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公社当伙夫,给“坏分子”女儿丢馒头,后来她成了我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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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呀,大清早的就敲门?”

里屋传来我老婆睡意惺忪的询问声,带着一丝被惊扰的不满。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根本无法回答。

我的手还搭在冰凉的门栓上,粗糙的木头纹理硌着我的掌心,但我感觉不到。

整个人像是被一道无形的惊雷劈中,僵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看着门外那两张在晨光中忽明忽暗的面孔,既陌生又熟悉,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心里却翻江倒海。

要想说清这一切,还得从那年,我给那个小姑娘丢第一个馒头的时候说起。

01

那年头,日子过得紧巴,像一根时刻都可能绷断的弦。

我叫李顺,村里人都喊我老李,是红旗公社大食堂里的一名伙夫。

这差事听着不赖,毕竟是管着全公社几百口人吃饭的大事。

可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

天不亮,当村里第一声鸡叫还在远处飘荡时,我就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

摸黑走到食堂,生火,挑水,巨大的灶膛里火光一闪,就把我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墙上。

一天到晚,我都围着那几口能当澡盆使的大铁锅打转。

淘米,洗菜,和面,切肉。

烟熏火燎的,一天下来,鼻孔里、头发丝里,全是油烟和柴火混杂的味道。

但我心里头是踏实的,甚至有那么点自得。

在这个人人肚里都缺油水的年代,我能让老婆孩子隔三差五地见点荤腥,能让他们吃上扎实的白面馒头,这就比什么都强。

我这人没什么大出息,认的理儿也简单:人活一辈子,天大的事儿,都大不过“吃饭”这两个字。

食堂的后门,是我的专属通道,通往猪圈和那几个半人高的泔水桶。

每天三顿饭后,社员们吃剩的菜汤、饭粒、啃不动的窝头边,都会被一股脑儿地倒进那里。

那酸馊的气味,夏天能招来成群的绿头苍蝇,嗡嗡作响,让人躲着走。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叫秀莲的女孩,就在那几个泔水桶旁边。

那是个秋天的下午,太阳挂在西边的山头上,光线软绵绵的,没什么热乎气儿了。



我提着一桶滚烫的锅巴水,正准备去刷那口糊了底的大锅。

眼角的余光,不经意地扫到了泔水桶后面那个蜷缩着的小小身影。

是个小姑娘,看骨架子,也就十四五岁,跟我家在镇上念书的儿子小兵差不多大。

可她实在是太瘦了,瘦得让人心惊。

两片肩胛骨高高地支棱着,把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撑出一个空荡荡的弧度。

她的脸颊凹陷下去,显得那双眼睛格外的大,也格外的空洞。

头发枯黄,乱蓬蓬地贴在头皮上,像一蓬深秋的野草。

她正踮着脚,一只手扒着桶沿,另一只手在浑浊的泔水里小心翼翼地捞着什么。

我的脚步,像被钉子钉住了似的,停在了原地。

我没出声,只是远远地看着。

她捞了半天,终于捞上来一小块还算完整的红薯皮。

她顾不上擦掉上面沾着的菜叶和污渍,就飞快地塞进了嘴里,腮帮子快速地蠕动着。

一边嚼,她还一边像只受惊的小动物一样,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那眼神,充满了戒备、恐慌,还有一丝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麻木。

我的心,像是被马蜂不轻不重地蜇了一下,泛起一阵密密麻麻的疼。

这年头,挨饿是常事,可一个孩子沦落到去和猪抢食,这景象还是狠狠地刺痛了我。

后来,晚饭开饭前,听食堂里几个帮忙择菜的婆娘凑在一起嚼舌根,我才知道了她的身世。

她叫秀莲。

她的父母,原本是两年前从城里下放到我们公社的知识分子。

听说以前都是大学里的老师,一个教文学,一个教物理。

刚来的时候,还挺受尊敬,队里有孩子的都愿意让他们给辅导功课。

可好景不长,一场运动的风刮过来,他们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坏分子”。

父亲被带走隔离审查了,听说关在县里的学习班。

母亲被定性更重,直接送去了几百里外的林场劳改。

偌大的一个家,一夜之间就塌了。

亲戚们都怕惹火上身,躲得比谁都快。

公社领导看她一个半大孩子实在可怜,就给了她一个在农具场看管工具的闲差。

每天挣的工分,扣掉各种杂项,剩下的,也就将将够她喝一碗清可见底的稀粥。

“活该!谁让他们是坏分子!”一个婆娘啐了一口。

“可孩子是无辜的呀。”另一个稍微心软点的叹了口气。

“无辜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她身上流的也是黑血!”

我听着这些刻薄的话,心里堵得发慌,没好气地吼了一嗓子:“还聊!菜都择完了吗?一会儿社员们没饭吃,看你们谁担着!”

婆娘们被我吼得不敢再作声,悻悻地埋头干活去了。

可我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那天晚上,我蒸了两大笼的白面馒头。

白花花、喧腾腾的馒头,冒着滚滚的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麦香。

我看着这些能给人们带去温饱和满足的食物,鬼使神差地,又想起了秀莲在泔水桶边那瘦弱的身影。

我犹豫了很久,心里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说,别多管闲事,这年头,同情心是最不值钱,也最危险的东西。

另一个说,你也是当爹的人,就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活活饿死吗?

最终,那个当爹的心,占了上风。

我拿起一个最大最白的馒头,入手还滚烫。

我快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厨房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快步走到后门,轻轻拉开一道缝。

门外静悄悄的,只有几声秋虫在低鸣。

我把馒头放在门槛内侧一块还算干净的青石板上,然后迅速关上门,转身回了厨房。

我的心怦怦直跳,比当年第一次牵我老婆的手时还紧张。

我靠在灶台上,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却什么也听不见。

过了好一会儿,我实在忍不住,又蹑手蹑脚地凑到门边,从门板的裂缝里偷偷往外瞧。

秀莲的身影,像个小小的幽灵,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她还是那么小心翼翼,先是探出半个脑袋,像受惊的麻雀一样左右张望。

确定四周无人后,她才猫着腰,快步跑了过来。

当她看到青石板上那个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时,她整个人都定住了,仿佛那不是一个馒头,而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奇迹。

她蹲下身,伸出那双又黑又瘦的小手,极其缓慢地,轻轻地碰了碰那个馒头。

感受到那真实的温度后,她的肩膀猛地一颤。

她没有立刻拿起馒头,而是抬起头,茫然地看向了紧闭的食堂后门。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困惑、惊疑,还有一丝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希冀。

我们就这样隔着一扇门板,一个在看,一个在被看,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几秒钟后,她似乎是怕这奇迹会突然消失,飞快地抓起那个馒=头,紧紧地揣进怀里,然后转身跑进了沉沉的夜色里,连她平日里赖以为生的泔水桶都没再看一眼。

看着她消失的背影,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从那天起,这就成了我和她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我每天都会在后门“不小心”地留下一点食物。



有时候是一个白面馒头,有时候是两个玉米面的窝窝头,有时候是一块烤得焦黄的红薯。

我从不让她看见我,放下东西就立刻转身离开。

她也似乎懂得了这份默契,从不让我看见她,总是等我走后才悄悄出现。

我们就像两条生活在不同世界的线,却因为这每天一份微不足道的食物,产生了一丝微弱而温暖的联系。

我没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我就是觉得,一个孩子,不该因为大人的恩怨,而被这个世界彻底抛弃。

我也有儿子,我希望我的儿子,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一个肯为他留一个热馒头的善良人。

这种无声的默契,一晃就过去了两年。

秀莲的个子长高了一些,身子骨也比以前结实了一点点。

虽然依旧瘦弱,但脸上总算有了些许血色,不再是那种吓人的灰白。

她见到我的时候,依旧会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飞快地低下头,绕着道走开。

但我能感觉到,她那低垂的眼眸里,似乎藏着一丝我读不懂,却能感受到的情绪。

那是感激,是敬畏,也是一种深深的自卑和疏离。

02

两年后的夏天,我的儿子李小兵,高中毕业了。

那个年代,上大学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没有过硬的背景和推荐,想都不用想。

小兵理所当然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旗公社,成了一名戴着草帽、扛着锄头的正式社员。

我儿子随我,性子憨厚,为人实在。

但他又不像我,他读过几年书,骨子里比我多了几分年轻人的执拗和是非分明。

他被分到了公社的农技队,每天跟着队里的老把式下田,学着看天时,辨土质,伺候那些金贵的庄稼。

年轻人,身子骨壮,干的又是体力活,饭量大得惊人。

我每天都会用一个大号的搪瓷碗,给他留好满满一碗白米饭,上面再卧一个金黄的荷包蛋。

小兵心疼我一个人在厨房忙活,有时候收工早了,会不声不响地跑到食堂后厨,帮我挑水、劈柴,或者把堆积如山的碗筷给洗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撞破了我的秘密。

那天傍晚,我刚把一个还烫手的窝窝头放在后门那块熟悉的青石板上。

一转身,就看见儿子李小兵直挺挺地站在我身后。

他手里还拎着刚洗干净的扁担,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又看看那扇门。

我心里猛地一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解释不出来。

在那个凡事都讲究阶级立场的年代,私自接济“坏分子”的家属,这要是被人捅出去,轻则一顿批斗,重则连我这伙夫的差事都得丢了。

“爹,你……”小兵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眼神里满是疑惑。

我避开他的目光,叹了口气,拍了拍手上沾着的面粉,声音有些发沉:“她还是个孩子。”

儿子沉默了。

他没有再追问,也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指责我,更没有说要揭发我。

他只是默默地放下扁担,拿起墙角的扫帚,帮我把地上的菜叶子扫得干干净净。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他会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可我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秘密,像一颗被风吹来的蒲公英种子,落在了我儿子的心里,并且悄悄地生了根,发了芽。

从那以后,我发现小兵有些变了。

他每天下地干活,总是冲在最前面,挣的工分也比别人多。

但他收工回家的时间,却总是会比别人晚那么一点点。

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磨得锃亮的锄头,靠在农具场的墙角,而第二天,那把锄头就会出现在秀莲的手里。

还有一次,我看见他把自己新发的、还没舍得戴的劳动手套,小心翼翼地塞进了一堆稻草垛的缝隙里。

而第二天,那副手套,就戴在了秀莲那双满是裂口和老茧的手上。

我心里隐隐猜到了什么,但又不敢去证实,心里又慌又乱。



直到有一天,我老婆晚饭后纳着鞋底,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当家的,我怎么瞅着,咱家小兵最近跟农具场那个‘黑五类’的丫头走得有点近?”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闷棍。

“你个老婆子,整天瞎琢磨啥呢!人家俩能有啥关系?”我嘴上严厉地呵斥着,心里却乱成了一团麻。

“我可没瞎说!”我老婆不服气地顶回来,“前儿个在田埂上,我亲眼看见小兵把自己的水壶递给那丫头喝水了!那丫头接过去的时候,脸都红到脖子根了!队里好几个人都看见了,现在都在背后戳咱家的脊梁骨呢!”

我再也坐不住了。

那天晚饭,我特意多喝了两口自己泡的药酒,壮着胆子,把小兵叫到了院子里的石桌旁。

“小兵,你跟爹说实话,你跟那个叫秀莲的丫头,到底是咋回事?”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个通情达理的父亲。

小兵低着头,用脚尖一下一下地蹭着地上的泥土,闷声不响,像个锯了嘴的葫芦。

“你知不知道她家是啥成分?你跟她走得这么近,万一被人抓住了把柄,你这辈子都毁了!”我有些急了,声音也高了八度。

小兵这才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倔强光芒。

“爹,成分是她爹妈的,又不是她的!她到底有啥错?”

他的声音比我的还大,带着年轻人的义愤。

“她每天一个人干最重的活,分最少的粮。队里那些半大小子,天天变着法儿地欺负她,往她身上扔泥巴,骂她是‘小黑崽子’!队里的干部也把她当空气,从来没人为她说过一句话!我就看不惯!”

“她一个人已经够苦的了,我就是想帮帮她,让她觉得这世上还有个人能看得起她!这有错吗?”

我看着儿子涨红的脸,看着他那双清澈又执拗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孩子,这善良,是随了我。

可这股子不管不顾、敢跟全世界叫板的愣劲儿,也不知道是随了谁。

从那次谈话之后,小兵和秀莲的来往,似乎也从地下转到了半公开。

他不再偷偷摸摸地帮忙,而是光明正大地站在她身边。

有人当着他的面说秀莲的风凉话,他就用能杀人的眼神瞪回去,直到对方悻悻地闭上嘴。

有人故意给秀莲安排又脏又累的活,比如去清掏猪圈,他就二话不说,抢过粪勺自己跳下去干。

公社里的人都说我儿子是“鬼迷心窍”,被“狐狸精”给迷住了。

我老婆也天天在我耳边唉声叹气,求神拜佛,生怕家里被这个“扫把星”给连累了。

我嘴上不说,每天依旧抽着我的旱烟,可心里却像是有两只手在不停地撕扯。

一边是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前途的深深担忧,另一边,却又为儿子的善良和担当,感到一丝无法言说的骄傲。

秀莲,也在悄悄地改变着。

她不再总是像个惊弓之鸟一样低着头走路。

偶尔,她也会抬起头,羞涩地对小兵笑一下。

那笑容,就像是严冬里好不容易才钻出厚厚云层的太阳,虽然不那么炽热耀眼,却足以融化人心底最坚硬的冰雪。

他们的感情,就在这公社所有人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眼光中,在这艰苦繁重的劳动和压抑沉闷的空气里,一点一点地,顽强地滋长着。

就像是从坚硬的石板缝里,硬生生顶出来的一株小草,虽然看起来那么弱小,却充满了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生命力。

03

时间就像公社门口那条河里的水,悄无声息地流淌。

又过了几年,小兵已经是个二十出头、肩膀宽阔的大小伙子了。

而秀莲,也彻底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瘦弱,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多年的田间劳动虽然让她的皮肤变得有些粗糙,但却也让她有了一种别样的健康和坚韧之美,像一株在风雨中顽强生长的向日葵。

一个秋收后的晚上,一家人围在油灯下吃饭。

小兵突然放下了手里的碗筷,抬起头,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语气,对我和他娘说:“爹,娘,我想娶秀莲。”

“啪嗒”一声,我老婆手里的筷子应声掉在了地上。

“你疯了!”她的声音瞬间变得尖利刺耳,“李小兵,你是不是疯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许再跟那个丫头来往,你怎么就是不听!”

“娶谁不好,你非要娶一个‘坏分子’的女儿?你是不是想让咱们全家都跟着你一起被人戳脊梁骨,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我老婆气得浑身发抖,眼泪都快下来了。

“娘!都这么多年了,秀莲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小兵也站了起来,梗着脖子反驳道,“她勤快、善良、孝顺,比队里好多娇生惯养的姑娘都强一百倍!”

“强?强有啥用?成分不好,就是她身上一辈子的烙印!你以后还想不想入党,想不想当干部了?你娶了她,就等于自毁前程!”我老婆拍着桌子喊道。

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连那盏小小的油灯火苗,似乎都在这紧张的气氛中瑟瑟发抖。

我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地抽着我的老旱烟,一口接着一口,呛人的烟雾缭绕了我的脸,也掩盖了我复杂的表情。

说实话,我老婆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她的担心,何尝又不是我的担心?

哪个当爹的不盼着自己儿子能有个好前途,能光宗耀祖?

可我一闭上眼,就能想起秀莲当年在泔水桶边那个瘦小可怜的样子,想起她第一次捡到馒头时那如获至宝的眼神,想起她和小兵并排走在田埂上时,脸上那难得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狠狠地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滚烫的烟锅在桌腿上用力地磕了磕,清脆的响声让争吵的母子俩都安静了下来。

“行了,都别吵了。”我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

老婆和儿子都齐刷刷地看向我,等着我的最终审判。

我看着儿子,一字一句地问道:“小兵,爹最后问你一遍,你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非她不娶?”

“是,爹。”儿子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这辈子,我就认定她了。就算以后要跟着她一起吃苦,我也认了。”

我盯着他那双像黑曜石一样明亮的眼睛,从里面,我看到了坚定,看到了担当,也看到了爱情最朴素的样子。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白色的烟雾,仿佛也吐出了心里所有的纠结和挣扎。

“那行,你娘说得对,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

小兵的脸瞬间白了。

我顿了顿,接着说:“准备一下,找个好日子,把人正正经经地娶进门,把事儿给办了吧。”

“当家的!”我老婆不敢相信地看着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小兵的眼睛里,则瞬间迸发出了巨大的惊喜和光亮。

“孩子自己乐意,日子是他们自己过的,咱们当老的,还能把他俩的腿给打断不成?”我摆了摆手,下了最后的结论,“天塌下来,有我这个当爹的顶着。好赖,都让他们自己担着吧。”

这门婚事,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我所有亲戚的一致反对。

但最终,还是在小兵的坚持和我的拍板下,定了下来。

婚礼办得极其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寒酸。

没有热闹的酒席,没有震天的鞭炮,更没有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

我只是托了去县里办事的熟人,凭着肉票割了五斤猪肉,又让食堂的同事帮忙,炒了六个还算像样的菜。

然后把左右两边关系最好的邻居请来,凑了两桌,就算是个见证。

秀莲的父母,依旧一个在遥远的农场,一个在深山的林场,杳无音信,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这场对一个女孩来说一生只有一次的婚礼,她没有一个娘家人到场祝福。

结婚那天,秀莲是自己走到我们家的。

她穿了一件崭新的大红色确良衬衫,是她把自己积攒了不知道多久的布票全都拿出来,自己在煤油灯下熬了好几个通宵,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料子很普通,样式也简单,但在那个灰扑扑的年代里,那抹红色,却显得格外鲜艳,也格外倔强。

她给长辈敬茶的时候,端着茶碗的手一直在微微地发抖,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激动。

我看得出来,她在努力地笑,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幸福、满足。

可当她跪在地上,给我和老伴磕头,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爹”、“娘”的时候,我还是看见她眼圈瞬间就红了。

一颗晶莹的泪珠,不受控制地从她的眼角滑落下来,无声无息地滴在了堂屋那坚实的土地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痕迹。

我的心猛地一酸,连忙从兜里掏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红包塞到她手里,那是我攒了半年的烟钱。

“好孩子,快起来。”我扶起她,拍了拍她的手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

新房,就是我们家西边那间一直空着当杂物间的厢房。

墙,是小兵借来石灰水,自己动手刷白的。

上面,贴着一个他自己用红纸剪的、歪歪扭扭的大红“囍”字。

家具,只有一张用新木板搭的床和一张小小的方桌,也都是小兵自己动手打的,上面还散发着淡淡的松木香。



虽然简陋到了极点,但对他们这两个受尽了白眼和非议的年轻人来说,总算是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属于自己的小窝。

晚上,客人都散了,喧闹了一天的院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和老伴躺在东屋的床上,能隐约听到西厢房里,传来两个孩子低低的、带着笑意的说话声。

“你说,咱们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啊?”黑暗中,老伴翻了个身,幽幽地问我。

“现在说对错还有啥用。”我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路是他们自己选的,是福是祸,都只能让他们自己去闯了。”

心里,却始终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怎么也睡不踏实。

我不知道,我这个看似开明的决定,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这个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家,给我的儿子,带来一场未知的、无法承受的风暴。

04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窗户纸上才刚刚透进一点鱼肚白的微光。

村东头养鸡专业户的大公鸡,扯着嗓子叫了第一遍,声音穿过薄薄的晨雾,传进屋里。

我睡得正沉,在梦里,仿佛又回到了热气腾腾的厨房。

“砰!砰砰!砰砰砰!”

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用力的敲门声。

那声音,又响又重,完全不像村里人平日里那种慢悠悠的节奏,倒像是带着一股子不容拒绝的命令意味。

在万籁俱寂的清晨里,这声音显得格外突兀,也格外刺耳。

我的心,猛地向下一沉,所有的睡意,在这一瞬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老婆也被惊醒了,她“嗖”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抓着我的胳膊,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警惕和不安:“儿啊,谁呀,大清早的就这么敲门,跟催命似的?”

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的心里头已经闪过了无数个不好的念头。

是公社的民兵?

还是治保会的人?

难道是昨天办喜事,被人眼红给举报了?

是因为秀莲的成分问题,麻烦终究还是躲不过,找上门来了吗?

在那个年代,这种突如其来的、粗暴的敲门声,往往就意味着一场灾祸的降临。

我的心跳得飞快,一下一下,都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胸口上,震得我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不敢耽搁,也顾不上冷,胡乱地披上一件旧棉袄,趿拉着鞋就往外走。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厚厚的棉花上,虚浮无力,深一脚浅一脚。

穿过不算大的院子,这短短的十几步路,我却觉得像是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的手,在触碰到那根冰凉的、被磨得光滑的木头门栓时,甚至能感觉到指尖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我站在门后,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要镇定,要沉住气。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一咬牙,心一横,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一下,拉开了院门的大门栓。

“吱呀——”一声,老旧的木门在晨光中缓缓打开,发出悠长而刺耳的呻吟。

而看到了门外的人之后,我顿时就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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