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要了解张学良，一定要听听《松花江上》——《张学良的今生今世》读后随感

要了解张学良

一定要听听《松花江上》

——《张学良的今生今世》读后随感

文/杨之藏

张学良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37岁之前叱咤风云，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政治走向，37岁之后，深居简出，被幽禁长达54年。

美国哥伦比亚访问学者王书君写了一副对联，写尽了张学良的一生。“将门虎子，整军经武，南征西讨，幡然易帜，武装调停，诛杀杨常，重整朝纲掌帅权。沈阳事变，失足成恨，国难家仇，联共抗日，发动兵谏，捉蒋放蒋，千秋功罪任说评。”

对于张学良，我们往往集中于两点，一是他的风流倜傥，二是他的西安事变。我读《红星照耀中国》时，读到斯诺就是经由他的部队的帮助，才得以顺利进入陕北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1936年，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负责陕甘地区的军事指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共”。而这样一个身份的张学良，其部下为什么会为斯诺提供便利？

要知道，在1935年，双方则还是你死我活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对手。在与红军的三次战役（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则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109师整个师被歼灭，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被俘虏了2000多人。

这些东北军俘虏被红军优待，返回后则积极宣传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让张学良意识到“剿共已属无望”。他曾自述说：“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如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军将士。”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反共，走向抗日。

1936年1月，经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67军团长高福源的主动联络，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见到了67军军长王以哲，和闻讯后驾机飞来的张学良。2月28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了两军互不侵犯等三项口头谅解。3月5日，李克农又和再次驾机飞抵洛川的张学良，达成了双方负责人尽快在肤施（今延安）见面，互派代表到友邦等约定。

这才有了斯诺进入延安的顺利通道。

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相会在延安城内一个教堂，34岁留小胡子的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38岁留大胡子的周恩来。5月12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再次在延安会谈。

1935年底毛泽东派汪峰见杨虎城时，双方订立过通商和交通问题的口头协议。8月下旬和9月上旬，杨虎城在西安先后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杨虎城表示拥护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到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即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并协助张、杨改造军队，共同为抗日作准备。1936年秋天后，在陕西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并正积极酝酿发动“西北大联合”。

张学良、杨虎城主张抗日，但蒋介石强调“攘外先安内”，加快推进“剿共”计划，亲临西安督促第六次围剿行动，并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有所察觉，事先做了相关预案，准备了替补人员。却没想到被张、杨二人实行兵谏。

关于张、杨行动前的谋划，我在这本《张学良的今生今世》里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资料。其中引自张魁堂《张学良传》中有这么一段对话。1936年12月的一天深夜，张学良来到叶剑英住处，问：“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式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反问：“张将军的意见呢？”张：“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法文音译：政变）”。叶说：这关系到国家命运，一定要慎重。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更大规模的内战会给日本发动进一步侵略的机会。事关重大，你仔细考虑。我也向中央报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杨发布《对时局宣言》。当我们今天来通读这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宣言时，仍能感受到文字之间的急切心情。“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击爱国幼童，稍具人性，孰忍出此！”“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事变的缘由有很多，引用1964年7月以张学良之名发表在台北《希望》杂志上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的文字：蒋公数次招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周本人属之。

“（甲）有关刺激军队者：（1）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于良个人者：（1）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说。（2）双十节政府受勋，有冯玉祥而无良，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有焉。（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

西安事变商谈之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何必当初乎？”

据李义彬、周天度的《 <蒋介石日记> 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宋氏兄妹强烈要求12月25日（圣诞节）前使蒋回到南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西安内部出现了分歧。张学良主张，蒋既已表示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就应立即无条件地放他走。杨虎城一直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他担心没相当保证，蒋回南京后难免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的部下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中共亦主张有条件释蒋。后来杨在周的劝说下，同意无条件释蒋。

至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洛阳，在王书君的《张学良世纪传奇》里，张学良说，我在事变中，意识到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和患恐日病等份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们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即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

在《 <蒋介石日记> 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披露，25日蒋走后三小时，周恩来、博古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释蒋情况时说：“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指蒋、宋答应的条件——笔者注），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张学良到洛阳后，就被软禁起来，但并没有像杨虎城一样，被军统特务杀害。据说是宋美龄的缘故，也可能与宋子文有关。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张学良口述史料记载，“我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有人主张枪毙我，宋子文就对蒋介石说，如果你把汉卿枪毙，我就把你的事抖搂出来！”

1988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990年，张学良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并前往美国探访，在这期间，他透露：“简而言之，我可以说我是共产党，我同情共产党，如果我是自己，我就是共产党。”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中，他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张学良的今生今世》；张学良口述 王书君撰编；团结出版社；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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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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