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濯水镇鸡圈前,一个挑榨菜担子的老汉让公安一把攥住手腕,他没吭声,自己把铐子戴上了,嘴角一扯,说,抓得不差,没人晓得这个叫刘哥的苦力,原先手里握着军统少将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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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1949年,重庆机场的卡车坏了,郑蕴侠没赶上最后一班去台湾的飞机,没人知道,这个穿便衣、胸口别着“特别军务”牌子的人,后来会当上一个卖榨菜的哑巴女人的丈夫,他把所有证件烧了,左手学着农民的字迹,在贵州的山沟里,就着盐水馒头,熬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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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这江西少爷日子过得挺顺,上海法学院待了七年,又进黄埔当上军法官,台儿庄战场上抬过伤兵,抗战一结束他玩得更野,挂着《世界日报》记者的名头,明里写战地通讯,暗地给中统在南洋的眼线送消息,一九四六年重庆血案,他亲手打过李公朴和郭沫若,往周恩来家里寄过子弹,这些事后来全成了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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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前他在务川县二中教语文,学生爱听他讲历史要讲人话,没人看出这穿灰棉袄的老头,五十年代曾用银元换过人民币,被人查过,也没人注意他写不翼而飞四个字时,笔尖总带着点军人的停顿,直到公安局三级警监曾文清盯着他左手的茧子看了半天,全镇断水三小时,才把他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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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郑蕴侠说得很干脆,过去是错,现在是罪,判了十五年,他反倒像松了劲,坐牢时写了三千字材料,开头那句我信了制度,让审案的人直皱眉头,出狱后他接着教书,哑巴妻子戴了二十年稻草编的戒指,临死前留了张纸条,不求洗白,但求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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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葬礼来了两个人,棺材里放着刻了真名的竹板,还有他晚年养的兔子,和手写的一本四万字的《军统在西南》,重庆机场那辆抛了锚的卡车,最终把他扔进了另一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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