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李老师，您就这么等了他一辈子，真的值吗？”
一位刚毕业来支教的年轻姑娘，看着满头银发的我，忍不住轻声问道。
我浑浊的眼眸里漾起一丝笑意，没有回答，只是将目光投向了窗外那条延伸至远方的土路。
恰在此时，村里新来的邮递员骑着摩托车停在了院门口。
“请问，是李文秀老师吗？这里有您一封信。”
“是......是一封从老邮局仓库里找出来的旧信。”
01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北风，刮在人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锄头和未来。
那时候的日子真苦啊，吃的是粗粮，住的是土坯房，唯一的甜，大概就是人了。
我和陈建军，就是在这片苦涩的土地上，品尝到了爱情的甘甜。
他和我一样，是从上海来的知青，高高瘦瘦的，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可干起活来却像头牛。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特别冷，分给我的活是去河边砸冰洗衣。
我的手冻得像胡萝卜，又红又肿，不听使唤。
是陈建军，默不作声地抢过我手里的棒槌，在刺骨的寒风里，替我砸开了一整条河的冰。
他把自己的棉手套脱下来，硬塞给我，自己的一双手却冻得通红。
从那天起，我的心里就住进了一个叫陈建军的人。
我们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只有田间地头。
他会把分的最好的那个烤红薯，悄悄塞到我的口袋里。
我也会在我纳的鞋底上，偷偷绣上他名字的缩写。
在那些只有一盏煤油灯的夜晚，我们依偎在一起，他给我讲城里的高楼大厦，我给他讲乡下的繁星满天。
“文秀，”他总是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等我们回城了，我带你去看真正的电影，去逛南京路，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相信他，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一样。
那时候的爱情，简单又纯粹，一个承诺，就足以让人用一生去守候。
转机，或者说我们命运的岔路口，出现在1978年的秋天。
知青返城的政策，像一阵春风，吹皱了我们这潭沉寂已久的水。
大家的心都活泛了起来，谁不想回家呢？
可是，名额有限，我们整个知青点，只有一个名额。
谁能走，谁得留下，成了一道残忍的选择题。
经过层层评选，最后的人选落在了我和陈建军两个人身上。
手心手背都是肉，队里的领导也犯了难，让我们自己商量。
那个晚上，我们谁都没说话，沉默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心头。
我知道，陈建军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母年事已高，日夜盼着他回去。
而我家在上海还有哥哥姐姐，父母身边不缺人照顾。
我的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建军，你回去吧。”我先开了口，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他猛地抬起头，眼圈红了，“不行！文秀，我们说好的一起走。”
“你先回去，回去站稳了脚跟，再来接我，不也是一样的吗？”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
“你家里的情况比我更需要你，我是男人，应该让你先走。”他固执地摇着头。
“正因为你是男人，才更应该先回去打拼事业啊。”我笑着说，“我在这里等你，等你来接我，不是更浪漫吗？”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哪里来的口才和力气，说了一箩筐的理由，终于说服了他。
其实，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的未来比我的更重要。
离别的那天，天阴沉沉的。
火车站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哭声和叮嘱声。
陈建军紧紧地抱着我，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
“文秀，你等我，最多三年，我一定回来接你！”
“一定回来，风风光光地娶你进城！”
他的声音哽咽，每一个字都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精心包裹着的东西，递给我。
是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
“文秀，以后，我们就用它来通信。”
“等我，我一定回来。”
我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火车开动了，我追着火车跑了很久很久，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才蹲在铁轨旁，放声大哭。
那一年，我二十岁，我相信，离别只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陈建军走了，但我的心，也跟着他一起去了上海。
他走后的第一年，是等待中最甜蜜的日子。
他的信，几乎每周一封，雷打不动。
他告诉我，他回城后找工作的过程很曲折，但他不怕，因为有我在等他。
他描述着上海的变化，描述着他对我们未来的规划，他说他要去工厂里当工人，攒够了钱，就给我们买个带小院子的房子。
信的末尾，他总会写上一句：“文秀，我好想你。”
每一封信，我都用他送的那支钢笔，仔仔细细地回。
我告诉他村里的新鲜事，告诉他我每天都在想他，告诉他，我等他回来。
那些信，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期盼和慰藉。
村里的邮递员每次远远地喊一声“李文秀，有你的信！”，我的心就会像小鹿一样乱撞。
同事和乡亲们都羡慕我，说我找了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一年过去了。
第二年，他的信稍微少了一些，从一周一封，变成了一个月两封。
信里的内容，也从对未来的憧憬，变成了更多关于工作的劳累和生活的压力。
他说，城里的生活成本很高，工厂的效益也不好，他常常需要加班。
信的结尾，依然是那句“文秀，我好想你”，只是字里行间，我似乎读出了一丝疲惫。
我回信安慰他，让他不要太辛苦，钱可以慢慢赚，身体最重要。
我说，我不怕等，多久都等。
村里开始有人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一口回绝了。
我的心里，只装得下陈建军一个人，再也容不下别人。
我相信我们的爱情，能抵得过距离和时间。
三年之约，很快就到了。
我日夜期盼着，盼着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笑着对我说：“文秀，我来接你了。”
我甚至把自己的行李都悄悄收拾好了，一有动静，就能立刻跟他走。
可是，三年过去了，他没有回来。
他的信，变得更少了，有时候一两个月才有一封。
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短，不再提接我回城的事，只剩下寥寥数语的问候。
“一切都好，勿念。”
我的心，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家里人和朋友都开始劝我，说陈建军变心了，说城里的大姑娘比我洋气，他肯定是忘了我这个乡下丫头了。
我不信，我不愿相信。
那个在寒风里为我砸冰的男人，那个把未来许给我的男人，怎么可能说变就变？
我为他找了无数个借口。
他太忙了，城里竞争压力大，他一定是想等自己条件再好一点，再来接我。
他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不能催他，不能给他增加压力。
于是，我继续等。
第四年，第五年......
为了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为了能打发这漫长的等待时光，我申请当了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
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情感，都倾注在了那些孩子身上。
我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写字，告诉他们山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孩子们很喜欢我，总围着我“李老师、李老师”地叫。
他们的笑脸，成了我灰暗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亮色。
但我内心深处，那份等待的火焰，从未熄灭。
每个夜晚，我都会拿出他送的那支钢笔，在煤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看他写来的那些信。
从最初的厚厚一沓，到后来的寥寥几张。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却依旧清晰。
那些曾经带给我无限甜蜜和希望的文字，如今却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02
时间是最无情的东西，它悄无声息地流淌，在你的脸上刻下皱纹，在你的头发上染上霜白。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我和陈建军的通信，在第七个年头，彻底中断了。
我寄出去的信，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
我慌了，真的慌了。
我向村里请了假，揣着我所有的积蓄，第一次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我要去找他，我要当面问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海真的好大，好繁华，和我从陈建军信里读到的一模一样，甚至更甚。
我看着满街的时髦男女和飞驰的汽车，心里第一次感到了自卑和胆怯。
我穿着土气的布鞋和洗得发白的衬衫，像一个闯入者，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我按照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地址，找了整整两天。
那是一片老旧的弄堂，当我终于找到那个门牌号时，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
她很不耐烦地告诉我，原来住在这里的那家人，早在好几年前就搬走了。
“搬去哪儿了？”我急切地问。
“谁知道呢？”女人翻了个白眼，“大概是发财了，住新房子去了吧。”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凉了半截。
我不甘心，又去了他信中提过的那个工厂。
工厂的门卫大爷告诉我，陈建军早就离职了。
“那孩子啊，可惜了，”大爷摇着头说，“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好些年没见他了。”
身体不好？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
我在偌大的上海，像一只无头苍蝇，待了整整一个星期。
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却连他的一点音讯都没有打听到。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一颗破碎的心，我回到了那个小山村。
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我像是变了个人，话变得很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去村口等邮递员。
大家都以为我死心了，放弃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
我只是把那份等待，埋得更深了，深到连我自己都快要看不见的地方。
我不再是那个做着回城美梦的年轻姑娘，我成了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李老师。
我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教学中。
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有的留在了村里，娶妻生子。
他们见到我，都会恭恭敬敬地喊一声“李老师”。
在乡亲们眼里，我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好老师，也是一个可怜的“老姑娘”。
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嫁人。
也有好心人给我介绍过对象，有村里的干部，也有丧偶的同行。
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好人，可我一一拒绝了。
我的心，早在二十岁那年，就给了那个叫陈建军的青年。
那颗心，已经满了，再也装不下任何人。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
二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女人。
我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在深夜里备课。
那支英雄牌钢笔，被我珍藏在了一个小木盒里，轻易不再拿出来。
那些泛黄的信件，也被我压在了箱底。
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平静地，孤独地，走到尽头。
陈建军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也成了我心中一个不愿触碰的秘密。
我甚至觉得，他可能已经结婚生子，过上了我曾经无比向往的幸福生活。
有时候，夜深人静时，我也会问自己，李文秀，你到底在等什么？
等一个早已把你忘记的人？
等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承诺？
我没有答案。
或许，等待本身，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一种戒不掉的习惯。
这几十年来，村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我退休了，但学校舍不得我，又把我返聘了回来。
我说，只要孩子们还需要我，我还能教得动，我就一直教下去。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有时候会觉得很陌生。
这个满脸沧桑的老太太，真的是当年那个在火车站追着火车跑的姑娘吗？
四十年的光阴，像一场漫长而模糊的梦。
梦里，永远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的清瘦青年，他笑着对我说：“文秀，等我，我一定回来。”
梦醒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和窗外寂寥的月光。
我以为，这就是我一生的结局。
我以为，关于陈建军的一切，都将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直到那个夏日的午后，那个年轻邮递员的出现，打破了我四十年的平静。
他递过来的，不仅仅是一封信。
那是一把钥匙，一把即将开启尘封了四十年真相的钥匙。
我的心跳得厉害，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一种混合了期盼、恐惧、激动和不安的复杂情绪。
四十年了，陈建军，你终于有消息了。
你是来向我忏悔，还是来告诉我你早已另有家室？
又或者，你只是想告诉我，你还记得我？
无数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翻滚。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我看着信封上那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名字——“李文秀（亲启）”。
那笔迹，和他年轻时一模一样，只是笔锋间，似乎多了一丝力不从心。
我仿佛能看到，他伏在桌前，一笔一划写下这封信的模样。
他是笑着，还是哭着？
03
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沙沙作响。
阳光透过稀疏的叶子，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就坐在这光影里，手里紧紧攥着那封迟到了不知多少年的信。
我的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听得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这封信，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手上，也压在我的心上。
我用指尖，轻轻地摩挲着信封。
信封的纸张已经变得又黄又脆，边角处都已磨损，上面贴着一张我从未见过的旧版式邮票。
邮戳上的日期，因为模糊不清，已经无法辨认。
这一切都告诉我，这是一封穿越了漫长时光，历经了无数波折，才终于抵达我手中的信。
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下定决心，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的封口。
我怕动作大了，会把这脆弱的信封给撕碎。
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我缓缓地，将它抽了出来。
信纸和信封一样，也已经泛黄，上面有几处淡淡的渍痕，像是泪水滴落后又干涸的印记。
熟悉的墨水香味，夹杂着一股陈旧的纸张味道，扑面而来。
那是英雄牌钢笔的墨水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的视线，落在了信纸的开头。
那熟悉的，遒劲有力的字迹，瞬间让我的眼眶湿润了。
是他，真的是他写的。
四十年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的笔迹了。
我的内心，百感交集。
有委屈，有埋怨，有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期盼。
我想知道，他会说什么。
他会如何解释这四十年的杳无音信？
他会如何解释那个被他抛在脑后的三年之约？
我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有些发白。
我将信纸完全展开，贪婪地，急切地，看向了那第一行字。
然而，就是那短短的一行字，让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疑问，所有的期盼，都在瞬间凝固。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仿佛被一道惊雷，从头到脚劈中。
我呆呆地立在那里，浑身的血液，都像是被冻结了。
信纸上，那一行用尽生命最后力气写下的字，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
“吾爱文秀，见字如面。当你读到这封信时，请原谅我，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
风停了，树不响了，世界一片死寂。
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
我只是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一行字，一遍，又一遍。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我的心上。
我不敢相信，我无法接受。
四十年，我等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我等来的，不是一个解释，也不是一句道歉，而是一句......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