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召开座谈会，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先吃碗肉末面条吧

“1957年2月12日早晨七点半，毛主席忽然扭头问卫士：‘面水开了没有？’”门口站岗的小汪答得干脆，“马上就好，肉末也剁好了！”一句简短对话，揭开了那场颐年堂座谈会的序幕。对参加者而言，这顿面是意外；对毛泽东而言，面条不过是让讨论顺畅进行的“润滑剂”。

那天是农历正月初一。寒气仍在檐角打旋，窗纸透着淡淡的霜白。四十余位民主人士鱼贯而入，手还捂着口袋里的热水袋。会场不大，椅子排满已无落脚处，更别说摆餐桌。毛泽东索性让人把陶碗搁在窗台，大家端在手里站着吃。面条与清汤只撒少许葱花，却飘着香味，“先垫垫肚子，免得一会儿讨论昏头。”他笑着解释。众人一边吸溜面条，一边偷偷打量这位国家领袖——毛呢中山装袖口已磨得发白，脚上仍是旧棉鞋，补丁若隐若现。

若把时间拨回三年前，吴连登正是被这身“补丁”震住。1961年深秋，他在颐年堂第一次给毛泽东递茶，因紧张手抖，茶水泼了大半。毛泽东抬眼看他，道一句“盐城来的吧？”瞬间化解尴尬。此后吴连登逐步成了生活管理员，直到1976年离开，这份信任维系了整整十二年。期间，他管账、收支、修理衣物，甚至管理那间空空如也、只堆旧毛巾的仓库。他常说：“仓库像清贫人家的杂物间，金银一件没有。”

彼时，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先交10元党费，再扣房租水电八十多。孩子补贴、伙食开销层层叠加，余款所剩无几。真正的大头，反而是茶叶。他酷爱龙井，一斤茶能喝上整月，遇到加班多时三斤也见底。吴连登算过账，这笔钱常年居高不下，却从未见毛泽东为此皱眉；他自嘲：“世事复杂，唯茶可解。”

节俭不意味着吝啬。1964年，吴连登老家草房失火，亲友来电求援。消息不知被谁捎给了毛泽东。第二天，卫士周福明把300元交到吴连登手里，只说一句“主席心意”。吴连登推辞未果，想道谢，却被打断：“感谢人民吧，钱是人民给我的。”此类举动，前后发生过两次。对于个人困难毛泽东出手，至于公家礼物，他分毫不取。庐山会议期间，有工作人员收了地方特产，毛泽东看材料后火冒三丈：“连这一关都守不住，还谈什么代表人民？”当夜就下令全部退赔，金额折合三万多元。

再说回座谈会。当肉末面条下肚，话题迅速转到反右前夕的社会经济形势。毛泽东请民主人士开门见山，自己则时不时插一句“再添点汤”“别呛着”。没有冗长致辞，也无繁文缛节，一碗面让气氛松动，批评建议接连抛出。吴连登站在门口，端着备用汤壶，心里盘算：面条共煮了二十五斤，肉末不到一斤半，汤底是骨头加酱油，成本连三十块都不到，却把一场四小时的会议撑了下来。

会后，毛泽东回到住所，顺手把自己的碗洗净，放在竹架最下层。吴连登曾担心主席手裂口子，毛泽东挥手：“劳动不分贵贱，让别人洗我自己不安心。”类似细节不胜枚举。1949年刚进北平，他就提醒身边人：“进城别当李自成。”一副象牙筷子被换上桌，他立刻黑脸；竹筷发黑用久了，擦几下继续用。有人提议添置新餐具，他只回一句：“能夹菜就行，花哨给谁看？”

节约之外，他对子女更是严厉。李讷成年参加工作后，生活补贴立刻叫停。“人民给了你工资，不能再伸手。”李讷养子时手头拮据，张耀祠替她递条子求助。毛泽东同意拿稿费帮忙，却指定分批发放，一分钱流程都不省。对于招待，毛泽东多请民主人士，极少宴请系统内干部。有人问缘由，他回答：“老同志们见面多，吃喝没必要；请客只为把不同声音拉到一张桌上。”

从1950年代延续到1970年代的简朴生活，让工作人员时常犯难，也让他们体会何谓“严以律己”。吴连登后来回忆：“他一句‘早晚要给人民交账’，听来平常，却像锤子敲在脑壳。”毛岸英牺牲后，朝鲜每年送百箱水果，他全部分给党政军领导，家里没留一颗。毛泽东当面交代：“外赠之礼该去哪就去哪，公私不混。”吴连登把这条规定贴在仓库门上，谁也不敢触碰。

颐年堂那碗面条，历史书上只是一行小字，在场者却耳熟能详。它不是随意的“家常”，而是毛泽东做事的原则缩影：节用、务实、利益垫在群众之前。多年以后，吴连登再谈那天的场景，仍记得毛泽东用湖南腔轻声嘱咐：“碗底的汤别浪费。”他说这话时，没有任何表情夸张，也没有镜头闪光，只把身子微微前倾，用手指了指碗沿。短短动作，诠释出一种力量——政策可以宏大，细节依旧要刻骨。

毛泽东去世后，吴连登整理遗物。最显眼的，是那双打满补丁的布棉鞋；其次是一摞工资单，末尾注明“粮票已抵”。他看着这些东西，脑海浮现早年那碗淋着肉末的面条。“吃吧，吃完再议事。”一句再寻常不过的招呼，却让与会者体会到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担当。今天回味，不见豪言，只剩透彻的两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