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猪器官后“会不会变成猪”？不可能！对话中国器官移植“拓荒者”陈忠华：人类的器官当然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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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记者：林姿辰 每经编辑：张海妮

陈忠华：

“异种移植研究的唯一动力是器官短缺。”

“在器官捐献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建立法治框架下的器官捐献体系和倡导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器官捐献。”

“在不远的将来，产业化医用器官，包括异种器官和人工器官，必将成为除人体捐献器官以外的源源不断的补充性来源。我满怀信心地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移植猪器官后“会不会变成猪”？不可能！

种牛痘是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于18世纪末发明的天花预防方法，通过接种牛痘病毒使人体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当时很多人怀疑接种了牛痘以后是不是会变成牛。于是漫画家就非常生动形象地画出了当时人们的担忧：身上长出牛头、牛角之类的特征。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猪器官在活体人体内存活时间最长的案例已诞生。

当地时间9月8日，据《自然》新闻（Nature News）报道，67岁的美国男子蒂姆·安德鲁斯（Tim Andrews）在接受基因编辑猪肾脏移植后，已存活接近8个月。就在两周前，中国研究团队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在线发表论文，报告了世界首例将基因编辑猪肺移植到脑死亡人体内的成功案例。

陈忠华是论文的共同作者之一。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外科主任医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内器官移植领域权威专家，他是中国最早一批赴德、英深造的学者，不仅发起了中国移植运动会，还是国内脑死亡理论与实践的标准化器官捐献的推动者，是该领域名副其实的拓荒者。

“从把国外成熟的理念和临床实践经验‘移植’到中国，到今天见证本土科研跟进，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走了40多年，在器官捐献领域走了20多年，但脑死亡立法、异种移植这些‘硬骨头’，还等着我们去啃。”9月上旬，陈忠华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专访，他认为在异种器官移植领域，中国科研团队不仅要争“第一个做”，还要争“第一个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陈忠华教授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异种器官移植，5年内诞生3个里程碑进展

从2003年中国首例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到2004年在武汉启动首届移植运动会，到2015年见证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唯一合法器官来源，再到如今聚焦异种移植的突破性进展，陈忠华的经历，堪称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活档案”，而这本档案的“异种器官移植篇”最近几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

2021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移植外科Montgomery教授团队将经基因改造的猪肾，首次移植到脑死亡的患者体外，并使其工作了54小时，这是全球首次用脑死亡异种移植模型证实转基因猪器官短期内安全性的案例。

紧接着，2022年1月，美国马里兰医学院专家实施了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猪心脏移植到活体人体的手术，患者术后存活约2个月。

今年1月，67岁的终末期肾衰患者Andrews在美国麻省总医院接受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截至9月8日已存活接近8个月，这是异种器官移植的第三项突破性进展，陈忠华对这个研究的印象特别深刻。

“短短几年就完成了从脑死亡遗体到活体人体的跨越，非常震撼。”据陈忠华介绍，从Montgomery教授在2019年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上提出桥梁理论（在活体人体试验前，设计针对脑死亡遗体的异种器官移植亚临床模型）至今，包括脑死亡遗体在内，全球共完成了20多例异种器官移植到人体的试验，获得的信息量比过去30年的总和还多。

监管也在进步，全球首个猪肾人体移植临床试验于上半年获批

今年上半年，越来越多关于异种器官移植的临床研究加速推进。

今年2月，美国生物科技公司United Therapeutics宣布子公司Revivicor基因编辑猪肾脏UKidney已获得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即将启动人体移植的临床研究，这是人类史上首个获批的猪肾人体移植临床试验。

据陈忠华介绍，该研究计划纳入50名受试者，分两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先开展6例手术，每例手术间隔3个月，留出充足时间用于术后观察；这6例手术的结果会交由第三方机构评估，只有在安全性和有效性都通过评估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不过，第二阶段的44例手术不再受“间隔3个月”限制，这项临床研究预计整体耗时2至4年，才能形成具备充分说服力的科研报告。

今年4月15日，美国eGenesis公司宣布旗下的基因编辑猪肝（HuCo-Liver perfusion，EGEN-5784）和英国OrganOx体外灌流机已共同获得FDA批准，进入用于急性肝功能衰竭治疗的肝脏体外灌注注册性临床研究阶段；9月8日，公司又宣布旗下的基因编辑猪肾（HuCo-Kidney，EGEN-2784）获得FDA批准，进入注册性临床研究阶段。

“这是监管的进步。”陈忠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此之前，全球开展的异种器官移植临床试验均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其与注册性临床试验的核心区别在于不以产品注册为目的，通常带有“同情医疗”性质，受试者通常是没有其他治疗选择、基础健康状况非常差的患者，而入组正式临床试验的病人的健康状况有可能会更好，术后存活期有望延长。

目前，我国还没有受理异种器官移植临床研究申请的正式渠道，也没有适合IND（临床试验申请）的异种器官移植的患者入选标准，但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海医二院）王毅教授团队联合陈忠华在内的多位专家，已经在院内开展了两轮模拟患者筛选。

陈忠华（中）和王毅（右）合作研究工作照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供需比约为1∶8，器官短缺是异种移植研究的唯一动力

“看到美国FDA接二连三地批出正式临床试验，我们很希望它能蹚出一条路。”陈忠华告诉记者，目前异种器官移植领域没有感觉到特别“卡脖子”，国际学术合作交流比较畅通。但不得不指出，临床研究投入巨大，“快速跟随”策略能让国内少走弯路，这也是目前的一种选择。

早在2020年，陈忠华和合作团队就依照“桥梁理论”的思路，在国内策划针对脑死亡患者的异种器官移植亚临床研究。由于这类试验在国内也是首次开展，复杂而耗时的研究对象筛选过程，让美国在同类研究上抢先一步。

陈忠华在器官移植领域研究超过40年，异种移植研究的唯一动力是器官短缺。他回忆称，2000年以后，中国器官移植技术逐步成熟：肾脏移植技术遍地开花，肝脏移植在2000年到2010年走向成熟，心脏移植也在2010年后突破瓶颈。于是，肾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的临床需求急剧增长，但供给仍相对有限，当时的器官供需比是1∶10到1∶15。

陈忠华指出，按已经登记的等待者数量计算，2024年国内可用于移植手术的器官供需比大约是1∶8。但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因为还有许多潜在等待者由于无力承担相关费用，没有被列入等待名单。

改变的契机，始于对“脑死亡”概念的艰难普及和公民捐献体系的缓慢搭建。2003年，陈忠华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完成中国第一例脑死亡判定，随后又领导实施了第一例和第一批脑死亡标准下的器官捐献和移植手术。

2015年，我国正式宣布：“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根据陈忠华提供的数据，2015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达到2700多例，加上亲属活体捐献2500多例，覆盖了1万多例移植手术的最基本临床需求。这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最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不过，器官捐献工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陈忠华提供的数据，我国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覆盖率若以百万分之几为单位计算，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例如，与西班牙和美国相比，几乎还有十倍的差离（观测值或测验分数与特定参照点之间的差距）。如果器官捐献率没有达到应该达到和可以达到的水平，在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国家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应当优先向其倾斜。

另外，脑死亡的法律认定也是一个20年没有解决的关键性难题。陈忠华表示，2024年5月1日生效的新版《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仅规定“获取遗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遗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却未明确“脑死亡属于法定死亡标准”。这一空白是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

还有“硬骨头”待啃，国内研究应聚焦有临床价值的方向

陈忠华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几年异种器官移植研究的最大突破，是解决了“超急排斥反应”——科学家通过敲除猪的三个关键基因，避免了异种器官移植后以分钟或小时为单位计算的排斥反应。但这只是第一步，当前异种移植仍面临三大天然屏障。

首先是长期排斥反应问题。目前，患者术后以周或月计算的排斥反应，还得依靠强大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控制。而免疫抑制剂的种类、剂量、合并用药的毒副作用、用药时机和用药时长的把控都是难题，稍微出错就可能导致移植失败。不同于同种移植，异种移植排斥反应治疗是一个全新领域，必须从头学起。

其次是生物适配障碍，最典型的是猪心脏移植后出现的“左心室向心性肥厚”。在美国马里兰医学院专家进行的两例猪心脏移植手术中，移植后猪心脏的体积和重量在短期内翻倍，最终导致受体心力衰竭。陈忠华告诉记者，猪的血压和主动脉血液循环方向均与人类不同，对于这种由解剖生理差异造成的远期后果，目前业内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最后，美国马里兰医学院专家进行的首例猪心脏移植，还提示了猪巨细胞病毒感染风险。陈忠华表示，目前，外源性病毒可以通过“无指定病原体猪”培育标准控制；但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完全整合在猪的基因里，如果不完全清除，是否会对人体的长期生存造成影响？这一问题仍缺乏系统性的生物安全性研究，也是团队目前研究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其实我注意到，对待这波异种移植浪潮，欧洲同行保持了超级平静的态度。他们始终着力于做好本土器官捐献和移植病人的管理等工作，在本轮异种移植的竞赛中并没有盲目跟风。”陈忠华建议，基于国内实际情况，国内研究应聚焦有临床价值的方向，比如技术相对成熟一点的猪肾移植领域和猪肝体外灌注等，同时加强国际、国内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

另外，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普及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此前，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和同济医院，以及前文提到的海医二院分别做了异种移植的问卷调查。在调研中，患者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分别是“能活多久”“会不会变成猪”“会不会得猪瘟”。这些担忧背后，既有对技术的不了解，也有心理层面的顾虑。

对于这些问题，团队会坦诚告知：目前接受猪肾移植的患者最长存活纪录差不多是8个月，未来会逐步改善；猪器官不会改变人的习性，就像植入人工关节一样，它只是一个“生物医用材料”；目前公开报道的有限肾移植案例中，没有发现猪源性病菌、病毒感染。

1964年美国医生Keith Reemtsma将黑猩猩肾移植给6个病人，5例4~8周死亡，1例术后存活时间超过9个月，而且尸检肾脏基本正常（根据受访者提供信息整理）。

近年来，陈忠华不遗余力地普及异种移植知识，按他的说法，普及异种移植知识是对同种器官移植短缺的最好宣传——“人类的器官当然是最好的器官，可惜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寻找替代品。这条新路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也要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