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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直存在投资派与消费派的分歧,林毅夫是投资拉动经济的最坚决的推动者。
实际上,中国近十年也的确是通过投资与扩大财政赤字来阻止经济下行,这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现在开始流行的一种说法,内卷并不是疫情之后出现的现象,而是2013年就已经悄然在发生了;也就是说,通缩的形成,按易纲的说法是近五年的事,而产能过剩是在更早的时间窗口上已经发生了,只是周期性的反应存在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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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在 2014 年曾指出,2013 年前 3 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处于 2006 年以来的历史低位,也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其中钢铁、水泥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 50%,。
从周期性滞后性来看,通缩滞后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中,市场需求的变化不会立即传导到产能调整上。企业投资建厂形成产能后,不会因为短期需求波动就迅速调整产能规模,这是做不到的一件事,往往会有一个观察和等待的过程,这就导致产能过剩的表现会滞后于经济周期的变化。另一方面,2013 年前后,经济还处于高增长的转型初段,不仅老百姓没有什么微观感受,专家中也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历史的转点已经开始了,一个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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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就会明白林毅夫为什么一直坚持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这其实只是对宏观文件选择性解读,如果没有投资的推动,社会大众在十年前就已经能够感受一个冬天的童话了。
这是投资派成为主流的经济背景、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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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说,既然 2013 年开始出现产能过剩,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挖坑理论,通过投资,通过扩大财政赤字,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林毅夫的投资驱动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也的确起到了稳经济的作用。但说到底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表层主义,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有它特定的国情、特定的原因,要追问为什么会在2013年出现产能过剩,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就意味着:短期有效,长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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