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陈丕显写信希望恢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转交汪东兴处理

“主席，陈丕显同志说身体还行，真想回到岗位。”——1975年8月，北京中南海。陪同汇报的卫士说完这句话，屋内一时安静，只有电扇叶片卷走闷热的空气。毛泽东抬头看向来信，握笔的手停了几秒，随后在请示上写下：“同意，交汪东兴办理。”几字流利，一锤定音。

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位“想工作”的福建汉子早已在战火与风浪中摸爬滚打四十多年。1916年3月，他出生在长汀县南阳村。家贫，荒坡上挖野菜是日常。父亲为了让孩子识几个字，硬是凑出学费，把他送去龙田书院旁听。课堂之外，他最爱翻《向导》《新青年》。那些刊物里提到“民族独立”“农民翻身”几个词，像火石落在心头。

1929年7月，南阳暴动爆发。刚满十三岁的陈丕显被推举为儿童团主任。别看年纪小，他管起岗哨来毫不含糊。两个月后，红四军前委在南阳秘密会议，他死死卡着关口验路条。毛泽东正好在被拦的队伍里，见这群崽娃板着脸执勤，颇有兴趣。进了龙田书院，毛泽东还特意问：“你就是陈丕显？”少年抬头，回以一句闽西腔的“报告首长，我是！”自此，“红小鬼”名号传开。

苏区后来形势紧张，1934年长征大转移，陈毅、陈丕显奉命留下坚持游击。梅岭密林，白色恐怖笼罩，突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两人常在柴屋后备好长木板，只要动静不对就翻墙入山。夜深时陈毅爱打趣：“头枕广东，脚压江西。”陈丕显学样摆姿势，把队伍逗得哈哈笑，紧张的空气便松了几分。

抗战爆发，他在皖南军部，又转战苏中。淮海平原，稻浪没膝，他领着地方武装硬生生搂出一块根据地。32岁那年，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成立，他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兵团政委。“阿丕”声望水涨船高，可他向来低调：仗打完，撸起袖子抓后勤、推生产，忙得脚底冒烟。

1949年5月，他随大军入沪。陈毅见面先拍肩：“老弟，又并肩啦！”那时的上海洪水叠加冰雹，城乡青黄不接。陈丕显干脆住进棚户区，天天蹲炕沿听百姓吐苦水。有人说家里断粮，他皱眉；有人说小孩啃树皮，他眼圈发红。几个月后，抢修水利、平抑米价一系列举措落地，上海局面稳住，中央多次电报致谢。

1965年，邓小平当面告诉他：“上海第一书记，你挑担。”正赶上城市调整、工业升级，他整天在车间、在码头。可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被确诊癌症，体检单上的红字像锤子。身体不行，政治风浪又起，他被迫停止工作。那段时日，他搬回老房子，仍坚持读文件、记笔记。家人劝他静养，他摇头：“命是党给的，能动就动。”

1975年盛夏，他思来想去，提笔写信给中央，先后写了三份稿。“我还能干，别浪费。”寥寥数语，全是实情。信送到邓小平手里，再进中南海。毛泽东批示那天傍晚，一支香烟刚点燃，汪东兴已领受任务。两周后，组织部把陈丕显接到海淀招待所，单独配医生，兼顾疗养与谈话。毛泽东隔三差五派人问“病势如何”“活动行不行”。在场干部回忆：“主席关怀的神情，看得出对老同志的珍惜。”

1976年10月形势巨变，局面待整。陈丕显被调到中组部临时小组参与材料审核，话不多，说一句办一件。据当时同事讲，天寒地冻，他仍旧穿着那件旧呢子大衣，袖口磨白。“文件要快，免得耽误干部复出”，这是他督促得最多的话。

1977年初春，中央考虑西南局势，让他去云南。高原缺氧，医生连连摇头，可他拱手：“组织要我打这仗，就去。”未料五个月后政策微调，他改任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湖北工业底子薄，电力短缺严重，武汉三镇夜里一片漆黑。陈丕显到任第一晚，守在汉口江滩看大堤灯灭，扭头说：“拖不起，得上机组。”此后，他批复长江支流新建电站项目，跑到施工口子边问材料、盯进度。工程队人手不够，他从省直机关抽调干部下工地，有人抱怨，他一句：“先把电点亮再说。”

治安是另一大难题。那几年，土匪化小团伙抄船抢货。陈丕显了解后，亲带公安厅排查线索。一次夜间行动，雨点砸得人睁不开眼，他站在指挥车旁，对年轻干警说：“冲得辛苦，可百姓能睡安稳。”短短一年，湖北刑事案下降一半，省内报纸把“阿丕书记”挂在头版，但他从不接受采访。

1982年，他成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高了，作风没变。秘书梁茂淦后来回忆：“他改不了随和性子，开会饿了就拉我去吃碗面，还自掏腰包。”1995年8月23日，陈丕显病逝。追悼会低调举行，旧部自发赶来，人群里不乏当年上海灾区和湖北工程队代表。大家为他会旗默哀，更多人私下说一句：“老陈干活，咱们服。”

回到1975年那张批示纸，短短十一个字，把一位老兵从阴影中拉回前方。命运转折往往出于一个干净的决定，而干净的决定背后，是几十年摸爬滚打的信誉。在党史资料的页角，那行签字依旧清晰：同意，转交汪东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