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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广场上数万名群众一起急切地望向远方。突然,四个银白色的影子划过天空,喷气式引擎拉出长长的尾巴。见到此情此景,毛主席兴奋地对身边前来观摩的外国友人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这4架飞机便是由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的歼-5型战斗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
歼-5的成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然而,不到4年后,这段佳话便随着中苏交恶成为一场永远的遗憾。为什么曾经手把手帮助中国完成初步工业化的苏联,会选择放下恩人不做,而要当“恶人”呢?这段故事,还要从新中国成立时讲起。中国能在建国后快速实现工业化,苏联在一段时间内不遗余力的援助功不可没。“一五”计划的负责人之一陈云曾说过:“156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情谊。”
1949年,国共内战大局已定,即将胜利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是时候布局经济建设了。然而,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工业基础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要说飞机大炮,就连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也是在一年之后才研制成功。在这个关头,有谁能拉中国一把,必然能大大加快我们通向富强的速度。放眼世界,有谁能帮助中国呢?只有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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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即派人赴苏联访问,向苏联请教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经济。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当苏联人询问中国需要什么时,中国代表团却因经济知识匮乏,连一份清单都拿不出来。听到这样的回复,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克瓦廖夫露出早有预料的微笑。他表示,既然你们也不知道,那就请与苏联专家们一起回到中国研究研究吧。
于是,1949年8月14日,220名苏联专家启程前往中国,开始设计规划新中国的工业布局。这就是后来所谓“156项计划”的开端。
不过,实际上,确定进行的项目并不止156项。这些项目的推进,总的来说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苏联援华的第一批项目在1950到1952年间确定,总计50项,主要是能源、化工与医疗等技术项目。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优异表现,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看到了这个南方兄弟的潜力。于是,苏方决定将援华范围向机械工业与军事工业拓展。
1953年,中苏两国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新确定了91个工业项目。上述总计141个项目,为中国工业打下了框架,使得“一五”计划得以顺利展开。而片头提到的歼-5喷气式飞机,就是“一五”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
斯大林时代,出于对中国的警惕与不了解,苏联方面在援华问题上多少还有一些藏着掖着的考虑。而随着赫鲁晓夫上台,急需中共声援的他变得愈发慷慨,不仅增加了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就连弹道导弹、核武器以及战略轰炸机这样的“国之重器”,也允许中国一窥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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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开始,赫鲁晓夫对华援助项目做出了一系列调整。根据统计,整个50年代,苏联援助建设的全部项目数量为304项,涵盖了冶金、化工、航天与机械制造等方方面面。“一五”计划结束后,苏联专家在评估时声称,中国的工业水平已经超过了1937年的日本。中国花了10年,就走过了日本明治维新后60年的漫长道路,苏联的帮助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就在中国已经甩掉农业国的帽子,终于有资本对苏联的恩情进行回报的时候,1960年,赫鲁晓夫却突然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倍感吃惊的决定,撤走全部苏联援华专家,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1960年7月16日,苏联援华工程正如往昔一样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在156项工程中实际开展的150项里,133项已完工投产,17项也即将完成。苏联人对中国的投资即将进入收尾阶段,而知恩图报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回报这份兄弟般的恩情。然而,就在这一天,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赫鲁晓夫已决定自本月28日起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对于这一仓促且突然的决定,苏联专家们也纷纷感到抱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临走之前,都在尽力帮助中国留学生留下必要的资料,以指导他们在未来能独立完成剩余工作。可是,中国人虽然对这些到最后一刻还在提供帮助的专家心怀感激,却对苏联政府的决定充满不解与愤怒。这种釜底抽薪一般的行为,会在本就不富裕的中国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苏联这一仓促的决定,最终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痕。
冷静地来说,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必要在此时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苏联援华已经进入尾声,多花一些时间让工程顺利完成,不仅能在事后占据道德制高点,也能为今后缓和对话关系提供契机。而如此果断地撤离专家,只会让体验到损失的中国人忘记之前133项工程中苏联的贡献,而只着眼于撤离带来的损失。并且,从事后的事情发展来看,在此时撤离专家,除了激怒中国之外,并不会从根本上阻挠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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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之下,60年代,我们依然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壮举。苏联专家的离去,并没有就此打断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还会在思考之后做出这样一个错误决定,成为中苏关系中的“恶人”呢?他之所以敢翻这个脸,不仅源于他对自己执掌苏联的自信,还源于他对中国的不屑。这种不屑,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认为中国在红色阵营的政治版图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认为苏联援助中国花了大价钱。
在冷战初期,虽然苏联不如美国那般富裕,却也有余力对多个国家同时进行援助。早在1949年,为应对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渗透,苏联就拉着“小弟”组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帮助协调各国国内的商品流动。在这个体系之下,一些国家获得了市场,而另一些国家获得了能源。特别是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而言,来自苏联提供的廉价能源,几乎一手支撑了它的重工业化。可以说,只有对于这个圈子里的小弟,苏联才会真正不遗余力地给予援助。
然而,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加入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仅仅是在1956年到1961年间,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例行会议。因此,仅从这一点来看,即使在所谓的中苏蜜月期,双方也没有把彼此看作是完全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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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即使是经互会以外的国家,苏联援助的也不止中国一家。斯大林时代,苏联同时援助了12个国家;到赫鲁晓夫时代,这一数字增加到27个;等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力达到鼎盛的苏联,同时对64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其中,对部分国家的援助不仅深度比中国深,其时间长度也远长于中国。
例如,苏联在印度建国后,即着手开始拉拢这个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苏联从未停止对印度的援助,其工程项目因时间跨度过长也无法统计,但总数不少于中国的156项工程。
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才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过尔尔”,一时冲动撤走全部专家,导致人情尽丧。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九牛一毛的损失。可是,赫鲁晓夫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苏联大量的援助对象中,只有中国真正吃透了苏联的技术,并将其发扬光大。
苏联确实有不屑的资本,但中国与苏联援助的其他国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就是只有中国能真正消化吸收苏联的援助,并可能在日后回馈苏联。
整个苏联时代,莫斯科的援助对象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像越南、印度这样的国家,苏联也都手把手帮助它们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然而,这些国家最终都被证明为“烂泥扶不上墙”,特别是印度。在苏联手把手教了30年之后,不仅毫无谢意,还在苏联解体后通过贬值的卢布偿还俄罗斯继承的债务,从结果上来说,几乎白嫖了苏联的全部援助。
经互会内的国家也不是省油的灯。苏联通过经互会,用各种手段逼迫其他成员国遵守莫斯科制定的经济政策,而代价之一,就是苏联自身要对经互会成员国进行让利。像古巴与越南这种与苏联本土相隔万里的国家,还要加入经互会,本身就是对苏联国力的一种消耗。正因如此,苏联解体后,曾属于这一组织的成员国,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而像古巴与朝鲜这样的国家,至今都还没彻底走出苏联解体带来的经济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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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从另一种角度来讲,苏联冒险援助这些国家,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其全球争霸的野心。在苏联人看来,援助没有不花钱的,那么断了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只亏不赚的事情。
可是,赫鲁晓夫在中国这里产生了极大的误判。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与文化,有广袤的领土与完整的资源类型。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也不同于印度。在完成工业化后,中国可以自己源源不断地“造血”,而无需苏联持续的援助。可是,还没等到中国成为“造血机”回馈苏联的那一天,任性的赫鲁晓夫就粗暴地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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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讲,从中国的角度看,苏联的援华事业对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功不可没。虽然在日后,西方同样对中国进行过大规模技术转移,然而,不仅对中国处处提防,西方专家的要价也比苏联专家高得多。即使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60年代末,中国学生都还在学习俄语,用着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教材,并怀念着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情同手足的时代。
然而,赫鲁晓夫与苏联却并没有重视这份恩情,并以最冷淡的方式结束了这一段本会成为佳话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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