北京。7月10日，刘伯承带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

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他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刘伯承每当说到委屈处、违心自责处，都会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台下的人自然能明白，检讨里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刘伯承作完检讨后，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总算过了关。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官和学员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望着凛冽寒风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怆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呵！”

刘伯承（左）和陈毅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闲居，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党中央在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他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的错误处分，全部撤销，总算还了他的清白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