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娘,我回来了!”
家的位置,就在前面不远处了。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带,脸上挤出一个自认为最灿烂的笑容。
我准备好了,迎接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当我抬起头,看清记忆中家的位置时,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整个人,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瞬间愣在了原地......
01
2015年,南半球的初夏,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在我那栋海滨别墅的书房里。
空气中弥漫着现磨咖啡的香醇和淡淡的书卷气。
我叫李文海,今年五十一岁。
在旁人眼中,我无疑是成功人士的典范。
我拥有着一家跨国贸易公司,数不尽的财富,以及别人需要仰望的社会地位。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当夜深人静,在这座空旷的豪宅里,总有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缓缓拉开书桌最下层那个上了锁的抽屉。
里面没有机密文件,也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沓用油纸包得整整齐齐的信件,和一个小小的木盒子。
我轻轻地拿出最上面那封信。
信封早已泛黄,边角也起了毛边,但字迹依旧清晰——“家中父母亲启”。
邮票的位置是空的。
这是一封我三十年前写好,却最终没有寄出的家书。
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了1985年,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闷热而漫长的夏天。
我的家,在中国北方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山村里。
村子很穷,穷到一眼就能望到头。
家家户户都是土坯墙,茅草顶。
风一吹,屋子里的黄土就像下小雨一样往下掉。
我家,是村子里最穷的那几户之一。
两间正房,一间是父母住,另一间既是我的卧室,也是我们家的“堂屋”,用来吃饭待客。
所谓的客,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个。
家里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头跟着父亲辛劳了半辈子的老黄牛。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岁月和劳作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
他一辈子没出过几次远门,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有出息,能走出这片大山。
母亲则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善良,坚韧,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我这个独子身上。
那年夏天,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了一条消息,县里有个出国劳务的名额,可以去国外打工赚钱。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在我们这个死水般的小山村里砸起了滔天巨浪。
“去国外,一年能挣回一栋楼房呢!”
“听说国外的钱就跟树叶子一样,扫一扫就一大堆。”
村里人议论纷纷,每个年轻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渴望的光芒。
我也动心了。
我不想再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我不想看着父母为了几毛钱的盐巴,跟邻居磨半天的嘴皮子。
我做梦都想让他们住上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吃上顿顿有肉的饭菜。
然而,报名的费用像一座大山,压得我们全家都喘不过气来。
整整两千块钱。
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我看着父亲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一晚上没说一句话。
母亲则背着我,偷偷地抹眼泪。
我心一横,说:“爹,娘,这工我不去了。”
父亲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把烟锅在鞋底上使劲磕了磕,哑着嗓子说:“去!砸锅卖铁也得让你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看到了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景象。
父亲放下了他那点可怜的尊严,揣着家里仅有的几十个鸡蛋,挨家挨户地去借钱。
他走进每一户人家的院子,腰都比平时弯了三分。
有的人家借了五块,有的人家借了十块,更多的人是摇着头,叹着气。
母亲则拿出了她珍藏多年的嫁妆,一对银手镯,那是外婆传给她的。
她摸了又摸,眼泪滴在手镯上,最终还是换成了几十张零零散散的钞票。
钱还是不够。
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看到父亲一个人蹲在牛棚里,抱着老黄牛的脖子,像个孩子一样在哭。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牵着老黄牛,往镇上的集市走去。
我知道,我们家最后一点家当,也没了。
靠着东拼西凑和卖牛的钱,我的报名费总算是凑齐了。
离家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站满了来送行的人。
母亲给我煮了十个红皮鸡蛋,一个一个用布包好,塞进我的帆布包里。
她的手一直在抖,眼睛红得像两个熟透的桃子。
她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文海啊,到了外头,要好好照顾自己,别不舍得吃,也别不舍得穿,记得按时给家里来信。”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怕我的眼泪会忍不住掉下来。
父亲站在一旁,依旧是沉默的。
直到我马上要上那辆开往县城的拖拉机时,他才走上前来,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手劲很大,拍得我肩膀生疼。
他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有出息了,就回来。”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把这句话,把父母的期盼,把全村人的目光,都刻在了心里。
拖拉机突突地发动了,卷起了一阵黄色的尘土。
我回头望去,父母的身影在尘土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直到再也看不见。
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发誓:李文海,你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一定要把爹娘接到城里去享福!
飞越大洋的旅途,充满了新奇和对未来的憧憬。
然而,当真正踏上异国的土地时,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里不是遍地黄金的天堂,而是需要用血汗去拼搏的战场。
语言不通,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我像个哑巴和聋子,听不懂别人说话,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只能靠比手画脚。
我被分配到一家中餐馆的后厨洗盘子。
那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每天有洗不完的盘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油腻的脏水浸泡着我的双手,冬天的时候,手上全是裂开的口子,一碰水就钻心地疼。
我一天要站十六个小时,晚上回到拥挤狭小的集体宿舍时,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倒头就睡。
好几次,我都在梦里哭醒了。
我梦见了我家的老黄牛,梦见了母亲温暖的怀抱,梦见了父亲宽厚的肩膀。
我想家了,想得心都疼了。
但是,我不能回去。
我一想到父母为我付出的代价,一想到他们期盼的眼神,我就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在最苦最累的日子里,父母的来信,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那个时候,国际信件很慢,一来一回要一两个月。
每当工头发放信件时,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母亲不识字,信是找村里的小学老师代写的。
信里的内容总是那几样:家里一切都好,勿念。今年的收成不错,猪又长了几斤。邻居家的谁谁娶媳妇了。
但就是这些朴实得掉渣的话,却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我知道,信里每一个“好”字的背后,都藏着他们无尽的思念和担忧。
我把赚到的第一笔钱,五十美元,小心翼翼地放进信封。
那是我用无数个日夜的汗水换来的。
五十美元,在当时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给父母写了回信,也是请工友代笔的。
我在信里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工作很轻松,老板对我也很好。
我把国外描述成了一个天堂,我告诉他们,我很快就能赚大钱,接他们过来享福。
我只字不提我受的苦,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那封信寄出去之后,我每天都在期盼着回信,期盼着他们收到钱时的喜悦。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和信件的往来中,我度过了最初的几年。
我从一个洗碗工,做到了帮厨,又做到了切菜工。
我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工资都寄回了家。
我仿佛能看到,家里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父母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些年,衣锦还乡的信念,像一团火,在我心中熊熊燃烧,支撑着我走过所有的艰难困苦。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是我错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在悄无声息中,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而我和家乡,和父母之间的那根线,也即将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慢慢地拉长,直到彻底绷断。
02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就进入了九十年代。
靠着几年来积攒下的血汗钱和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我的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机。
我不甘心一辈子在餐馆的后厨里耗着。
我发现当地的建筑行业非常火爆,很多同胞都在工地上打工,虽然辛苦,但收入比在餐馆高得多。
于是,我辞掉了餐馆的工作,加入了一支建筑队。
在工地上,我比任何人都更能吃苦。
最重的活我抢着干,最危险的地方我抢着上。
我白天在工地上挥汗如雨,晚上就去夜校学习语言和建筑知识。
工头是个华人,很欣赏我的勤奋和机灵,渐渐地,他开始把一些小工程分包给我。
我成立了自己的小施工队。
从粉刷墙壁,到铺设管道,我带着几个老乡,没日没夜地干。
为了节省成本,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
夏天,蚊虫叮咬,酷热难耐。
冬天,寒风刺骨,手脚都生了冻疮。
但看着账户里的钱一点点多起来,我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生意越做越大,我也越来越忙。
以前,我每个月都会雷打不动地给家里写信寄钱。
但现在,有时候一个大项目接下来,连续几个月都要泡在工地上,连睡个囫囵觉都成了奢侈。
写信的时间,被无情地挤压了。
我开始安慰自己:少写一封信没关系,多寄点钱回去才是最实际的。
于是,我把写信的频率,从一个月一封,变成了两个月一封,再到后来,一个季度,甚至半年才写一封。
而汇款的金额,却在不断地增加。
从最初的几十美元,到几百美元,再到上千美元。
我天真地以为,那些冰冷的数字,可以代替信纸上温暖的问候。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我始料未及的问题出现了。
有一次,我寄出的一封信和一张一千美元的汇票,竟然石沉大海。
我焦急地等了三个月,都没有收到父母的回信。
我托人往老家打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因为行政区域的调整,村名和地址都改了。
旧的地址已经作废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赶紧按照打听来的新地址,又寄了一封信过去。
这一次,信没有被退回,但依旧没有回音。
我又尝试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
就好像,我和家之间,突然隔了一堵无形的墙,所有的信息都无法穿透。
那个年代,国际通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
打一通国际长途电话,不仅价格昂贵得吓人,而且手续极其繁杂,需要通过好几个转接中心,还不一定能接通。
我试过一次,在电话亭里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听筒里传来的,永远是“滋滋”的电流声和无法接通的忙音。
联系,就这么中断了。
最初的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寝食难安。
我害怕父母出了什么事。
我甚至想过,干脆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立刻回国一趟。
但是,当时我的公司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上升期。
一个巨大的工程项目刚刚中标,如果我这个主心骨走了,整个公司都有可能垮掉。
那是我赌上了全部身家心血换来的机会。
我的理智和情感,在脑海里进行着激烈的交战。
最终,那个名叫“成功”的魔鬼,占据了上风。
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滋生,并且像藤蔓一样疯狂地生长起来:“等我这个项目做完,等我赚到足够的钱,我就风风光光地回去,把父母接到国外来!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惊喜!”
这个念头,成了我最好的借口,也成了麻痹我内疚感的灵丹妙药。
我把对父母的思念和担忧,全部转化成了工作的动力。
我比以前更加疯狂地工作,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我告诉自己,我之所以这么拼命,都是为了他们。
我如今承受的所有孤独和辛苦,都是为了将来能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晚年。
我开始习惯没有家信的日子。
只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往那个已经失效的旧地址和打听来的新地址,各寄去一笔巨款。
我知道,这笔钱他们很可能收不到。
但这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自我安慰。
仿佛只要我把钱寄出去了,我就尽到了一个做儿子的责任,我的心,就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我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我从一个小包工头,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建筑公司的老板。
我买了车,买了房,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彻底站稳了脚跟。
我身边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人。
有阿谀奉承的生意伙伴,有投怀送抱的年轻女孩。
我也曾尝试过组建自己的家庭,但都因为文化差异和我的全身心投入工作而失败了。
我变得越来越富有,也变得越来越孤独。
有时候,在盛大的商业酒会上,我端着高脚杯,游走在衣香鬓影之间,听着周围的奉承和赞美,我的心里却是一片荒芜。
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给我缝补衣服的场景。
我想起父亲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把我举过头顶时的笑声。
那些画面,离我是那么的遥远,又那么的清晰。
三十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
当初那个揣着几个煮鸡蛋,满怀梦想离开家乡的穷小子,如今已经变成了鬓角染霜,满脸沧桑的中年人。
我拥有了常人艳羡的一切,却感觉自己像一棵被刨了根的树,无论长得多么枝繁叶茂,都无法摆脱那种漂泊无依的空虚感。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从梦中惊醒。
我梦见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不停地朝我招手,她的头发全都白了,脸上挂着泪,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
而我,却怎么也走不到她的面前。
醒来后,我的枕头湿了一大片。
我坐在黑暗中,久久无法平静。
一个念头前所未有地强烈:我必须回去。
我不能再等了。
我到底在等什么呢?
等我赚到花不完的钱吗?
我已经有了。
等我功成名就吗?
我也已经做到了。
可是,如果我的成功,没有父母来分享,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十年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怕那个最坏的结果,会把我彻底击垮。
第二天一早,我推掉了所有的会议和应酬,把公司的事情暂时交给了副手。
我让秘书给我订了最快一班回国的机票。
我冲到当地最高档的商场,买了一大堆我自认为父母会喜欢的礼物。
给父亲买的是最顶级的补品和茶叶。
给母亲买的是最名贵的珠宝和裘皮大衣。
这些东西,每一样都价值不菲。
我几乎是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在疯狂地购物。
我幻想着,当我提着这些礼物,像一个王者一样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是怎样惊讶和喜悦的表情。
我幻想着,全村人都会围过来看热闹,他们的脸上会写满羡慕。
我幻想着,父亲会骄傲地挺起胸膛,告诉所有人,这是他的儿子,李文海。
三十年的近乡情怯,在这一刻,被我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冲淡了许多。
我甚至开始在脑海里排练,见到父母的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
是该说“爹,娘,我回来了”?
还是该说“爹,娘,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激动,期待,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
03
飞机降落在省城的机场。
走出机场大厅,一股既熟悉又陌生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贪婪地呼吸着故乡的空气,三十年的隔阂,仿佛在这一瞬间被拉近了。
我没有停留,直接包了一辆车,朝着家的方向疾驰而去。
车窗外的景象,让我感到有些恍惚。
曾经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
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这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落后闭塞的故乡了。
我的心里,不禁生出一丝自豪。
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或许,也有我当年寄回来的那些钱所贡献的一份微薄力量吧。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汽车驶离了主干道,拐进了一条通往山区的县道。
路开始变得崎岖起来。
周围的景色,也渐渐和我记忆中的样子重合。
连绵起伏的青山,蜿蜒流淌的小河,以及散落在山坳里的村庄。
我的心跳,开始不受控制地加速。
近了,更近了。
当司机告诉我,前面那个村口就是我们村时,我的手心已经满是汗水。
我在村口下了车。
村口那棵见证了我离别与归来的老槐树,比记忆中更加苍劲粗壮了。
村里的路,也从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路边盖起了很多漂亮的两层小楼。
我提着大包小包的贵重礼物,凭着记忆,一步步地走向家的方向。
我的脚步,有些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
路过一些院子,有不认识的年轻人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衣着光鲜的陌生人。
也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他们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一丝疑惑。
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我只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见到我的父母。
我甚至能清晰地想象出接下来的画面。
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母亲正在院子里的菜地旁,弯腰摘着青菜,听到声音,她直起身子,用围裙擦着手,疑惑地看着我。
父亲则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宝贝旱烟,烟雾缭K绕中,他眯着眼睛,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然后,我会笑着,带着一丝哽咽,对他们说:“爹,娘,我回来了。”
他们的表情,会从疑惑,到震惊,再到狂喜。
母亲会扔掉手里的青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朝我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
父亲会激动地站起来,烟锅掉在地上也顾不上捡,他会走过来,像三十年前那样,用力地拍打我的肩膀,嘴里说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这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预演了无数遍。
每想一次,我的眼眶就湿润一次。
记忆中的那条小路,仿佛没有尽头。
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漫长。
终于,我转过了最后一个弯。
家的位置,就在前面不远处了。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带,脸上挤出一个自认为最灿烂的笑容。
我准备好了,迎接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当我抬起头,看清记忆中家的位置时,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整个人,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瞬间愣在了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