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

陈中华：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

官僚腐败，是深植于国家肌体的“毒瘤”，是羁绊社会进步的“顽疾”。它以隐蔽或公然的方式鲸吞国家财政资源、侵蚀公共利益根基，更以“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行为撕裂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当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特权倾斜，当企业发展需依附“权力关系”而非核心竞争力，当普通民众的合理诉求因腐败梗阻难以落地，发展的“获得感”便会在民众心中大打折扣。如何跳出“腐败滋生—打击遏制—反弹回潮”的恶性循环，既需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更需要兼顾历史存量、现实约束与长远发展的理性智慧。

一、反腐成效与新挑战：从“不敢贪”到“不愿为”的治理失衡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掀开历史性篇章：“打虎”无禁区，查处周永康、孙政才等一批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拍蝇”零容忍，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蝇贪蚁腐”；“猎狐”不止步，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0668人，追回赃款4479亿元。这场覆盖全域、纵深推进的反腐风暴，彻底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幻想，构建起“不敢贪腐”的高压常态。

然而，反腐高压下的“副作用”也随之显现：部分地方和部门出现“为官不为”的懒政庸政现象。一些官员将“不犯错”作为首要目标，面对群众诉求“推诿扯皮”，面对发展难题“消极应付”——项目审批“等文件”，民生问题“踢皮球”，本该主动作为的岗位沦为“清闲衙门”。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能在短时间内动摇权力根基、损害核心利益（如李传良案中近30亿元国有资产被侵吞），那么懒政庸政就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它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消耗行政效能，以“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冷待民众期待。

二者虽表现形式迥异，却同样危及国家治理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的“不作为”，会直接消解政府公信力——当民众奔波多趟仍办不成一件事，当政策红利因“中梗阻”无法惠及基层，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便会受损；更严重的是，“推诿扯皮”会不断累积群众不满，当矛盾长期得不到疏导，便可能形成随时引发风险的“政治堰塞湖”，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

二、腐败成因：个人失德与制度漏洞的双重叠加

要破解腐败困局，首先需厘清其滋生的根源。贪官并非天生具备贪腐倾向，其堕落轨迹往往是“外界诱惑”与“内在欲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权力集中、监督缺位的领域（如资源开发、工程审批、财政拨款），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李传良在担任鸡西市财政局长期间，正是利用财政资金分配、国企管理的“制度缝隙”，通过虚假项目套取国家资金、挪用公款；另一方面，部分官员理想信念滑坡，将“当官”异化为“谋利”工具，在“攀比心理”“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从“收受一条烟、一瓶酒”的小错，逐步滑向“贪污数千万、数亿”的深渊。

但更需清醒认识到：官僚腐败绝非单纯的“个人道德问题”，其深层症结在于制度漏洞。从近年查处的案件来看，腐败多集中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领域——这恰恰说明，当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化、规范化的约束，当“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未能形成有效制衡，当“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未能真正落地，腐败便有了滋生的“土壤”。这也是为何反腐败会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仅靠“抓个案、惩个人”，而不堵塞制度漏洞，便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再生。

三、反腐困境：在“清算存量”与“维护稳定”间的艰难平衡

当前反腐败面临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处理“历史腐败存量”与“现实治理稳定”的关系，形成了难以突破的“两难选择”：

若对过去的腐败问题“视而不见”，不进行彻底清算，不仅会伤害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更会削弱反腐的公信力——民众会质疑“反腐是否只打‘小虾米’，不碰‘大老虎’”，进而对反腐败斗争失去信心；

若采取“一刀切”的强硬清算，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轻则导致部分官员因“怕追责”而消极怠工，加剧懒政庸政，使政府陷入“半瘫痪”状态；重则可能引发少数官员“抱团自保”“对抗调查”，甚至影响政治稳定。

这种困境并非我国独有，国际经验已给出印证：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为整治积重难返的腐败，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短短数月内查处数千名官员，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军方高层，虽震慑了腐败，但也一度引发政局恐慌；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初期，因严惩警界腐败（三年间200多名警员入狱），引发1977年警员集体冲击廉署的事件，最终港督不得不颁布“特赦令”，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腐行为停止追究——这一“妥协”虽看似“让步”，却为廉署后续的长期运作保住了空间，也为香港彻底肃清腐败奠定了基础。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道理：反腐败不是“非黑即白”的“革命式清算”，而是需要兼顾“惩治腐败”与“维护稳定”的“渐进式改革”。盲目追求“你死我活”的对抗，只会陷入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数千年来，中国多次陷入“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再腐败、再推翻”的怪圈，核心原因便是“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式：将改革等同于“打倒旧势力”，而非“构建新制度”。这种思维不仅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还可能导致社会秩序崩塌，最终受损的仍是普通民众。

四、破局思路：以“有条件赦免”疏解存量，以“制度重构”防范增量

（一）“有条件赦免”：不是纵容腐败，而是理性破局

提出“给贪官一次出路”，绝非对腐败的“纵容”，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民间流传的“十个官员九个贪，一个不贪难升迁”的顺口溜，虽有夸张成分，却折射出部分领域“腐败存量较大”的现实——若一味强硬追查，可能导致“鱼多网破”的局面：大量官员为自保而相互包庇，形成“攻守同盟”，增加调查难度；更严重的是，部分官员可能将贪腐所得转移至境外（如李传良早在2014年便通过拉杆箱携带现金、经由香港转移赃款），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最终受损的仍是国家与民众利益。

“有条件赦免”的核心，是划定清晰的“时间红线”与“责任底线”，实现“疏堵结合”：

赦免条件：对在规定期限内（如6个月至1年）主动、全额退缴赃款，且无“严重侵害群众利益”“造成重大国家损失”等恶劣情节的官员，可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保留其合法的政治、经济待遇；

惩戒底线：对拒不退赃、隐瞒赃款，或在赦免期后继续贪腐的官员，一律从严从重惩处——政治上开除公职、永不叙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罚高额罚金，法律上按刑法最高标准量刑（如贪污受贿20万元以上判死刑）。

这一制度设计的优势在于：既能促使大量赃款回流国内（避免资本外流“肥了敌国”），又能减少反腐阻力，为后续制度改革创造稳定环境；同时，也能打破“官员因怕追责而不愿作为”的僵局，让“退赃后的官员”重新回归正常工作，缓解懒政庸政压力。

（二）制度重构：织密“不能腐”的笼子，筑牢“不敢腐、不想腐”的防线

“有条件赦免”只是“疏解存量”的权宜之计，要实现反腐败的长效化，关键在于构建“不能腐”的制度体系，从根源上遏制腐败再生。结合我国国情，可从八个维度推进制度改革：

完善民选与财产公示制度：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各省省长、各部委部长等核心岗位外，其余各级官员（包括市县乡级党政正职、部门负责人）均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全程公示个人及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存款、股票、投资等）。让官员的“命运决定权”掌握在民众手中——唯有如此，才能倒逼官员真正“对民众负责”，而非“对上级负责”，从根本上扭转“只唯上、不唯下”的为官心态。

细化量刑标准，强化法律震慑：立法明确“贪污受贿量刑梯度”,按贪污受贿1万元判刑1年、10万元判刑10年、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判处死刑的标准，形成清晰的法律红线。同时，取消“死刑缓期执行”“终身监禁”的弹性空间，让官员直观感受到“贪腐的代价”，从心理上形成“不敢贪”的震慑。

健全举报激励与保护机制：提高举报奖励标准：按查处腐败金额的50%奖励举报人（如查处100万元赃款，奖励举报人50万元）——这一比例看似较高，但相较于“因未发现腐败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仍是“小成本换大收益”。同时，建立“举报直查机制”：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需直接查办，不得转交地方；对泄露举报人信息、保护举报人不力的司法人员，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彻底消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

推动司法机关主动出击，严查“小贪小腐”：改变“坐等举报”的被动模式：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公安部组建“专项巡查组”，不定时赴各地开展明查暗访；同时，明确“查小案与查大案并重”——大要案往往由“小贪小腐”演变而来（如李传良的贪腐便是从挪用小额公款、收受小额贿赂开始），唯有“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才能避免“小病拖成大病”。

优化行贿人处理机制，打破“行受贿同盟”：修订法律法规：对主动自首、配合调查的行贿人，免予定罪并给予奖励（参照举报人标准）；对拒不配合、隐瞒行贿事实的行贿人，与受贿人“同罪论处”。这一调整的核心逻辑在于：行贿人是腐败链条的“关键知情者”，当前对行贿人的严厉处罚，实则倒逼“行受贿双方结盟”；若给予行贿人“免责激励”，便能切断双方的利益捆绑，让受贿人因“怕行贿人揭发”而不敢受贿，从根源上瓦解腐败链条。

建立权威跨部门巡查机制，打破地方保护：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审计署联合组建“中央巡查组”，不定时、不打招呼赴各地开展巡查，有权直接查处各级党政官员的违纪违法案件。巡查组抵达地方后，先开展7-10天的暗访，再通过新闻媒体公布暂驻地址、举报电话，方便民众反映问题。这一机制既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破解“天高皇帝远”的治理难题，又能彰显中央反腐的权威，确保政策落地见效——从古至今，“钦差大臣”式的巡查始终是破解地方治理困境的有效手段，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强化官员思想教育与人事制度改革：一方面，加强官员理想信念教育与法治教育：通过定期培训、案例警示，让官员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杜绝“做官为名利”的错误认知，避免“不懂法而犯法”的悲剧；另一方面，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等制度，建立“能者上、庸者下、腐者查”的考核评价体系——让“不作为、慢作为”的官员失去位置，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官员得到重用。

坚持党对反腐工作的绝对领导，构建“党主民主”制度：反腐败的根本保障，在于坚持党对国家治理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党主民主”并非否定民主，而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由党带领人民制定反腐法律法规、设计民主监督机制，由党主导官员选举、权力监督，最终实现“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统一。这一制度既避免了“多党竞争”可能导致的政治分裂，又能确保民主建设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目标，是符合中国历史传承与现实需求的反腐路径。

五、民主与反腐：以“人民监督”筑牢长效防线

民主是遏制腐败的“最佳药方”，但民主的模式并非“单一化”——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都是实现民主的有效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公共事务公开讨论、公开决策”，在于“让人民监督权力”。

对中国而言，最适合的民主模式是“党主民主”：在党的领导下，让人民参与官员选举、参与法律制定、参与权力监督。正如“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就会为谁服务”——当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其“乌纱帽”掌握在民众手中，便会主动倾听民众诉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权力运行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腐败与懒政便无处遁形。

当前，部分人担心“推行民主会导致党失去政权”，这种担忧实则多余。“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通过领导人民开展反腐败斗争、改善民生福祉、推动社会进步，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而民主制度的完善，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信任——让民众感受到“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从而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

六、以理性妥协换长远进步，以制度创新破腐败困局

反腐败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而是一次需要理性与智慧的制度重构。“有条件赦免”是为了疏解历史腐败存量，减少改革阻力，是“现实约束下的最优选择”；而制度重构则是为了防范腐败增量，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是“实现长远进步的根本保障”。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没有“最优方案”，只有“可行方案”。在反腐败斗争中，既不能因“追求绝对公平”而忽视现实稳定，也不能因“维护短期稳定”而纵容腐败再生。唯有兼顾“历史存量”与“未来增量”，在党的领导下凝聚全民共识，以“和平妥协”的方式疏解矛盾，以“制度创新”的手段堵塞漏洞，才能真正跳出“腐败陷阱”与“庸政泥潭”。

最终，反腐败的目标不仅是“惩治贪官”，更是为了实现“党能长期执政、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当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当官员廉洁奉公、主动作为，当民众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国家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人民才能拥有更有获得感、更有尊严的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这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初心，也是我们党和国民共同的追求。

我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应当给贪官一次出路。如果人民不放过一次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严重，就这么对峙下去，腐败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伤，其后果就是经济趋向崩溃，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

在反腐败斗争的深水区，我们需要直面一个现实命题：如何在“惩治腐败”与“维护发展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我的核心观点是——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未来，应当给过往的贪官一次改过自新的出路。这不是对腐败的纵容，而是基于民生福祉与国家发展的理性选择。

若一味追求“零容忍”的清算，与贪官形成长期对峙，后果将不堪设想。从现实来看，持续的对抗会导致腐败陷入“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老一辈贪官为自保抱团掩盖，新一代官员在“怕追责”的焦虑中要么消极怠工，要么铤而走险延续腐败，最终形成“反腐越严、隐性腐败越多”的怪圈。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始终是普通民众：当腐败导致财政资金流失、公共服务停滞，经济会逐渐失去活力，甚至趋向崩溃；若重新积累发展资本，又需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与环境成本，这些代价最终仍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相反，若人民能以理性姿态给予一次原谅，让贪官在特定条件下退回赃款，将为国家发展留住关键资本。一方面，大量原本可能被转移至境外的赃款，会重新回流国内市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直接惠及民众；另一方面，多数贪官虽贪腐，但情感上仍眷恋故土，不愿流落异国他乡，只要给予合理出路，他们更愿意留在国内为社会贡献力量。即便对拒不悔改者判刑，也难以挽回已流失的资本，反而会增加监狱管理等社会成本——毕竟，没有贪官会坐以待毙，强硬打压只会倒逼他们加速转移资产、甚至逃匿境外，最终“肥了敌国”，损害的还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对贪官的痛恨是人之常情，但反腐败不能仅凭意气用事，而要以“最有利于百姓”为根本出发点。仔细想想：贪官是否坐牢，民众能直接获得什么？若能通过“退赃换出路”的方式，让数十亿、数百亿赃款留在国内，用于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远比单纯的“严惩”更能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当然，这种“出路”绝非无条件——核心前提是“全额退回非法所得”，且需在规定期限内主动申报，对心存侥幸、试图蒙混过关的，必须从严打击，绝不姑息。

从改革逻辑来看，“给贪官一次出路”本质上是一种必要的妥协。理论而言，没有任何改革能实现“绝对最优”，所有改革都是在现实约束下寻找“可行解”。当前反腐败面临的最大阻力，正是存量贪官的抱团抵触；若能通过妥协打破这一阻力，才能为后续制度改革铺平道路——只有先“了断过去”，才能集中精力“惩治未来”。试想，若始终困在“清算与稳定”的两难中，制度漏洞永远无法补上，只会陷入“打了东北虎，又出西南虎”的循环，贪污腐败问题永远得不到根本解决。

更关键的是，贪官的隐蔽性决定了“单靠查处难以根治”。许多贪腐行为经过精心伪装，若没有当事人主动交代，仅靠外部调查往往事倍功半。“有条件赦免”恰恰能打破这一僵局：通过“退赃免责”的激励，让贪官主动暴露问题，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为后续制度建设提供了“案例样本”，帮助我们精准找到腐败滋生的漏洞。

而赦免之后，必须立刻构建“防腐败于未然”的制度体系，这一切的前提是坚持党对国家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我们倡导的“党主民主”政治制度，正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让人民参与选官立法、参与权力监督——通过完善民选制度、财产公示制度、举报激励制度等，从根源上压缩贪腐空间，让未来的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唯有如此，才能将“一次妥协”转化为“长效治理”，真正为党和国家守住未来，为人民守住幸福。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