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十五五”如何破解经济增长难题？

“十五五”期间，即2026-203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为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所承担的两大关键使命：一是为2035年GDP比2020年实际翻一番，从总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二是为2035年达到高质量发展水平，从质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

原文 ：《通过宏观政策改善供需关系》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廖群

图片 |网络

IMF数据显示，2024年人均GDP最低的发达国家是克罗地亚，人均GDP为23380美元，今年预计上升为24000美元。假设其人均GDP在今后10年按保守估计年均名义增长2.5%（1.5%实际增长和1%通胀率），则2035年将达30722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10409美元，在此基础上，假设实际增长翻番实现，但GDP平减指数（整体经济的广义通胀率）上涨为零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变，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为20818美元。所以，除了靠实际增长翻番，还必须依靠人民币升值和GDP平减指数上涨来消除这一差距。长远来看，人民币确有很大的升值潜力，但人民币国际化是其升值潜力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保持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完全可兑换是我国防止外部金融冲击，保持我国金融市场进而经济稳定的重要防火线。

实际上，2-3%的GDP平减指数上涨率对我国经济更为理想，将大幅加快我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和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步伐，也更有利于经济的实际增长。应该认识到，通胀率太高会降低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但太低，特别是为负，也会对经济的实际增长产生很多影响。第一，拉低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因为销售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销售数量，也直接取决于产品销售价格。这将抑制企业投资。第二，企业利润降低使得员工的工资奖金等收入增长减慢。这将抑制居民消费。

GDP实际增长和名义增长两大要求的共同挑战是，当前我国商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需求明显不足，同时供给显著过剩。这一挑战造成经济扩张欠缺力度，从而GDP实际增长速度难以达到潜力水平，同时又导致通胀率易跌难升。提升需求主要是提升内部需求，即内需，包括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新的产能建设，防止内卷式的规模扩张，同时消减过时的旧产能和旧产品。鉴于供过于求的严重程度，提升内需和减少供给的力度都应非常强劲。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更加地积极有为，大力提升宽松力度。

显著增强“两新”政策。增强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力度。针对商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一年多前推出的“两新”政策，既去旧供给又创新需求，的确是治愈良方，且在外部需求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也是必由之路，同时中长期而言，促使我国经济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向现代化不断地迈步，意义深远。“两新”政策的实施力度应在2024年的基础上大幅提升，以在全国各地和各行业都形成“两新”的经济浪潮。在这方面，财政政策大有可为也必须有为，以大幅的财政补贴鼓励居民进行以旧换新，企业设备更新。

重振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仍有很大的扩张空间。新型基础设施需求正在强势兴起且潜力巨大，包括5G基站、6G网络、大数据中心、算力平台、AI所需电力装机及网络、新能源设施及网络、节能环保装备，等等。即使是传统基础设施，很多新项目，包括一些巨型交通运输项目如跨省运河修建等也在等待投资。据测算，未来5年我国至少还有约31万亿元的增量公共投资空间。持续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将支持短期经济增长，也将对我国在新经济时代的中长期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在以上几大方向，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充分地加大，以持续性的大规模政府发债和更高的赤字率予以支持；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即使包括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明显低于很多国家。

货币政策应更加有为。通胀水平低迷，是货币政策宽松的基本依据；使GDP平减指数或广义通胀率由负转正，是今后10年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应达目标。货币供应量应保持总体市场流动性达到充裕的程度，同时结构性地大力增强对中低收入居民、中小微民营企业、高科技、新兴产业和“两新”政策实施的信贷和普惠金融支持。通过财政渠道提高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提高其收入将会取得显著的政策边际效应；从中长期而言又具有减小收入差距的重大意义。不能只是一次性的补贴如发放消费券等，而要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调节等手段进行持续性地二次收入分配。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3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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