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下岗,算命先生说我气运尽了,12年后再遇见我他惊得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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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算点什么?”

他扶了扶老花镜,用那套无比熟悉的腔调开口。

我看着他那张苍老却依然精明的脸,平静地说:“我想算算财运,看看我这后半辈子,是穷还是富。”

他抬起头,眼神与我对上的那一刻,他脸上的血色“刷”地一下就褪了。

他那只干枯的手颤抖着指向我,嘴巴张了几次,

喉咙里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01

1998年的冬天,格外的冷。

那冷不光是钻进骨头缝里的寒风,更是从心里往外冒的寒气。

我在红星机械厂干了快十五年,从一个毛头小子,干到了车间的技术骨干。

那时候的人都实在,觉得工厂就是家,这辈子就跟这些轰鸣的机器耗在一起了。

我的手上,每一道疤痕,每一个老茧,都是厂子给我的功劳章。

我总觉得,只要我这双手还能动,只要厂里的机器还在转,这日子就不会有大的变化。

可时代要变,谁也挡不住。

下岗两个字,一开始是在厂里风言风语地飘,没人真往心里去。

谁都觉得,裁谁也不会裁到自己头上。

我更是这么想,我是技术员,厂子离了我,很多活儿都玩不转。

可那张盖着红章的通知书递到我手上时,我才明白,在时代的浪头面前,个人就像一粒沙子。

上面的字很客气,但意思很冰冷,就是让你回家。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感觉比一块铁还沉。

脑子里嗡嗡作响,走出厂门口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回头看了一眼那爬满铁锈的大门和高耸的烟囱,我第一次觉得,家没了。

回到家,妻子看我脸色不对,什么都没问。

我把通知书往桌上一拍,就那么瘫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几天,家里安静得可怕。

六岁的儿子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不吵不闹,连看动画片的声音都调得特别小。

父母年纪大了,我不敢跟他们说,怕他们着急。

可这事儿哪能瞒得住。

整个家属院里,愁云惨淡,三天两头就能听到谁家吵架的声音。

我,李建国,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家里的顶梁柱,一夜之间就成了个废人。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一看就是一整夜。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屋里呛得人待不住。

心里那股劲儿,好像被抽走了。

人,最怕的就是没了指望。

那段时间,我就跟丢了魂一样,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

试过去人才市场,乌泱泱全是人,跟我一样从各个厂子下来的人。

人家要么要年轻的,要么要高学历的,我这点技术在人家眼里,一钱不值。

人到了绝路上,就容易信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那天,邻居张大妈神秘兮兮地跟我说,城南小巷里有个算命的,人称“陈半仙”,算得特别准。

她说谁家丢了牛,谁家孩子考大学,都让他算准了。

我当时嗤之以鼻,我是个党员,是个技术工人,信的是科学。

可又过了几天,兜里最后几十块钱也快花光了,孩子要交书本费,我却拿不出来。

那种无力感和羞耻感,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

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就走到了那条巷子。

巷子又黑又深,一股子霉味。

尽头有一点昏黄的光,就是那个“陈半仙”的摊子。

一个马扎,一个旧木箱,上面铺着八卦图。

旁边立着个布幡,上书四个大字:铁口直断。

那个算命先生很瘦,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戴着一副老式的圆墨镜,看不清眼神。

他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走了过去,在他对面的小马扎上坐下。

“先生,给看看。”我声音沙哑地说。

他没说话,只是伸出一只干枯的手。

我把自己的手递过去,他的指尖冰凉,像没有温度一样在我手掌上划拉。



他又让我报了生辰八字。

他掐着手指,嘴里念念有词,墨镜后的那张脸,没有任何表情。

巷子里很静,静得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心里其实是抱着一丝希望的,希望他能说点好话,哪怕是骗我的,也能让我心里好受点。

过了许久,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声叹息,像一把锤子,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年轻人,你这命啊......”他拖着长音,摇了摇头。

“怎么了先生?”我急切地问。

他摘下墨镜,露出一双不大但异常锐利的眼睛。

他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前半生的好运气,到头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你命格属土,踏实肯干,前半生有单位这棵大树靠着,所以还算平顺。”

“但是现在,树倒了。”

“你的气运,也尽了。”

他说得那么肯定,那么不容置疑。

“那我以后......该怎么办?”我声音都在发抖。

他重新戴上墨镜,语气变得更加冰冷。

“你命中无偏财,更没有自己当老板的命格。”

“我劝你,别动那些歪心思。”

“往后的日子,就是归于平凡,找个出苦力的活计,踏踏实实挣口饭吃,虽然辛苦,但能保你一家平安。”

“千万记住,不要想着去做什么生意,你没那个命,强求只会血本无归,到最后,连这个家都得散了。”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钉子,狠狠地钉进我的心里。

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最后一丝幻想,最后一丝火苗,被他这几句话彻底浇灭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付的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条巷子的。

走在大街上,冬天的夜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冷。

心,已经凉透了。

算命先生的话,像一个诅咒,在我脑子里盘旋不去。

“气运尽了。”

“归于平凡。”

“没有老板命。”

难道我李建国这辈子,就真的这样了?

我不甘心,可我又能怎么样呢?

回到家,看着熟睡的儿子,看着妻子担忧的眼神,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

那不是没钱的绝望,而是看不到一丝光亮的绝望。

也许,他说的对。

也许,我这辈子,就该认命。

02

认命,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家里总得开锅,孩子总得上学。

我李建国,一个大男人,总不能真的躺在家里等死。

我放下了过去所有的骄傲和体面。

技术骨干?党员身份?那些都不能当饭吃。

我开始出去找活干,只要能挣钱,什么都肯做。

第一份活,是跟着装修队去扛水泥。

一袋水泥一百斤,从一楼扛到六楼,没有电梯。

第一天干下来,我感觉自己的腰都快断了,肩膀火辣辣地疼,晚上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吃饭的时候,拿着筷子的手抖得夹不住菜。

妻子看着我磨破皮的肩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给我涂红花油。

那一刻,我没觉得苦,只觉得对不起她。

后来,我又去蹬过三轮车,在寒风里拉货。

一趟活几块钱,从城东跑到城西,累得跟狗一样。

最难堪的一次,是拉着一车菜,在路上遇到了以前厂里的同事。

他开着一辆小轿车,摇下车窗,惊讶地看着我。

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胡乱打了个招呼,就拼命地往前蹬。

那一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也摆过地摊,批了点袜子,在天桥上卖。

可我这张嘴,笨得很,喊也喊不出来,一天下来也卖不了几双。

遇见城管来了,还得抱着东西赶紧跑。

那段日子,我真正尝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什么叫人间疾苦。

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唯一的慰藉,就是看到妻儿。

妻子从没抱怨过一句,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我面前。

儿子也特别懂事,拿着奖状回来说:“爸,老师夸我了,我以后考大学,让你和妈过好日子。”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

但我心里,始终憋着一股气。

那股气,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也是对算命先生那番话的不甘。

难道我这辈子,真的就只能这样了吗?

难道我这一身的技术,就真的白学了吗?

转机,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

我蹬着三轮车,给城郊一个私人开的小作坊送一批原料。

那个作坊很小,就几台老掉牙的机床,老板姓王,愁眉苦脸的。

我卸完货,准备走的时候,听到他在跟工人发火。

“怎么搞的!这批零件废品率这么高!客户那边等着要呢!”

我下意识地凑过去看了一眼。

他们正在加工一种齿轮,那是我在老厂里最熟悉的零件之一。

我看了一眼他们报废的零件,又听了听机床运转的声音,心里大概就有数了。

“王老板,”我忍不住开口,“你这机床,主轴轴承是不是有旷量了?而且你这刀具角度,磨得也有问题。”

王老板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一脸不信。

“你一个送货的,懂这个?”

旁边的老师傅也撇撇嘴,觉得我多管闲闲事。

我没多解释,直接走到那台机床前,指着几个地方说:“你听这个声音,明显有杂音。还有你这刀,切削面不光滑,说明角度不对,容易产生积屑瘤,加工精度肯定上不去。”

我说的是我们厂里最基本的行话。

王老板半信半疑,让老师傅按我说的,重新磨了一下刀具,又简单紧了紧几个部件。

再开机,切出来的第一个零件,光洁度就明显不一样了。

拿卡尺一量,尺寸精准,完全合格。

王老板当时就愣住了,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问我是哪个厂的老师傅。

我说,我就是个下岗工人,现在蹬三轮。

那一刻,我看到王老板眼睛里闪着光。

他说:“兄弟,你这身技术,蹬三轮可惜了!要不,你来我这儿干吧!我给你开工资!”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个念头,像一颗被埋在土里很久的种子,突然就破土发芽了。

我为什么要给别人干?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干?

算命先生说我没那个命,可我懂技术,我知道这东西怎么能干好。

这难道不是我的“运”吗?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我郑重地跟妻子商量了这件事。

我说我想自己开个小加工坊。

妻子听完,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我们家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但最后,她还是点了点头。

她说:“建国,我相信你。你不是个认命的人。咱们家底子薄,但我支持你。”

她拿出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那是她准备给孩子上大学用的。

我又厚着脸皮,去跟亲戚朋友借。

人穷了,亲戚都躲着你。

跑了十几家,磨破了嘴皮,受尽了白眼,总算凑了不到两万块钱。

我在郊区租了一个废弃的仓库,漏风漏雨。

又从废品站淘换了两台最老的旧机床,连夜自己修。

我的小作坊,就算开起来了。



没有名字,没有工人,就我一个人。

那段日子,比蹬三轮、扛水泥还苦。

苦的是心。

我既是老板,也是工人,还是销售。

为了找订单,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工厂。

人家一看我这小作坊的规模,都直摇头。

没人信我。

没人给我机会。

有一次,连续半个月没接到一个活儿,账上的钱也快花光了。

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机床边上,看着窗外的月亮,真想哭。

算命先生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强求只会血本无归......”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

是不是,我真的就没那个命。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王老板找到了我。

他给我带来了一个小订单,说是一个大厂外包出来的活儿,没人愿意接,太麻烦,利润低。

我当时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二话不说就接了。

那个活儿要求精度很高,工艺很复杂。

我吃住在作坊里,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饿了就啃凉馒头,渴了就喝自来水。

眼睛熬得通红,手上全是油污和伤口。

我把我在厂里学到的所有本事都用了上去,反复试验,不断改进。

终于,在交货期限的最后一天,我把一批合格率百分之百的零件,交到了王老板手上。

王老板拿着零件,翻来覆去地看,不住地点头。

他说:“建国,我就知道,你行!”

那批货,我没挣多少钱,但它给我带来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口碑。

从那以后,开始陆陆续续有了一些订单。

我的小作坊,终于活了下来。

虽然依旧艰难,但至少,我看到了光。

03

时间,是最沉得住气的东西。

它不声不响,就过去了十二年。

2010年,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走投无路的下岗工人李建国了。

我的那个小作坊,早已经鸟枪换炮。

我有了自己的标准厂房,在市郊的工业区。

厂里有几十个工人,十几台崭新的数控机床。

我的“建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在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

主要是靠质量过硬,讲信誉。

这些年,我没敢有丝毫懈怠,每天还是第一个到厂,最后一个走。

我知道,这一切来得有多不容易。

我开上了车,一辆当时还算不错的桑塔纳。

在城里买了房,不大,但足够一家人住得安安稳稳。

儿子也争气,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好起来了。

我忙得像个陀螺,几乎忘了过去那些苦日子,也几乎忘了那个给我“判了死刑”的算命先生。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上一支烟,还会想起9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

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记忆,永远也抹不掉。

那天,公司里一台老设备的零件坏了,市场上买不到,得去城南的旧货市场淘换。

我开着车,熟门熟路地往城南走。

路过一条熟悉的街口时,我下意识地踩了刹车。

就是那条巷子。

十二年了,周围都盖起了高楼,可这条又窄又旧的巷子,居然还在。

像城市的一道疤。

我鬼使神差地,把车停在了巷口。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停下来。

是好奇?还是想去证明什么?

或许,我只是想去跟自己的过去,做一个了断。

我下了车,点上一支烟,慢慢地朝巷子里走去。

巷子里的味道没变,还是那股潮湿的霉味。

墙壁上的青苔更厚了。

走到巷子尽头,那个熟悉的位置,我看到了一个身影。

还是那个小马扎,那个旧木箱,那个褪了色的布幡。

只是,那个“陈半仙”老了太多太多。

他的背驼了,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更深的皱纹。

他戴着一副老花镜,靠在墙上打盹,阳光斑驳地照在他身上。



看到他那一瞬间,我心里百感交集。

没有恨,也没有怨。

时间,真的能磨平一切。

我走上前去,在他对面的那个小马扎上,轻轻地坐了下来。

动作很轻,但还是惊醒了他。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用那套已经刻进骨子里的腔调,习惯性地开口。

“先生,算点什么?”他的声音,苍老而沙哑。

我看着他,看着这张十二年前让我如坠冰窟的脸。

我心里很平静。

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巷子里,却格外清

“我想算算财运。”

“看看我这后半辈子,是穷还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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