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钟新明今天要乘机赴京。
他怕睡过了头，误了航班，昨天特意嘱托秘书今早打电话叫醒他。秘书讨好地说，那又何必呢？订下午的航班多好，从容一些。秘书是新来的，不清楚钟新明的规矩，他喜欢乘早班飞机。为什么喜欢，钟新明总敷衍说不过是图个精神饱满，不管是开飞机的，还是坐飞机的，都是精神饱满好。
其实他有不为人道的隐情。
他妻子三年前飞机失事，航空公司解释说是机械事故，可是小道消息却说是飞行员疲劳过度，造成操作失误。他不相信航空公司的解释，那水分太大；可小道消息他也不全信。只是那次妻子乘的是下午的航班，自那以后，若是有早班和其他航班可以选择，他都是选择早班。
他乘早班还有一个原因，临时决定飞北京，是因为近来总出蹊跷事。他心里不踏实，甚至颇有些不祥的感觉。对此，他也想尽早去北京搞个明白。
钟新明是美国凯瑟琳旅游公司重庆代办处的首席代表，虽则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接待，但他接待的对象可并不是一般的游客。凯瑟琳公司主要面向外国大公司，承揽其高级职员的年度休假接待。重庆是游三峡的起始地，近年来游三峡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一年前公司便专门在重庆设立了代办处，聘任钟新明为首席代表。
他的工作并不复杂。接到公司传来的名单后，他会根据接待对象的要求以及个人的嗜好，有针对性地选择重庆当地的旅游公司，然后签委托书，付预付款，至多也就是委派自己的一个职员全程陪同，一半是监督，一半是协调，最后付尾款。
一年多来，钟新明一帆风顺。但钟新明不满足于自己的领地仅仅是巴掌大的重庆。公司付给他的薪金并不怎么丰厚，但薪金之外的收入却让人眼热。不说重庆本地的旅游公司争着与他套近乎，即便是各大酒店、宾馆、娱乐场所也都视他为财神，钱不少给，玩也不少玩，无论走到哪里，很少有他出钱付账的时候。他尽管沉醉于其中，但更想圈子再大一点儿，他想到了成都，想到了昆明，想到了重庆以外的地方，公司若是能够把重庆以外的地方也交给他做，那将是一幅多么灿烂辉煌的美景啊。他心里清楚，这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就看自己怎么争取了。
目前凯瑟琳公司仅仅在上海和重庆两地设有代办处，其他地方的接待工作都是公司直接委托当地的旅游公司。前些天他打电话找北京的同学，也是他进入到凯瑟琳公司的介绍人，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打算，同学说问题不大。可是昨天又突然来电话，说是出事了，不知道是谁向公司告了钟新明的状，一提到扩大重庆代办处的事，老板想都没怎么想就一口回绝了。
同学说有些事电话上说不清楚，还是面谈为好。真是天晓得，是谁有如此大的能耐，能做到直接捅到国外？他前思后想地排了一大堆人，但就是找不出来是谁，谁都像，又谁都不像。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自己什么把柄落在了外国人手里。
他猜测做这事的人一定是了解自己的人。但自从妻子去世后，他没有再娶，与妻子家人也几乎断了往来，看来这一方面不会。况且即使有，手也伸不到国外。
那就是平时往来的人了，最可能的当然是代办处内部的人，只有他们知内情，也能捅得到国外。但他或他们还应该是恨自己的人。
谁恨自己？要说恨他，钟新明自己认为这样的人不会有。他心细，懂得如何照顾到代办处里每一个人的利益，他也和善，从来就没有与谁红过脸，他还够情义，就拿原先的秘书来说吧，一家旅游公司高薪挖她，钟新明很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心平气和地同意了她的离去。或许是谁觊觎他的职位？但这也不可能。
上任伊始，他就对这样的风险做好了防备。他得到这个职位，不仅仅是凭借同学的关系，还有他年届不惑的沉稳作风、曾任青年旅行社副总的业务素质，再有就是他经营多年的重庆旅游界的社会关系。正因为如此，他招聘代办处职员时，特别注意不能有任何人在这些方面可与自己比肩，哪怕接近都不行。所以，他的手下多是年轻人，多是女性，多是易于满足外企收入高而缺乏事业心的人。总而言之都是不能与自己竞争的人。
那究竟是谁呢？
这个究竟是谁的问题，钟新明直到秘书来接他到机场时，仍旧是百思不得其解。
秘书姓柳，叫柳倩，名字起得水气十足，人长得也是粉黛蛾眉，漂亮是漂亮，但钟新明总感觉有一丝妖媚之气。柳倩爱说，虽则到代办处时间不长，可是里里外外她都搞了个一清二楚，钟新明的秘密她知道得不少，但钟新明对她却所知甚少。
柳倩开着车，问东问西的，钟新明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若在平时，钟新明也许会与她调侃几句，可这会儿他一点儿心情都没有，仿佛总是提不起精神。
车子开进了机场，柳倩在候机大厅的门口没有停车，而是把车直接开进了停车场。钟新明行李不多，仅一件手提箱。钟新明提着箱子往候机大厅走，柳倩紧随其后。突然，柳倩“哎呀”叫了一声，说是车门没有锁就往回跑，钟新明像是没有听见一般照样向前走。
这时，一辆轿车正慢悠悠地往他这边开过来，钟新明本能地停住了脚步，显然是想等车子开过去，但就在他停下来的一瞬间，那辆轿车突然加速，直直地冲着钟新明撞了过来，还没有等钟新明有所反应，只听得“砰”的一声，他被撞得向左前方弹了起来，又很快落到地上，车子顺势从他的后腰上碾了过去。
这时天刚蒙蒙亮，候机厅前的广场上空空的，目睹这一场面的只有两个人：柳倩和停车场的守场人。
他们俩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及至喊出声来，那辆轿车已经绝尘而去。
钟新明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断了气。
警方调查时，问及柳倩和停车场的守场人，是否记住肇事车的车号，守场人说没看，但肯定是一辆灰色的桑塔纳；柳倩说看得清楚，车号是渝BA-49563。警方迅即查阅车档，发现这一牌号的车是重庆某单位的车子，可是在出事前一天晚上被盗，已报案。
到了晚上，警方终于在渝长公路五十四公里处发现了这辆车子，估计是被肇事者丢弃的。警方认定是偷车人驾车撞死钟新明后逃逸。
钟新明出事后的第五天，一位特意从青海来为钟送葬的人突然向警方提出寻求保护的请求，理由是有人正在按计划实施谋杀，前两个目标已经得逞，第三个目标就是自己了。
女警官文静看到这份寻求保护的材料，一下子涌出一种影视剧的虚构感觉，依据她的经验，许多人都是在无法解释巧合的时候，联想到有意而为。于是自然会生发出许许多多虚张声势般的臆想，臆想的时间越长，反证就越少，从而真实感就越来越强。可是当她看完这份材料后，她断定这是真实的。
真实就在于巧合得有条不紊，巧合得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这根本不是巧合，而是有条不紊的谋杀，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谋杀，甚至是有恃无恐。
文静知道自己遇上了不寻常的谋杀案。
寻求保护的人名叫丘敏，四十二岁，青海平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据称，他与凯瑟琳公司重庆代办处的负责人钟新明是小学同学。钟新明出事后的第二天，丘敏接到另一位小学同学、现在北京工作的杨奇的电话，说钟新明出了车祸，临咽气前嘱秘书告知杨奇和丘敏，希望死后他们二位能到重庆为其送葬。他们都是一起在北京上的小学，其后一直保持很深的关系，往来也很频繁。
钟新明的遗愿，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推却的。于是两人分别从北京、青海乘上飞机，几乎同时抵达了重庆。开始，大家都认定钟新明死于交通事故，只不过肇事人还没有缉拿归案。可是钟新明出事后的第三天，就在杨奇准备从重庆打道回府的时候，他自己也出事了，也是被车撞死了，也是一辆灰色的桑塔纳。
这种巧合，让丘敏开始产生了怀疑。
杨奇出事后的第二天早晨，丘敏准备到机场接杨奇的妻子，刚走出酒店，在等候出租车的时候，又是一辆灰色的桑塔纳发了疯似地冲了过来，要不是门卫拉了他一把，恐怕他现在也已作古了。
文静把三次车祸发生的时间、地点列了出来：
9月4日，早晨6点40分，江北机场，钟新明遇难。
9月7日，晚上9点50分，石小路，杨奇遇难。
9月8日，早晨7点30分，重庆大酒店，丘敏险些遇难。
警方已决定派人护送丘敏回青海，日期就定在明天的下午。文静看了看表，这时已经下午5点多钟了，于是打电话到重庆大酒店约好了丘敏，立即动身前往。她想在丘敏临走前再多了解一些情况，也打算以此作为介入侦查的第一步。
文静到了酒店，没有直接步入，而是站在门口，四处张望起来。酒店的门口大都一样，但文静注意到，行车道正对着门的路面是平的，而两面是下坡道，当时丘敏站在这里等待出租车的时候，那辆肇事车无论是从哪个方向冲过来，势必经由一段上坡道，也势必影响了车行的速度，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平日里不起眼的东西，关键时刻就能发挥作用，甚至救人性命，假如没有这段上坡道，即使门卫的动作再快，丘敏肯定也是凶多吉少。
谋划者如此固执地用同一种方式，置不同的三个人于死地，难道他就没有事先勘测、准确估算一下吗？对这一点，是一时疏忽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文静把这个疑问牢牢地刻在了心底。
丘敏住在803号房间，这是一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兼起居，里面一间是卧室。显然丘敏已等候多时了，他衣着整齐，像是随时都要出门的样子。
文静自我介绍之后，便坐了下来。说心里话，她对丘敏第一印象极差，总感觉胃里像是在吐酸水，难受而又难言。丘敏的着装根本不像经商的，活脱脱一个戏子的模样。他头发后掩，油光锃亮，散发出一股令人掩鼻的怪味。上身套着一件粉色的衬衣，说是套，因为衬衣大了一号，他又是溜肩，穿在身上垮兮兮的；他长相粗陋，鼠眼、一张不规则的脸庞，只是一副金边细框眼镜，稍许让人看得柔和一些，也显露出他是一个精明之人。
丘敏的头一句话让文静吃了一惊，她就像是不相信自己耳朵一样怔住了，直到丘敏又重复了一句，她才听明白。
“你们在门外派了几个人？”
文静不明其意地问：“派人？派人来干啥？”
“干啥？不派人叫什么保护？不会是就派你来的吧？”
“派我来保护你？对不起，你弄错了。我是来了解情况的。”
丘敏脸上明显露出失望的神情，他心事重重地打量了一下文静，大概觉得眼前这个单薄的女警察不保险，于是走向门口，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扭了扭门柄，证实上了锁，这才反转身来，如释重负似地在文静对面坐了下来。
他优雅地做了一个请喝水的手势，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你还想了解些什么呢？”
“你认为有谁想要谋杀你？”
“我就是因为想不出来，才寻求你们的保护的嘛，我要是知道是谁，告诉你们直接抓起他来不就行了？”
“问题恰恰是假如你不知道是谁或者说可能是谁，被动的保护，你认为可靠吗？”
“保护公民不受侵害，不就是你们的工作吗？”
“一点儿不假。可是你应该想到，干这件事的人相当精细，也相当固执，不达目的他不会罢休的。我们能保护你一时，但却保护不了你一世，况且你明天就离开重庆了，谁能担保凶手不会穷追到底，尾随到青海呢？”
丘敏似信非信地眯起了眼睛说：“你不是在吓唬我吧？”
“我会吗？”
“可是我把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想过了，就是想不出来是谁。”
“那是你想的方式错了。这个人，这个已经杀死钟新明和杨奇的人，既然把你们三个人视作目标，那一定是与你们三人都有瓜葛的人。你是不是从这方面再想想？”
丘敏觉得文静这话有道理，于是右手指有节奏地点着额头，想了一会儿，但最后还是摇摇头说：“想不出来。”
“有没有你们三人在一起时得罪过谁呢？”
“得罪？得罪过谁呢？”丘敏不易察觉地愣了一下，又马上恢复了迷惘的表情，“还是想不起来。”
“这样吧，你就谈谈你们三人之间的事吧，比如怎么认识的？是不是经常在一起?在一起一般都做些什么？请你讲细一点儿，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凶手归案了，你才能算是真正安全了，对吧？”
钟新明、杨奇还有丘敏的父亲原先都是北京某部的军官，三人家都住在军队大院的一栋楼里，小时常在一起。后来，钟新明父亲到了重庆，丘敏的父亲去了青海，只有杨奇的父亲留在了北京。尽管天各一方，但三人还是时常通信，及至成家立业，这样的联系依旧维持着。这三个从小玩大的同伴混得都不错，经济也挺宽裕，丘敏大学毕业后先是在银行，后来到了保险公司，时间不长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交椅；钟新明大学毕业后分到重庆外办，干得不过瘾，又折腾着去青年旅行社；杨奇到国外镀了几年金，回国后在一家外企工作。多年来三个人见面不多，但联系紧密，三年前杨奇提出三个人每年都聚一次，大家一拍即合，由此开始轮流到青海、北京、重庆三地相聚。
丘敏断断续续地谈着，文静用心地听着，但说来说去，总是漫无边际，看样子丘敏不想对此说得过多过细。文静心想这样谈下去终归一无所获，所以她直接请丘敏谈谈到重庆来的始末。丘敏说是接到杨奇的电话，约好过来为钟新明送葬的。
“请你们来，实际上是钟新明提出来的？”
“是他。”
“他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据杨奇讲，是钟的秘书用电话向杨奇转告的。”
“秘书没有给你打电话吗？”
“秘书说钟新明说出杨奇的名字之后就断气了。”
“你这是听杨奇说的，还是听秘书说的？”
“听杨奇说的。”
“钟新明的秘书叫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我还见过，叫柳倩。”
文静的第二步，就是要调出钟新明与杨奇的事故报告看一看，然后再去出事的地方转一转，她是想尽可能地排除一切偶然性。偶然性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就会凸现出来。
第二天早晨，文静起了个大早，驱车直奔江北机场。江北机场候机大厅共有三个出入口，中间的那个，也是最宽敞的那个，一般都关闭，只留有左右两边两个出入口。从习惯而言，乘飞机的大都从右边出入口进入，因为一系列的登机手续都是在大厅这一侧办理。左边一侧实际上是下飞机后的出口。从材料上得知，那天钟新明是要到北京去的，那么惯常的次序应该是送他的车子先停在右出人口，待他下车后，再开到正对中间大门的停车场。
文静坐在车里，看见不少的乘机人都是依照如此的顺序行事的。假如钟新明那天也是如此，那车祸发生的可能性就等于零，因为下车后只要跨出三四步，他就可以进入候机大厅了。可是那天偏偏次序变了，送他的车子没有在右入口处停下来，而是径直开到了停车场。从停车场走到候机大厅，必须经过一条宽约十米的车道，于是那辆灰色的桑塔纳全速冲了过来，碾死了钟新明。
单就这种停车先后次序而言，偶然性极大，可是若联系杨奇的死，和丘敏差一点儿死的事件，这种次序的改变就有了另外一种可能。
要是钟新明自己开的车，偶然性要大得多，可是那天是别人开的车，是代办处的秘书柳倩，于是偶然性与有意性就差不多一样大了。可是如何排除次序的偶然性呢?
文静还没有见到柳倩，不知道这种次序的改变，是不是钟新明的意思。尽管没有见到柳倩，而文静可以猜到，若是向柳倩问起次序的事情，不管她怎么说，也无法判断真假，因为钟新明已经死了。所以，只能换一个角度来思索次序问题。
那辆灰色的桑塔纳显然是有意而为，撞死钟新明是事先预谋好了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方才那个次序问题，似乎容易一些。预谋者计划在机场撞死钟新明，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许多事情做起来并不难。比如说知道钟新明乘坐航班的时间、钟新明出现在机场的时间、肇事车辆的准备等等。可是有一个步骤，预谋人是如何计划的呢？假如钟新明停车次序依照常规，撞他的车子不可能闯进大厅吧？也许钟新明乘飞机时，停车的次序历来如此，可是历来如此是靠不住的，它并非一定如此，这一点儿文静不相信预谋者会忽略。
预谋者一定不是那类得着机会就下手的运气主义者，而是精确计算者，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他一定会设法让钟新明也按照他的计划表行事。对了，真可能是如此，次序是替钟新明安排好的，使得钟新明有一个被撞击的条件与机会。
柳倩有嫌疑。
猛然间，车窗外有人晃动着什么，文静定神一看，是一面橘红色的小旗，她连忙摇下车窗，这才知道是停车场的守场人上前收停车费来了。文静交过费后，又拿出警官证请守场人看了一下，便问起前几天撞人的事。
守场人年约五十六七岁的样子，他打量了一下文静，不太高兴地说：“又来了，没完没了的，我说记不住车号，怎么就不相信呢？”
文静一时语塞，只好说：“请你再想想看。”
“车子开得飞快，开车的人长什么样都看不清楚，更别说车号了。”
“开车的人是男是女呀？”
“男的吧？看不清楚。”
“可是另外一个人怎么就记住了车号？”
“你是说的那个女的吧？”
“对，就是跟死者一起来的那个人。”
“那谁知道呀，兴许是有特异功能吧？”
柳倩不仅记住了车号，而且五位数字一个不差。不是文静多疑，而是这有些不可思议。当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在刹那间发生的，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思想准备，车子绝尘而去，且不说车牌做些伪装，诸如用物遮盖，就是不做伪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记住车牌号，实属不易，更不用说记得一字不差了。要不守场人说柳倩有特异功能呢！假如柳倩说没有记住车号，或者说只记住了其中几个数字，可信度就会高得多，可是为什么柳倩坚持说记住了，而且后来证实确实如此。
是偶然还是有意？若偶然，即使真的记住了，也许会说没有把握，以减小可能因此而来的麻烦；若有意，即参与预谋，出于避嫌的本能，她也应该说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她而言有百利却无一害，可是为什么她说记住了，还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
守场的人怕文静不相信，又对文静说：“警察同志，要不咱们现在瞧路过的车子，只看车尾，看看有几辆你能记住车号的？”
文静一听，这倒也是个办法，于是她饶有兴趣地和守场人一起试着记车号。结果过往三辆车，能完全记住牌照号的只有一辆，而且还是走走停停的一辆。
文静摇摇头，陷入沉思，柳倩为什么能记住车号呢?
