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账,两清了。”
丈夫病重,当着我的面将600万积蓄塞给舞伴,对我冷酷宣判。
我们AA制四十年,他自以为算清了一切,活得明白。
我却看着他笑了,他不知道,他人生中最大的一笔债,一笔足以让他彻底破产的债,才刚刚开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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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许静兰,六十二岁。我的丈夫叫林建国,我们是合法夫妻,但我们更像是合租了四十年的室友,还是那种账目分明、互不相欠的室友。
在这个家里,所有东西都有明确的归属权,或者需要被精确地一分为二。
客厅里那台电视机,是他买的。
阳台上那台洗衣机,是我买的。
我们各自的退休金,存在各自的账户里,密码是彼此都不知道的秘密。
每个月的1号,是我们的固定结账日。
我会拿出一个专门的账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上个月家里每一笔公共开销:水费、电费、煤气费、物业费,甚至包括买一包盐、一瓶醋的钱。
他会戴上老花镜,逐条核对,确认无误后,再把他应该承担的那一半,不多不少,一分不差地转给我。
这个AA制的规矩,从我们结婚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我至今还记得40年前那个夜晚,没有红烛,没有温存。
林建国从一个崭新的公文包里,拿出账本和钢笔,表情严肃得像是在签署一份重要的商业合同。
“静兰,”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既然组建了家庭,那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为了我们合作的长久愉快,我觉得,亲兄弟,明算账。”
“从今天起,我们的财务各自独立,所有共同开销,五五分摊。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因为钱这种俗气的事情伤了感情。”
我当时看着他,只觉得荒唐,可他眼神里的那种不容置疑的“精明”,让我把所有反驳的话都咽了回去。
我以为,日子久了,人心总是会热的。
可我错了。
林建国的心,是一块被他自己用算盘珠子打磨得又冷又硬的石头。
儿子林凡五岁那年,半夜突发急性肺炎,高烧到四十度,浑身抽搐。
我吓得魂飞魄散,背起孩子就要往医院跑。
林建国却拦住了我,他打开账本,冷静地在上面记了一笔:“夜间急诊,打车费预估二十元,我出十元。”
我看着他那张在灯下毫无波澜的脸,再看看怀里烧得满脸通红、呼吸困难的儿子,那一刻,我的心,凉得像窗外的寒冰。
从那以后,我便彻底死了心。
这个家,就是一个需要我履行责任和义务的工作场所,林建…哦不,是林总,是我的老板,儿子林凡,是我们合作的项目。
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林凡,也过早地学会了察言观色和独立。
他从小就知道,向爸爸要钱和向妈妈要钱,是两件独立的事情,需要走两套不同的审批流程。
家里来客人,我买的茶叶和我丈夫买的茶叶,是分开放的。
林凡长大后,每次回家,都会无奈地调侃:“妈,爸,我回来了。请问今天我是该喝您的茶,还是该喝我爸的茶?”
林建国对这种状态非常满意,他觉得这是最理性、最高级的家庭关系。
“你看,我们家从来不吵架,多和谐。”他总是这样自我夸耀。
是啊,不吵架。
一潭死水,又怎么会起波澜呢?
02
林建国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那套逻辑里,并且为此沾沾自喜。
他信奉两件事:第一,钱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可靠;第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活得比所有人都长。
他确实把身体保养得很好,年过六十,依然每天游泳、打太极,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一大截。
可命运,偏偏最喜欢捉弄这种自以为是的“聪明人”。
去年冬天,他在公园打完一套行云流水的太极拳后,毫无征兆地倒下了。
送到医院,经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检查后,诊断书出来了。
胰腺癌,晚期,伴随多发性转移。
这个结果,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林建国那张写满自信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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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个人都变了。
从前那个注重仪表、一丝不苟的林建国,变成了一个躺在病床上,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怨毒的枯瘦老人。
唯一不变的,是他深入骨髓的算计。
他躺在病床上的第一件事,不是思考如何治疗,而是颤抖着手,给银行打了电话,确认他的账户安全。
所有的医疗费用,他都坚持从自己的账户里出。
每天护士送来的费用清单,他都要用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上好几遍,生怕医院多算了他一针一药的钱。
我每天熬了汤送去,他会先让儿子林凡上网查清楚今天排骨、山药的市场价,然后精确地计算出他该付的那部分汤钱。
“妈,你别再管他了行不行?”儿子林凡实在看不下去,把我拉到走廊里,压着火气说,“他都快死了,还在算计这些!你理他干什么?!”
我摇了摇头:“凡凡,这不是我理不理他的问题。这是他一辈子的执念,也是他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了。就由着他吧。”
医院的主治医生陈医生,也觉得我们这家人的关系很奇怪。
有一次,他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
“许女士,”陈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很委婉,“林先生的病情,如果采用最新的靶向药治疗,虽然不能根治,但可以有效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
“我知道,陈医生,但这药是不是很贵?”我问。
“是很贵,一个月的费用大概在五万左右,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陈医生看着我,“但是,我查过林先生的资料,他完全有能力承担。可他却拒绝了,他说……他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投资。”
“不划算的投资……”我重复着这几个字,只觉得无比荒谬,却又在意料之中。
在林建国的世界里,连自己的命,都可以被量化成一笔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我回到病房,林建国正拿着个小本子在写写画画。
我不用看也知道,他肯定是在计算,花几十万的药费,去换取几个月没有质量的生命,这笔“买卖”的性价比。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有点可怜。
一个算计了一辈子的人,到头来,却把自己算计成了一个被数字囚禁的囚徒。
03
自从林建国病倒后,一个叫刘梅的女人,就成了病房里的常客。
她是林建国在公园舞池里的舞伴,五十出头的年纪,却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三十岁的妖精,身上那股浓烈的香水味,熏得人头疼。
她一出现,整个病房的安静就会被彻底打破。
“哎哟我的天,建国哥!这才几天没见,你怎么就憔悴成这样了!”她每次来,都带着一种唱戏般的哭腔,脸上却看不出半点悲伤。
她从不空手来,带来的东西,却总让我哭笑不得。
有时候是包装精美但成分不明的“抗癌神药”,有时候是油腻得能糊住嗓子眼的烧鸡烤鸭。
“哥,快尝尝,这可是我排了两个小时队才给你买到的‘刘记烤鸭’!”她捏着兰花指,把一块油光锃亮的鸭皮,殷勤地往林建国嘴里塞。
林建国明明被医生嘱咐要吃流食,却对刘梅的“投喂”欣然接受。
“好吃!还是小梅你懂我!”他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对我抱怨,“哪像有的人,一天到晚就知道弄那些清汤寡水的,是想让我提前去见阎王吗?”
我懒得说话,只是默默地把他床头柜上那些油腻的东西,收了起来。
儿子林凡却受不了这份气。
“爸!医生的话你都当耳旁风了吗?”林凡一把抢过刘梅手里的食盒,“还有你!我爸的病不能吃这些,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刘梅立刻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尖着嗓子就叫了起来。
“哟,小凡,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姨我好心好意地来照顾你爸,你不领情就算了,还冤枉我?”她说着,眼圈就红了,转向林建国,“建国哥,你看看,我就说嘛,你这儿子和老婆,就是盼着你早点走呢。”
“你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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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给我住口!”林建国猛地一拍床,因为用力过猛,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
他缓过气来,指着林凡的鼻子骂道:“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然后,他用一种极其温柔的语气对刘梅说:“小梅,别理他,我们说我们的。你放心,我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谁也抢不走。”
从那天起,他开始变本加厉。
他当着我和林凡的面,把自己所有的财务状况,像献宝一样,一件件地展示给刘梅看。
“小梅啊,你看,这是我那套房子的房产证,全款买的,一百三十平,现在少说也值四百万。”
“还有这个,是我买的银行理财,稳赚不赔,里面有两百多万。”
“我这辈子啊,没别的本事,就是会攒钱,会理财。不像有些人,就知道傻干活,一辈子也攒不下几个钱。”他意有所指地瞥了我一眼。
刘梅听得满眼放光,嘴上却说得比谁都好听:“哥,你真厉害!不过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可不是图你钱的人,我是真心担心你的身体。”
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内心毫无波澜。
我只是觉得,一个即将溺死的人,还在拼命地向别人展示自己手里那几块毫无意义的石头,是多么的可悲。
04
林建国的身体,像一只漏了气的皮球,一天天地瘪了下去。
他开始依赖止痛泵,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睡和清醒之间的混沌状态。
他知道,他表演了四十年的“精明人生”,马上就要落幕了。
于是,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导演了一场他自认为最精彩的闭幕大戏。
他让林凡把所有能通知到的亲戚朋友,全都叫到了病房。
小小的病房里,挤满了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凝重的表情。
刘梅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画着精致的妆,站在床头,适时地用手帕擦着她那干燥的眼角。
林建国靠在摇起的病床上,虽然气息奄奄,但眼神却异常明亮,那是一种燃烧着生命最后一点能量的、病态的亢奋。
他清了清嗓子,用尽力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足够清晰。
“今天,请大家来,是做个见证。”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人,像一个检阅自己领地的国王。
“我林建国这辈子,活得坦荡,算得清楚。我跟我老婆许静兰,是AA制夫妻,经济上,早就分割得一清二楚,互不相欠。”
“我儿子林凡,我抚养他到大学毕业,也尽到了法律上所有的义务。”
“所以,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财产,包括我的房子,我的存款,都是我个人的,跟他们母子,没有任何关系。”
他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下来,似乎在享受着众人震惊的目光。
然后,他从枕头下,颤抖着摸出了一张银行卡,和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
他把这两样东西,郑重地交到了早已“泪眼婆娑”的刘梅手里。
“小刘,”他的声音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温情,“这两年,多亏有你陪着我,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关心。这张卡里,是我一辈子的积蓄,一共六百万。密码,就在这张纸条上。”
“我把它,赠予你。希望你以后,能过得好。”
“轰”的一声,整个病房像是炸开了锅。
亲戚们交头接耳,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怜悯,和一丝幸灾乐祸。
儿子林凡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他死死地攥着拳头,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依旧平静,甚至还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手背,示意他冷静。
林建国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胜利者的、残忍的笑容。
他看着我,用一种宣判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道:“许静兰,现在,我的账,都算清了。我们之间,也两清了。”
我迎着他得意的目光,缓缓地,露出了一个笑容。
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冰冷而诡异的笑容。
“林建国,你错了。”我开口,声音很轻,却像针一样,刺破了病房里嘈杂的空气,“我们的账,还远远没有算清。”
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我缓缓地走到他的病床前。
我向前一步,俯下身子,凑到他的耳边,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到的、既亲密又冰冷的耳语,轻声说道:
“你引以为傲了一辈子的‘明白’和‘精明’,从头到尾,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的声音压得更低,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锥。
“你以为你算清了一切?你以为儿子是我俩一人一半的投资?我替你藏了个事,藏了整整三十五年……”
我清楚地看到,林建国脸上所有的血色,在他听清我最后一句话的瞬间,“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像一张惨白的纸。
他那双因为得意而闪着光的眼睛,瞬间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和震惊所淹没。
他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又像个生了锈的木偶一样,一寸一寸地,僵硬地转过头,看向我们那个一脸茫然的儿子。
他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响,整个人,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攫住了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