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巨商郑观应：救国的思想家，还是祸国的贼买办？

作为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郑观应，在当时的清朝社会，无论是政治界，还是商业界，都不是四大买办中最有影响力的，相反，另外三位，唐廷枢、徐润、席正甫都要比郑观应起点更高，权势更甚。

但是如今，当我们提起晚清买办阶层，首先想到的人物就是郑观应，而且在如今“买办”一词具有明显贬义的情况下，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社会评论，对郑观应的评价都是十分积极的。形成这种反差感的原因何在？本篇文章浅论一二。

充足的进取精神

首先是作为清政府第一批拥有巨额资产的买办资本家，郑观应的进取精神值得赞扬。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1859年郑观应由广东老家来到上海初期，尽管有亲友相助，得以进入当时上海最大的洋行宝顺洋行任职，但由于不通英文，他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工作。郑观应在表白自己学习英语的动机时十分坦白，所谓："盖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

上海英华书馆旧址

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郑观应利用公事之余，进入由当时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进行学习。英华书馆是一所为适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外贸经营及中西交往日益扩大，而导致的社会需要所创办的教会学校。该校以英语教学号召社会，公开声称∶"致力招收商界子弟，学校要自养"，因此收费十分昂贵。英华书馆"招收十至十三岁的男生"的日班学生的"学费书簿费每年收银五十两，先付后学"。照此类推，郑观应就读的夜课收费也必不廉。

而早郑观应进入上海洋场的唐廷枢和徐润就因有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而阻碍尽扫，一路升腾逐渐掌握上海租界的话语权，正是看到这点，对英文一窍不通的郑观应咬牙进入学校，并利用工作之余夜读，当时家境尚不很好的郑观应也仅只学了两年便被迫没有继续。

宝顺洋行

郑观应晚年忆及宝顺洋行期间夜课英语一事时，有"只读英文两年，可知当年贫读之难"的感慨，其中透露出他在英语能力方面的求知欲望未能完全如愿与经济方面的能力不够有关系。郑观应既没有因为家境原因而停止学习，也没有因为已经进入当时最大的洋行而志得意满，反而比其他人拥有更强的进取精神。

尽管这种进取的目的是为了“多获薪水”，但正是这段经历，为日后郑观应维新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杰出的思想贡献

郑观应是晚清买办阶级中最早实现“思想觉醒”的人，当时社会普遍排外且轻视商人时，郑观应就已经拥抱外商，弃文从商，从老家广东主动前往上海成为第一批买办谋求发展。而随着清政府积极投身洋务运动时，郑观应也十分支持，同唐廷枢、徐润等人一起，果断转变身份，辞去买办的职务而加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从事官督商办的“师夷长技”运动。

而随着对洋务派的逐渐失望，郑观应逐渐认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吊子改革是没有办法拯救清政府的，而这时，郑观应勇敢的踏出了一步，选择拥抱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并完成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盛世危言》，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其相对完整的维新思想为之后的百日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盛世危言》一经刊印，很快洛阳纸贵。而这一著作的流行是至上而下的，支持维新思想的光绪看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散发给大臣阅看。经过皇帝的推荐，此书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政类畅销书，英文的《新闻日报》刊文说，一些地方的考试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内容作为考题。《盛世危言》成为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指导书之一。

无论是洋务思想还是维新思想，在当时社会上都是一种进步，是一种企图自救的方式，作为买办的郑观应并没有满足于富商的身份，而是积极参与到当时的社会思潮中，企图“挽救”中国，这种精神自然是其他买办阶级无法相比的。

对舒适区的破除

郑观应的思想的逐渐成型很明显地反映在其身份的变化上，而这些身份的变化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实现。

郑观应出生于传统家庭，其父尽管也参与买办事业，但骨子里是十分保守的封建家长形象，十分推崇孔孟之学，对郑家子弟的教育也是以传统经学义理为主，童年的郑观应同大多数人一样，学习的目标是科举考试，而传统儒家思想是十分轻视商人身份的，而作为商人的郑父郑文瑞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对其子能够走上仕途的期望自然很高。

郑家大屋，郑观应晚年著书之地

但是一方面，经过鸦片战争后，广州地区买办盛行，对商人的歧视也逐渐破除，另一方面，郑观应也并不是科举的料，应试而未举。因此，年仅17岁的郑观应便在父亲的要求下背井离乡前往上海经商。

由科举生转变为买办的身份后，在上海英租界内耳濡目染，郑观应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与其他买办不同，不仅积极拥抱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而且提出了众多的实际建议，他的身份逐渐由一个传统的保守商人变为了一个积极的改革分子。

郑观应一家

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的转变，郑观应的买办身份开始逐渐褪去，转身变为了一个民族资本家，他应李鸿章的招徕而在1874年入股轮船招商局等一大批官督商办的民族企业，积极投身了洋务运动中。1883年，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郑观应在洋务一派中已然成为核心人物之一。

但是随着1884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局势变换，郑观应受其所累，屡遭挫折，逐渐对洋务运动丧失了信心，终于，回归故里，前往澳门，专注于整理其思想，并在此期间完成了《盛世危言》这一部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澳门郑家大屋

而之后百日维新后，郑观应又不安于现状，再次出山，于1891年离开澳门参与实业。可以说，郑观应一生都在不断地追寻并尝试实现其思想的过程中，他总是不安于现状，而不断尝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而往往，他的这些尝试都极具冒险精神，任谁看了都会佩服其勇气。

当然，受限于时代，郑观应的思想和行为有其局限性，这是我们需要理解并加以辨别的，但是这种局限并不能否认其一生的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